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家们为了标榜自己比老师更高明，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他们既没有深入批判黑格尔哲学，更不能从它里面吸取科学的成分，只是简单地指责它，把它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
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认为，对待黑格尔哲学，必须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这就是“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7]。这时马克思虽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看出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和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更没有对它全盘否定，而是细心地分析它的体系和方法，区别它的谬误和正确的因素，摒弃其中荒谬和错误的成分，继承和发扬其中合理的、科学的成分。通过认真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他特别强调辩证法的革命精神，指出“辩证法也是湍急的洪流，它把无数的和有限的事物击破，把独立的形式推翻，把一切都沉没于一个永恒的大海”。他从这一点出发论证哲学革命对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他的态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博士论文》表明马克思比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已经大大前进，决心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从此以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来越大。
马克思在参加《莱茵报》工作以前，曾经打算与布鲁诺·鲍威尔共同撰写一部著作，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官方哲学家，“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18]。1842年6月，布鲁诺·鲍威尔出版了《对黑格尔、无神论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以讽刺的文体对基督教和教会僧侣进行批判。按照原来的分工，马克思应该写作《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论基督教的艺术》。他写了一份初稿，但是后来没有改写，初稿也没有发表。主要原因是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
布鲁诺·鲍威尔在《末日的宣告》中虽然声称“哲学是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哲学“应以推翻现存事物为目标”；但是，这部著作基本上仍然只是对宗教作抽象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国家，因而背离了当时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这使马克思很不满意。马克思指出：宗教不过是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反映；把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国家政权，而仅仅局限于宗教，这不仅是不够的，而且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马克思说：“宗教本身是并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因此，为了推翻现实存在的封建专制统治，必须“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19]。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国家，批判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20]。《末日的宣告》把注意力从政治问题转向宗教问题，分散了民主革命运动的战斗力，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反动统治。马克思没有出版《论基督教的艺术》，表明他在政治上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不愿再与他们合作。
不久，马克思又在出版自由问题上与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严重分歧。当时，德国反动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特别严格，“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21]。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1841年12月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以代替1819年的旧法令。新书报检查令是反动和伪善相结合的典型，它一方面表示要放宽书报检查，另一方面却对写作活动加上比旧法令更加无理的限制。
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为新法令的虚伪词句所迷惑，对这个反动法令大加赞扬。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尔把颁布新法令称做“一个伟大的、美好的时刻”。青年黑格尔派的言论，客观上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妨碍了民主革命运动的进展。
同青年黑格尔派相反，马克思对“把人兽化”的普鲁士王朝不抱任何幻想，对新检查令的反动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先后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和《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彻底揭穿了新检查令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美化新检查令、维护普鲁士王朝反动统治的论调。马克思指出：新检查令是“建立在骗人的假象之上的”[22]，是“一种隐藏着……施加新压迫的命令”。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应该对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加以赞扬，也不应该把争取放宽书报检查作为奋斗目标，而应该为彻底消灭书报检查制度而奋斗。因此，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吹捧新检查令，宣扬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实现所谓“出版自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在替普鲁士王朝及反动法令涂脂抹粉！
《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广泛接触实际，更加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政治斗争，埋头于“自我深化”的错误。他说：德国哲学，脱离现实斗争，脱离人民群众，缺乏经常的战斗准备，对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而喜欢从事纯粹抽象的研究；它的内容艰深莫测，文字晦涩难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23]。这段话，也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哲学是不依赖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哲学学说是纯粹思想的产物。马克思多次批判了这个错误观点。在《莱茵报》上，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哲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哲学思想是时代和群众的产物，“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24]。因此，“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25]。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哲学既然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它就必须从形式到内容都与现实世界接触并互相作用；只有这样，它才能表明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是改造社会的实践力量。
1842年夏，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组成了一个脱离实际生活，沉醉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无神论小组。这个自称为“自由人”的小集团，在政治上自我吹嘘，在生活上放荡不羁，胡作非为，“做出种种‘蠢事’”[26]。他们的胡闹，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
“自由人”集团除了继续玩弄纯抽象的理论判断之外，有时又以最极端的面目出现，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主张打倒一切，批判和否定一切现存事物，并且把任何反对他们这种错误倾向的人都斥之为“中庸主义者”。埃德加尔·鲍威尔在《论中庸》一文中宣称：任何原则都是极端彻底的，真正的政党只有两种：一种是极左的，另一种是极右的，其他都是没有原则的。埃德加尔·鲍威尔这种貌似革命的论调，实际上起着分裂革命阵营、涣散革命力量、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作用。
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自由人”这种错误的理论。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7]在当时的条件下，德国人民面临着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不仅需要发动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也需要联合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各种反封建力量，结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自由人”的态度，实际上是把一切中坚力量推向敌人的营垒，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同时，这种不顾客观条件，不负责任地高喊打倒一切的态度，正好为反动政府提供镇压革命运动、加强书报检查的借口，这正是反动政府求之不得的。由此可见，这些以极端革命的面孔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实际上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正以自己的行动为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效劳。
马克思非常重视革命报刊的工作。他认为《莱茵报》这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是当时反对德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阵地。因此，决心在“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28]。
办报工作是在毫无出版自由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讨厌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刁难和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这块舆论阵地，既要坚持革命原则，又要掌握斗争策略。
在马克思担任主编以前，这家报纸的编辑鲁滕堡缺乏独立工作的才能，因此柏林的“自由人”完全控制了编辑部。马克思担任主编后，他们企图继续支配报纸，把报纸变成这个小集团唯命是从的工具。他们给编辑部寄来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肥料。所有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有时唱唱高调，以最极端的方式批评国家制度；有时装腔作势，在偶然写成的剧评之类的东西中偷运一点共产主义；有时则大喊大叫，重弹一通无神论的老调。如果听任他们在报上胡言乱语，就不仅会为反动派提供迫害报纸的借口，而且会破坏报纸的革命原则，降低报纸的声誉，缩小报纸的影响和作用。
为了坚守《莱茵报》这块阵地，马克思不允许“自由人”支配和干涉报纸的编辑工作，制止他们在报纸上胡言乱语，淘汰他们寄到编辑部的那些毫无价值的文章，并且对他们作品中的恶劣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写信告诉卢格说：“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29]马克思指出，如果按照“自由人”的原则办报，必然会断送报纸的前途。因此，反对“自由人”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反对普鲁士反动政府对报纸的迫害、粉碎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摧毁革命报刊的阴谋、坚持革命舆论阵地的斗争。
柏林“自由人”拒绝马克思的批评，对马克思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甚至给马克思加上“保守分子”的罪名。从此，马克思和这伙吹牛家断了私人关系。
[1]马克思：《普鲁士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27页。
[2]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93页。
[3]列宁：《卡尔·马克思》，《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1页。
[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6-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页。
[6]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4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
[8]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5页。
[9]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4页。
[1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1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页。
[12]恩格斯：《评亚历山大·昔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9页。
[13]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40页。
[14]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7年1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7页。
[15]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16]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17]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4页。
[18]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2页。
[19]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20]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页。
[21]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7页。
[22]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