一、欧洲燃起革命的火焰
马克思刚刚写成《共产党宣言》，欧洲各国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1]1848-1849年欧洲革命，是由革命前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引起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产业革命，法国产业革命已取得重大成就，德国产业革命也已开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发生尖锐的矛盾。当时，法国七月王朝代表着金融贵族的利益，剥夺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且“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2]。德国国家分裂，经济落后，农村中盛行着封建农奴制，贵族诸侯实行专制统治，人民没有丝毫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奥地利是各民族的牢狱，帝国统治者对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实行野蛮的奴役和掠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现实的社会生活孕育着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1845-1846年欧洲各国普遍发生农业歉收，1847年又发生遍及许多国家的经济危机，“从伦敦西蒂的巨贾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3]，都遭到危机的冲击。这两个经济事件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
1848年1月12日，意大利的巴勒摩起义，揭开了革命的序幕。2月22-24日，巴黎发生革命，巴黎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以武力控制着巴黎”[4]，迫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二月革命推动着欧洲各国革命的发展，巴黎成了“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5]。
二月革命在奥地利引起强烈的反应。3月13日，维也纳市民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工人、小商人、资产阶级等各阶层人民一致行动，反对被一切人所嫌恶的梅特涅政府。在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梅特涅被迫下台，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府，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二月革命鼓舞下，德国西部各邦先后出现革命形势。1848年3月8-9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德国来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真正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经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6]。3月18日，柏林武装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包围王宫，迫使国王威廉四世下令撤军停战，任命大资产阶级代表康普豪森、汉塞曼组织内阁。人民革命的风暴，沉重打击着普鲁士的封建势力，“那时近卫军怀着切齿的仇恨撤出柏林，那时普鲁士亲王不得不换上邮差服装从柏林狼狈逃走，那时人民在王宫前面迫使国王向三月革命牺牲者的尸体脱帽致敬，而高等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不得不按住因国王受到这种屈辱而引起的愤怒……”[7]
欧洲各被压迫民族，也从二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鼓舞。波兰、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等国普遍燃起民族解放的烈火。
欧洲沸腾起来了！恩格斯欢呼道：“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8]
[1]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
[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经济状况》（1849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7页。
[4]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48年3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01页。
[5]《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3日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附录），第586页。
[6]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3月8-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2-133页。
[7]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36页。
[8]恩格斯：《巴黎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48页。
二、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马克思以满腔热情欢迎法国革命。他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向法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对人类作出了伟大贡献，坚信“同法兰西紧紧毗邻的民族将最先追随法兰西走上它刚刚走过的道路”[1]。
3月1日，马克思收到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信，临时政府热烈赞扬马克思“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精神，衷心欢迎这位“勇敢而正直”的自由之友重返巴黎。信中写道：“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敞开着大门。”马克思接受了邀请，准备奔赴法国。
这时，比利时也出现革命形势。比利时王国政府一方面放出空气，好像只要人民愿意，国王利奥波德就准备逊位，“这是对比利时民主派设下的圈套，目的是使他们不要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来反对这样慈祥的国王”[2]。另一方面把大批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者投入监狱。政府还故意挑拨比利时人民与侨居布鲁塞尔的外国人的关系，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转移人民视线；并以所谓“身份证欠妥”或“没有工作”等为借口，把大批外国革命者逮捕入狱，驱逐出境。比利时政府的政治迫害，很快落到当时担任布鲁塞尔国际民主协会副主席的马克思身上。
1848年3月3日下午5时，比利时政府下令马克思必须在24小时内离境。当天晚上，马克思正在收拾行装，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警察闯进他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蛮不讲理地把他逮捕。
马克思被捕后，他的夫人立刻去找著名律师、国际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马克思夫人回家的时候，警察竟然在家门口把她逮捕，极其粗暴无礼地把她与一些流浪女人关在一个监狱里。她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比利时政府对马克思的迫害，特别是对马克思夫人的侮辱，激起了广大公众的愤怒和抗议，迫使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天释放他们，并把逮捕他们的警官撤职。但是，当他们从狱中出来，24小时的期限已到。他们只好匆忙离开布鲁塞尔，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来不及带走。
3月5日，马克思来到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巴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领导机构。
二月革命爆发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不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秘密宣传团体。同盟在德国大约有30个小组和支部，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盟员，在国外领导着一些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3]。
由于法国爆发革命，设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自己的职权移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以便就近指导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当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当地已实行戒严，不能从事任何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已决定离开布鲁塞尔。3月3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巴黎；授权马克思独自实现中央委员会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亲自选择人员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3月11日，马克思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沃尔夫、沙佩尔等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德国形势。革命前夕，他们已经深深感到德国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十分激化：“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4]这种情况表明，革命的形势日益逼近。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命寄予很大的期望，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现在德国革命已经爆发，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和德国的情况，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经过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全体中央委员署名发表。
《要求》共有17条，全面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经济要求。
第一，“全德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德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必须打倒各邦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因此，争取国家统一和推翻封建王朝的任务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消灭封建制度。《要求》提出，必须取消一切封建贡赋、代役租和劳役，废除封建农奴制。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第三，改善群众生活。《要求》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提出立即实施普遍免费教育，取消食品税，组织国家工厂，保证所有工人都有生活资料，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的生活等。
第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要求》提出：建立代议制国家，凡年满21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发给议员薪金，使工人代表能够参加议会；实行全民武装，使人民掌握强大实力。
第五，限制私有财产，国家掌握运输工具。《要求》提出：没收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以及一切矿山、矿井等归国家所有，限制继承权，实施高额累进税；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公路、运河、轮船、邮局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归人民支配。这些措施，已经超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第六，《要求》向德国人民发出庄严的号召：“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5]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文件。它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发给每个回国的盟员和革命工人，并于4月初在许多民主报纸上发表。1848-1849年，这个文件在德国各地广泛流传，在许多群众集会上宣读和讨论，成了新闻记者活动和人民演讲家讲话的重要材料。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当时，在巴黎组织革命军团的风气很盛行。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都结成队伍，准备解放自己的祖国。以海尔维格和伯恩施泰德为首的巴黎德国民主协会，也积极组织义勇军团，准备开进德国，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德国民主协会这个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组织，还在德国工人中煽动民族成见，分裂工人队伍，并且打着革命的旗号，向法国群众要服装、金钱和武器，败坏德国革命者的声誉。法国临时政府为了把外国革命工人赶出巴黎，积极支持组织义勇军团，并答应给予他们一些物质帮助。
马克思坚决反对组织义勇军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6]的做法，认为革命既不能输入，也不能输出，“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7]。同时，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一开始就对外国革命工人采取敌视态度，它完全有可能把义勇军团出卖给德国反动派，把既缺乏训练、又没有武器的徒手工人送去听任德国反对军队摆布，这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而且，当时维也纳、柏林的人民起义已取得胜利，组织军团已毫无意义。
海尔维格和伯恩施泰德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并纠集一小撮无赖之徒，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由于拒不服从同盟的决议，不久伯恩施泰德被开除出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