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反对革命斗争，宣扬和平改良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些“奇谈怪论和抽象说教”的英雄。他们被欧洲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吓得心惊胆战，对革命斗争百般指责。赫斯在回答“共产主义者是不是革命者？”的问题时说：“革命是过了时的政治手段。叛乱是野蛮的举动，巷战的胜利也是不必要的。”并公开宣布：“我们所介绍的不是我们自己就敌视和极厌恶的革命，而是循以应该避免革命的学说。”他们对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旧世界更是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暴力革命违背了“相亲相爱”的原则，是根本要不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库尔曼认为，在同享欢乐的未来时，“不要破坏和消灭挡着你们去路的障碍物，而要绕过和抛弃它们”；“不要用暴力，而要用自由的劝说”。这个受到某些善良的笨人称赞的“先知”写道：“……很多人说：‘当妨碍我们建设的旧制度还存在着的时候，我们怎能建设新的生活呢？难道不应该早些破坏它吗？’最有智慧、最有德行和最神圣的人回答说：‘决不应当，如果你和别人共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它已经陈旧了，并且使你感到拥挤和不舒适，可是你的邻居仍然希望住在里面，那末你就不要拆毁它。’”[4]
第五，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把德意志民族标榜为模范民族。
“真正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后，在德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迅速传播开来。因为德国当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工人运动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惴惴不安。他们希望找到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能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出路。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一箭双雕。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在德国广泛流行起来了。
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密切注意它的活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收到从德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得悉这派代表人物正在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扩大自己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德国革命的危害性。虽然他们相信这一小撮德国空谈家断送不了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斗争的实践将会彻底揭穿他们的反对面目和欺骗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这里没有其他民族所具有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而这种情况本来就削弱着共产主义意识的尖锐性和坚定性，在这样的国家中毕竟应当反对一切能够更加冲淡和削弱对于共产主义同现存秩序的充分对立性的认识的词句。”[5]由于这一派的思潮已经严重危害了日益激烈的德国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因此，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便把这一派当做最危险的派别，把它的代表人物当做最危险的人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中，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力图保存宗法的小资产阶级关系的观点。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无产阶级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不是为了倒退到小私有制，而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企图保全小私有制，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反动的。因为，德国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德国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因此，“保全这个小资产阶级，那无异就是保全德国的现存制度”[6]。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护德国封建统治制度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自然的敌人，无产阶级当然要反对资产阶级。问题在于，德国当时是一个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取得政权，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而且还是当时德国各邦封建专制政治的“最危险的敌人”。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决不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外，更不应该把革命斗争的主要锋芒从封建统治阶级转向资产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末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7]
“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充分暴露了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治及其一班随从——僧侣、学监、顽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些资产阶级的稻草人”[8]。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泽米希之流声嘶力竭地攻击资产阶级，号召无产阶级“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永远不要推翻“现存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有合法的权利领受反对政府的感谢和奖赏。但是，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听信了他们的谬论，德国反对专制制度就要“长久安如磐石了”。[9]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论调。
宣扬抽象的人性，用爱的梦呓反对阶级斗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中，也像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一样，思毫没有革命的气味，所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是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而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是没有的。早在1844年初，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说：“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0]1845年初，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12]。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各个阶级“共同的人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不同，“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13]。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抹杀人们的阶级区别，用“我们都是人”来掩盖人们的阶级对立的谬论，恩格斯讽刺地写道：既然人和人的区别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人和其他物体的区别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14]
在阶级社会里，爱是有阶级性的。剥削阶级决不能“爱”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也决不能爱剥削阶级。他们决不能“彼此相爱”、“普遍和谐”。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决不能通过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彼此相爱”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革事物的现状。”[15]因此，把共产主义说成是爱的世界，宣扬不分阶级彼此相爱，取消阶级斗争，这是根本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人们的普遍的爱了。因此，它不是向无产者，而是向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呼吁，就是向抱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呼吁；它一切是向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呼吁”[16]。
复次，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谬论，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恩格斯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辩论时也指出，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主义者“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其他手段”[17]。“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目的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维护一切剥削者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库尔曼反对暴力革命的谬论时写道：“他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世界上的一切有产者和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1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枪弹给德国工人起义苦头吃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19]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德意志民族标榜为模范民族，把德国市侩推崇为人的模范，这不过表明他们的“傲慢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20]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谓德国人超越于一切民族狭隘性和现实利益之上，它所追求的是不分民族的普遍利益等谬论的虚伪性。他们指出，夸大德意志民族的作用，反对其他民族人民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这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在德国共产主义者中，许多人是从黑格尔通过费尔巴哈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却不能摆脱费尔巴哈意识形态的羁绊，继续宣传费尔巴哈陈腐的哲学观点。因此他们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当他们把法国社会主义翻译成德国哲学语言时，他们既不懂法国社会主义是法国现实阶级斗争的理论反映，又不懂德法两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因而抛弃了法国社会主义中批判现存制度的积极因素，而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为泛爱的说教，变成一种反动的理论。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面临破产威胁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21]。“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情绪。恩格斯在批判卡尔·格律恩时写道：“他对革命的全部攻击就是小市民的攻击。他对自由主义者、对七月革命、对保护关税的憎恨极明显地表现出受压制的饱受小资产阶级独立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憎恨。”[22]恩格斯这一段话，对整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是适合的。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40页。
[2]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76年12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3页。
[3]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4页。
[4]同上。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7页。
[7]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1847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497页。
[9]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52页。
[10]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1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4页。
[13]同上。
[14]同上书，第541页。
[15]同上书，第38页。
[16]同上。
[17]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