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评论
马克思完成了第一篇政论文章后，立即把斗争阵地转移到刚刚创刊的《莱茵报》，通过这家报纸，继续进行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
创刊于1842年元旦的《莱茵报》，编辑大权掌握在青年黑格尔派手中。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都是精明强干、笔锋锐利的人，因而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成为这份莱茵地区资产阶级机关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马克思非常重视《莱茵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重要阵地。因此，他积极参加报纸的筹备和出版。创刊初期，经他推荐，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鲁滕堡担任报纸主编。但在办报过程中，鲁滕堡表现出“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1]，不能胜任主编工作。因此，从1842年8月底，马克思成了报纸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842年10月15日正式担任主编。他具有极高的批判能力、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编辑工作方面惊人的组织才能。他主持编辑部期间，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表现得愈益浓厚”[2]，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1842年8月报纸只有885个订户；同年11月订户增至1820个；1843年1月又增至3400个。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报纸的影响不仅超出莱茵省，而且超出普鲁士。正如当时的《曼海姆晚报》所说：“这家报纸的订户在德国和国外每天都在增加，进步和自由的朋友……有了一份保卫他们利益的机关报。”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不少出色的文章，论述了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活动的论文，占着主要地位。
莱茵省议会同普鲁士其他各省议会一样，是由王室设立的假民意机关，主要代表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1841年5-7月，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在杜塞尔多夫召开，主要讨论出版自由、教会纠纷和所谓林木盗窃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后，立即对省议会的辩论情况进行评论。因为评论省议会的活动，能够深刻揭露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阶级实质，破除人们对议会的幻想，击中统治阶级的要害。为此，他根据省议会公布的记录，对出版自由、教会纠纷和所谓林木盗窃等问题，写了三篇评论文章。[3]这些文章十分出色，构思广泛而深刻，文笔有力而生动，逻辑严密，论据充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论了省议会“关于出版社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纪录的辩论”。这篇文章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样，都是为了捍卫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把出版自由与各个等级的利益联系起来，从不同等级的态度来考察问题了。
马克思指出，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参加辩论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一定的等级代表；每个发言人对出版自由的态度，是由他们的等级利益所决定的；在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等级利益而斗争，因而，“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4]。
根据各个等级代表在莱茵省议会上的发言材料，马克思卓越地分析了诸侯、贵族、市民和农民代表对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
诸侯等级坚决反对出版自由，热烈欢迎书报检查制度。他们认为，在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例如荷兰，出版物不仅“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而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普鲁士，“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并没有受到限制。[5]这种荒谬的论调遭到马克思的痛斥。
马克思指出，出版自由并不是万能博士，不是包医百病、有求必应的医生；因此，要求出版自由来防止国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要求正像一位大发雷霆的作家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6]至于说荷兰的出版物促进了比利时的革命，这更不能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比利时脱离荷兰，完全合乎历史情况和人民要求。自由出版物参加了这个革命，正说明它是人民革命的一部分。而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德国，精神的发展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经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7]虽然这个时期德国也产生过一些优秀的著作，但这并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功劳，恰恰相反，它们是由于违背了这个制度才产生的。诸侯等级的代表援引这些情况来说明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真是荒唐可笑。马克思指出，法国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虽然是在监狱里受教育的，但是，难道可以由此而认为监狱是培养演说家的高等学校吗？
贵族等级也坚决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认为，自由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因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捏造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出版自由。例如，他们说，人一生下来由于不完善不成熟而需要教育，自由出版物广泛传播坏的原则，进一步鼓励坏的思潮，从而造成道德败坏。
马克思逐点驳斥贵族等级的谬论。他首先指出，用所谓人类不完善作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是荒谬的。如果一种东西的不完善是反对另一种东西存在的理由，那么，人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仅人本身是不完善的，而且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说，其中没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8]。
所谓出版自由会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败坏社会的道德，也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指出，不是自由的出版物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造成道德的败坏；恰恰相反，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败坏社会道德的，正是经过检查的出版物。因为这种出版物宣传伪善，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欺骗。它使整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使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9]。
自由出版当然也有缺点，但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自己克服，根本没有必要由检查制度来“预防”或“纠正”。检查制度不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医生，而是残害人类精神发展的庸医。它“治疗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万能工具——刀子。……它是一个施行外科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一切，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都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砍掉。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10]。
马克思接着分析城市等级即资产阶级的态度。城市等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说，出版自由本来是很“美妙的东西”，可惜它被“坏人”参与了；因此，除了把它扼杀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他们举例说，在法国由于存在出版自由，因而造成“事态的变动和对未来毫无信心”[11]。这是那些被人民群众要求自由的呼声吓破了胆，特别是对法国刚刚出现的无产阶级斗争感到恐惧的“资产者反对派”的态度。他们是典型的德国庸人，惯于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12]。这些谬论的荒唐可笑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甚至不屑于用较多的笔墨去批驳它，只用辛辣的笔调，给人们勾画出这些“城市反动派”的嘴脸。他讽刺地写道：“宇宙科学发现地球是恒动的物体时，不少安闲的德国庸人曾紧紧抱住自己的睡帽，对祖国的永恒变动唉声叹气；而对未来的毫无信心，使他们对随时能倒立的房屋也发生憎恶。”[13]这就是城市反动派的写照。他们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也与憎恶房屋的理由一样荒谬可笑。
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赞成出版自由。他们从维护行业自由的角度出发，为出版自由作辩护。他们认为出版自由和行业自由，都是一般自由的不同种类，既然行业自由可以存在，为什么出版自由就不能存在呢？
马克思对这种论调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种观点虽然“比德国自由主义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14]，但是，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这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出版自由的保护”[15]。因为所谓行业自由，不过是买卖的自由，追逐利润的自由。如果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把出版物当做挣钱的手段，这样的出版物，即使摆脱书报检查的束缚，也决不是自由的。他写道：“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16]因此，“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17]。
上述几个等级的代表，虽然对出版自由持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反对出版自由，有的人充当出版自由辩护人的角色，但是他们只有倾向的不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之中，“一部分人以等级狭隘性反对出版物，另一部分人则以同样的狭隘性为出版物辩护”[18]。
在省议会中，只有少数几个农民等级的代表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19]。他们指出，德国人民对出版自由的要求，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加殷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20]。可惜这种观点在议会中非常孤立，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议会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也热情歌颂自由的出版物，认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和英勇喉舌。他指出，虽然反动派对自由出版物横加摧残，但是，正如屠杀不能发现真理、拷问台上拉长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一样，扼杀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既不能改变人们争取出版自由的决心，也不能阻止人类文化的发展。他庄严地号召作家为维护出版自由而斗争。他指出，作家不应该把作品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而应该用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在必要的时候，作家应该勇敢地“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21]。
通过对出版自由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露了省议会的实质。指出：出版自由的辩论，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省议会并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而是欺骗人民的“故意摆弄的幌子”。它根本不反映人民的意志，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不应该对它存在任何幻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前进了一步。他不仅一般地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而且已经看出这个制度的阶级实质，指出所有剥削阶级实质上都是出版自由的敌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已经看出资产阶级所谓“出版自由”的虚伪性，认为资产阶级虽然主张出版自由，但它不过是以物质束缚代替精神束缚。实际上，像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出版物，不是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因此，真正的出版自由必须既摆脱精神束缚，又摆脱物质束缚。
马克思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出色，得到当时先进的德国人士的热烈赞扬。政论家卢格写道：“对于出版自由，再不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透彻的了。我们的报纸能够首先发表这样成熟、这样卓越、这样善于清除混乱思想的权威作品，确是可以自豪的。”
[1]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5页。
[2]列宁：《卡尔·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4页。
[3]马克思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三篇文章，只发表了两篇。其中评论省议会关于教会纠纷的辩论一文，当时被检查官禁止发表，手稿也遗失了。所谓教会纠纷，系指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关于不同宗教通婚所生子女信教问题所引起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不服从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要求而被捕，冲突就此开始。威廉四世继位后，政府作了让步，冲突遂告结束。马克思的第二篇论文，就是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这一事件的辩论。论文的内容，马克思于1842年7月9日给卢格的信中曾作如下说明：“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同时您也难以想象，这些暴虐的家伙是何等的卑劣，他们在对付正统的糊涂虫时又是何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顺利地这样结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执政的奴才则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下。”（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7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9页。）
[4]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