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由于这部著作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很不容易找到一个甘冒风险的出版商。马克思的拥护者魏德迈曾经为此多方奔走，但是没有结果。原来威斯特伐利亚两位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富有的企业主迈耶尔和雷姆佩尔答应提供出版经费，但当他们了解著作内容后就完全改变态度，拒绝给予资金帮助。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气愤地写道：“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12]这部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完整出版，只有部分章节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既然已经达到为自己弄清问题这个主要目的，也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3]。
幸好，这部珍贵的手稿并没有完全被老鼠的牙齿批判掉。虽然手稿部分章节已经残缺，但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遗物时，发现这部手稿基本还是完好的。恩格斯非常高兴，把其中一些章节朗读给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和当时经常拜访他的伯恩施坦听，并且兴致勃勃地回忆将近四十年前的情景。他曾经打算整理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后来于1932年在苏联首次全文发表。这时距离写成已经86年了。
[1]哈尼：《致恩格斯》（1846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37页。
[2]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3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5]同上书，第22页。
[6]同上书，第554页。
[7]同上书，第5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9]同上书，第81页。
[10]同上书，第3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12]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七、《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对新世界观的阐述，这部著作在1847年春天用法文出版。
《贫困的哲学》出版前，蒲鲁东曾把该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1846年12月下旬，马克思得到了这本书。他用两天时间读了一遍，于同年12月28日写信给安年柯夫，指出这“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1]。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从唯心主义出发，完全颠倒了经济范畴与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要改变范畴，不必改变现实生活；只要改变范畴，现实社会也会跟着改变。这样，“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2]。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无法探索出历史的真实进程，完全不理解“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3]。
蒲鲁东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反对共产主义。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实际上就是他的矛盾的经济地位的反映。他“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4]
为了反驳蒲鲁东的谬论，马克思于1847年初用法文写成《哲学的贫困》，并于同年7月出版。这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著作，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指出，任何经济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因为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经济范畴也会不断变化。蒲鲁东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经济范畴当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他把每个经济范畴都分为好与坏两个方面；好与坏的综合，形成新的范畴。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发展，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很显然，这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
蒲鲁东以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好的方面，社会主义者则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坏的方面，只有他既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批判了共产主义，完成了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的综合，找到了解决矛盾的科学公式；因此，他自以为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指出，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超越两者，而且远在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5]。
构成价值论是蒲鲁东经济学的基础。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某种产品的数量超过了按比例所需求的份额，多余的部分就不被列入社会财富。凡是产品能够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被列入社会财富之内，它就成为构成价值；反之，如果不被社会承认，就是非价值。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建立人民银行，组织市场交换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和建立新社会的工具。他自以为构成价值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其实这不过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拙劣翻版。“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实社会当作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作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6]
蒲鲁东反对工人提高工资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提高工资决不会引起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的普遍提高。实际上，普遍提高工资只会使利润普遍下降，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这就是说：“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决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贫困的加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7]蒲鲁东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的主张，完全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是工人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这种组织最初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逐渐具有政治性质。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8]。
在与蒲鲁东论战时，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更替。马克思写道：“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9]马克思在阐明“生产力”概念的内容时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包括劳动者，“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初步形成。马克思指出，价值起源于生产和交换的一定历史阶段。人类劳动的产品，只有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即在生产具有社会性，而劳动还不是直接社会劳动的时候才成为商品。因此，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也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点。虽然这时他还借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等概念，但已给予全新的内容。他指出，“劳动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购买和使用这种商品，可以获得劳动剩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剩余的必要条件。在雇佣劳动制度下，“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10]。这是必然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两重结果：“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11]马克思这些深刻的思想是以论战的形式出现的。在这部著作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12]。
《哲学的贫困》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它大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做了重要的准备。在欧洲革命高潮前夜问世的这部著作的结尾中，马克思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工人阶级必须树立这样的思想：“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马克思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最初文献，是科学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伟大成果，也是成熟的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为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1]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6页。
[2]同上书，第486页。
[3]同上书，第478-479页。
[4]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7-488页。
[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
[6]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2-93页。
[7]同上书，第192页。
[8]同上书，第196页。
[9]同上书，第144页。
[1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页。
[11]同上书，第155页。
[12]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