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派把现实事物归结为范畴和概念，从范畴和概念推出存在，表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和完全无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果实”这一概念同具体果实的关系，具体而生动地揭穿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荒唐可笑。按照思辨哲学的观点，“果实”这一概念是各种果实（梨、苹果等）的真正的本质，某一具体果实（例如梨）则是“果实”这一概念的单纯存在形式，各种具体果实的本质不是它们那可以感触得到的具体特征，而是从各种果实中抽象出来的“果实”这个概念。虽然各种果实的具体特征是不同的，但在思辨哲学家看来，它们都是共同的东西，都是“果实”！这样一来，具有不同特征的现实的果实变成了观念上的“果实”。自然界丰富多彩的果实不见了。人们无须去认识各种果实的具体特征，只要知道它们都是“果实”就行了。但是，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3]
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也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从思辨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归结为“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的对立，用扬弃概念代替现实的阶级斗争，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决不是幻觉和幻想，而是“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4]。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决不是消除“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所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埃·鲍威尔时讽刺地说：“如果社会所必须摆脱的只是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那末为社会‘克服’和‘扬弃’这两个范畴，对任何一个甚至比埃德加尔先生更低能的辩证论者来说，都该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啊！”[5]
无产阶级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在思想上千百次克服、扬弃、铲除“拥有”和“不拥有”、“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些范畴，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这个活生生的现实；“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6]。
因此，他们坚决抛弃思辨哲学的抽象说教，为了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为了改变自己的非人景况，为了彻底解脱资本主义的枷锁，必须坚持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
《神圣家族》一书，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梯。
[1]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2页。
[4]同上书，第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6]同上书，第105页。
十四、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和《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1844年6月，德国发生震撼整个欧洲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次起义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在这个还存在着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生活非常困苦。西里西亚是德国纺织工业的中心，这里的工人受到工场主、包买商的剥削，也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工资很低，劳动时间很长，劳动条件很恶劣。他们的生活还不如监狱中的“犯人”。40年代初，西里西亚的工场主为了与英国商品竞争，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降低成本，这种情况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人们在一首战歌中，愤怒地控诉了资本家的罪恶：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法庭，
它比弗迈还要凶狠，
在这里法官不用宣判，
很快就夺走了人的生命。
这里的人被慢慢折磨，
这里是一个拷问室，
这里有很多人呻吟叹息，
证明着他们的不幸。
茨万齐格尔兄弟是刽子手，
他们的家仆是帮凶，
一个个都仗势欺人，
一点也不留情。
你们这些无赖，你们这些恶魔，
你们是地狱里的坏鬼，
你们夺取了穷人的财产，
你们应该受到诅咒！
1844年6月4日，织工们唱着这首战歌，走过当地最大的工场主茨万齐格尔的住宅时，许多人遭到毒打并被拘留。工人们愤怒万分，当天就捣毁了茨万齐格尔的住宅。第二天，在彼特尔斯瓦达渥和兰根比劳两地，有三千多工人成群结队捣毁工场，烧掉债务票证。在政府调来大批军队进行镇压时，工人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与军队展开血战。这次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西里西亚工人阶级以自己英勇的战斗，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恩格斯在1845年所写的《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中，对西里西亚的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发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铁路建筑工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的产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工和局部起义来响应……现在运动差不多扩展到了全国，并且还在继续平稳地发展。”[1]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向德国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未来的战友威廉·沃尔夫，在起义发生后不久，写了《西里西亚的贫困和起义》一文，随后又写了《西里西亚状况》。在这些文章中，威廉·沃尔夫热烈赞扬了工人的英勇行动，阐述起义的真正原因，指出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西里西亚的工人清楚地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清楚地懂得，只有通过革命和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的景况。
德国革命诗人海涅听到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写诗控诉德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侨居在英国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也表明自己与德国工人站在一起。而阿尔诺德·卢格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抱着敌对的态度。他在起义发生后不久，用“普鲁士人”这个可疑的笔名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竭力贬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意义，认为这次起义不过是单纯地方性的事件，“决不会引起国王和行政机关的丝毫‘恐惧’”[2]。他否认织工起义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把工人的贫困状况曲解为非政治国家的特点；他肆意诬蔑德国无产阶级，说他们“除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厂、自己住的那个地区以外，什么都看不见”[3]。他还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活动，认为无产阶级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会削弱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卢格的观点，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仇视和害怕工人运动的反动本性，对于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极为有害。
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为了阐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原因、性质和意义，为了彻底批判卢格的反动观点，肃清卢格的观点在工人运动中和革命阵营中的影响，马克思于7月底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作了深刻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