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时代，大型奢华的“友好会见”成为家常便饭。当来访的共产党国家权贵到达莫斯科时，成千上万的苏联“劳动者”会拥入莫斯科的大型宫殿里，欢迎他们来到社会主义的大本营。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体育宫欢迎哥穆尔卡和其他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两个月前，东德政府提出要求，与西方国家签署承认东德的和平协议，从而认可欧洲的分裂。西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两个德国应该自由选举以恢复统一。双方的建议都没有什么新意，此外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支持他们各自的德国盟友，因此11月10日也不可能指望赫鲁晓夫能出什么新的主张。不过，他却抛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很显然，《波茨坦公告》的签字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创造一种正常氛围的时刻已经来到。从苏联方面来讲，我们将把仍由苏联机构行使的权力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国家的职能部门。……如果对任何与柏林相关的问题感兴趣，那么就让美国、法国和英国自己与东德达成协议。至于苏联，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盟友，我们将神圣地遵守我们的承诺与责任。……”
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如果西方国家不承认东德，那莫斯科就会让瓦尔特·乌尔布里希控制通往柏林的通道，从而取消根据战后波茨坦协议确立的西方的权利。如果西方国家试图强行阻止东德履行这一新的职责，莫斯科将通过战争来保卫他们的盟友。
赫鲁晓夫的讲话促使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紧急磋商。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他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了解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认为他是想迫使西方国家与他举行首脑会晤，以获得西方国家对东德的承认，并禁止西德获取核武器。但是汤普森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使者对赫鲁晓夫想如何实现他的计划感到很“困惑”，猜想“他也许错误地估计了西方国家的反应，认为他也许能侥幸成功”。在华盛顿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虚张声势掩饰他的急躁情绪。他告诉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说，他本来的想法是“作出一个很简单的声明让俄国人知道，如果想在柏林问题上与西方开战，那他们会如愿以偿的”。然而，他的政府暂时想保持沉默，以避免显得很紧张。
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正式记者招待会上抛出了他的第二枚重磅炸弹。当天下午四点钟，他步入装饰着桃木墙壁的克里姆林宫部长委员会椭圆形大厅。由于当天是感恩节，美国记者是在最后一刻才接到通知的，因此他们离开火鸡宴会桌就赶来了。“我们已经为缓和紧张气氛做了很多努力。”赫鲁晓夫宣布说。他看起来皮肤黝黑，声音听起来“激动而有力”，但是西方国家想“让这种紧张局势一直保持下去，而不是努力消除”。西柏林已经变成了“一个恶性肿瘤”。因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这在当天早上交给西方国家大使的28页外交照会中已作了解释。照会里包括一个最后通牒：西方国家要么签署德国和平协议，同意在六个月内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市”，要么苏联将控制通往东德的通道。
艾森豪威尔是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在那里与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如果迫于苏联的压力将西柏林拱手让出，他对他儿子说，“那世界上就没有人再拿我们作出的承诺当回事了”。如果保卫西柏林的努力最终导致战争，那“我们将不是慢慢预热，不会用白色筹码（价值较低的筹码）与他们下注。赫鲁晓夫应该知道，如果决定了采取行动，那我们会将所有的筹码一齐押上的。”然而，几天后，他不快地将保卫西柏林——位于东德的腹地——的必要性描述成是“这样一起事件，我们的政治立场要求我们采取完全不合理的军事行动”，并认为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复杂问题”。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开始陷入长长的拉锯战之中，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于四年后结束时才告一段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的压力策略给他带来了一封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去美国访问的邀请函，接着西方国家同意于1960年5月举行名副其实的首脑高峰会议。然而从战略上看，赫鲁晓夫的整套策略有着致命的缺点。他要求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威胁要在六个月内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这对于东西方来说同样都是危险的。他迫使西方做出让步的努力与他减轻东西方之间紧张气氛的策略相抵触。
赫鲁晓夫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在经济发展上，东德落后于西德；很多有技术的工人与职业者通过柏林逃往西方。西柏林还是意识形态感染与政治颠覆的源泉之一，并可能成为潜在的核武器基地。当年秋天，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尔布里希几次抱怨莫斯科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使西德总理阿登纳的手中掌握不到核武器。[1]然而，赫鲁晓夫既没有对他的计划加以仔细斟酌，又没有与其他可能有更好想法的人进行充分的协商。
赫鲁晓夫后来对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说，他已经“对柏林局势进行了很多个月的思考”。这无疑就是他为什么认为没有必要征求他助手与同事们意见的理由了。根据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就他的11月10日讲话事先通知他的同事们，尽管这是一种“最严重违反党的原则的行动”。米高扬说他表示反对，并要求葛罗米柯提出外交部的意见，但葛罗米柯并没有说出什么所以然来。根据他的一位前助手的说法，葛罗米柯“害怕赫鲁晓夫简直到了让人难以启齿的程度”，即使赫鲁晓夫是在电话里，而不是当面向他发表“长篇言辞激烈的讲话”。当时，葛罗米柯已经知道他的劝告是没有必要的了。那年初秋，他将关于柏林问题的草案带到了赫鲁晓夫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戴上眼镜，准备宣读一份备忘录，突然赫鲁晓夫粗鲁地打断了他：“等一下。你先听听我现在向速记员口授的内容。如果这正好与你们已经写成的东西一致，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一致，那就把你们的东西扔到废纸篓里。”当时，葛罗米柯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多夫-阿格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开始口述（漫不经心，甚至像以往一样思维混乱，但意思还是足够清楚的）关于西柏林应如何具有‘自由市’的地位”。[2]
根据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他在此前不久成为了赫鲁晓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助理，莫斯科11月27日的备忘录经过了主席团的审核，里面还包含着根据主席团委员的建议进行的细小的修改，不过当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不敢对他的意见提出挑战。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想达到什么目标以及采取什么措施达成这些目标表示怀疑。他担心他的主子会“将（他）扫地出门”，但是赫鲁晓夫仔细地听取了他的意见，然后引用了列宁1917年时的那句命令：“先投入战斗中，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源自拿破仑。谢尔盖·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是否会让步心存疑虑，如果他们不让步，那该怎么办？“父亲对我的担忧付之一笑，说没有谁会为了柏林开战的。”如果西方国家在六个月的最后期限到期后仍然拒绝苏联的条件，那怎么办？“父亲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他想根据局势的发展以及我们伙伴的反应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希望让他们大吃一惊，从而同意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谢尔盖问。“那么我们就尝试其他的办法，”他父亲以一种愠怒的口气回答道：“总会有办法的。”[3]
到1958年时，斯大林的接班人开始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五年时间了。正如赫鲁晓夫所认为的那样，他打开了苏联的大门，让西方的影响进入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尽管这可能会给他的政权带来风险；他已经抛弃了斯大林的那种另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想法；他单方面大量削减了武器和武装部队人数，并在裁军上向西方的立场靠拢。他已经从奥地利与芬兰撤出了苏联军队；他在东欧国家鼓励进行改革；他为四国首脑会晤或者至少为美国非正式的访问邀请进行了辩护。
那么，他得到了什么回报呢？至少在汤普森大使看来，他说他当时正在总结赫鲁晓夫的观点，不过这部分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赫鲁晓夫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拒绝了他的这些建议，”他于1959年3月给华盛顿发去电报说：“或是让他们接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正在重新武装西德，并在苏联领土的周边增强我们的基地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对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是最终解散共产主义阵营，并威胁到苏联自身的制度。他提出根据现状解决欧洲问题，而我们进行的却是经济竞争。对此，我们也予以拒绝，他因此决心在不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遵守他的承诺。”
在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以及于1956年平息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不久，赫鲁晓夫于1957年恢复了他对西方的示好努力。那年春天，杜勒斯收到了布尔加宁总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于六月说，好像苏联“雇用了一个专职写信的机构”。作为“世界上与俄罗斯人谈判最伟大的专家”，他又于12月说道，他可以证明“不能依靠苏联人信守他们的诺言”。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推迟到了9月份。在德国问题上的交流（西方国家致力于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它们并不急于想达成这一目标，而苏联则想让现状合法化）没有让人看出有什么良好的前景。
尽管德国问题的解决处于这种黯淡前景中，或者也正是由于此，赫鲁晓夫在1957年5-12月间会见西方记者的次数不下八次。在这些会见中，他呼吁进行首脑级会谈，同时也偶尔以苏联的导弹相要挟。“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谈不拢的问题。”他在5月13日接见《纽约时报》常务主编特纳·凯特里奇时说。如果由杜勒斯与葛罗米柯来处理两国间的事务，那“他们一百年也达不成什么协议”。在被问到他是否希望访问美国时，赫鲁晓夫努力表现出不太急切的样子。“我不能作为一个观光者去”，“现在我也没有理由作为一个政治家去美国”，不过，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当然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十分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我曾当面向他表达过这种看法”。到11月份，赫鲁晓夫的口气已经变得更为急切了。越是“抵制和反对”高级别的会晤，他于11月14日对美联社记者亨利·萨皮罗说：“对和平就越不利。”
赫鲁晓夫对美苏缓和感兴趣最明显的信号是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圣乔治大厅的1958年新年前夜的宴会上发出的。这场由1000人参加的豪华宴会从晚上11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将近7点。与前一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新年祝辞充满了敌意，使得北约国家的大使们中途退出了那场规模小得多的招待会，此次的气氛友好而喜庆。赫鲁晓夫多年来第一次为战时的同盟国祝酒，对美国进行了特别的赞赏，最后还称赞了艾森豪威尔，这是他提到名字的唯一的外国领导人。“赫鲁晓夫甚至没有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
汤普森大使和他的夫人简被安排坐在主席团委员主桌周围的长桌子旁。如果赫鲁晓夫再像前一年那样表现，汤普森对他的夫人说，那她就跟着他一起离开招待会大厅。她的俄语水平还不足以跟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她所知道的只是在赫鲁晓夫的讲话当中，她丈夫站了起来，开始走动。于是她表情严肃地站起来跟在后面，然而她发现她丈夫的目的地不是大门，而是招待会的主桌，在那里他爽朗地笑着，与赫鲁晓夫和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碰了杯。
三个星期后，一位化装成驻华盛顿使馆低级工作人员的苏联秘密使者向一个美国人提出与其政府取得联系的要求。“如果赫鲁晓夫来这里，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先生进行一些非正式的会谈，那怎么样？你们政府会同意吗？”
“你的意思是说只是一次访问，没有会议工作人员，没有日程安排，也没有其他什么？”这位美国人问道。
“没错，正是如此！”尤里·格沃兹杰夫（Yuri Gvozdev）回答说：“丘吉尔先生和其他很多政府首脑都曾到这里和总统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先生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这里。”
格沃兹杰夫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他被问道。“我知道！”他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政府正想方设法得到这样的邀请。这对赫鲁晓夫先生很重要。”[4]
由于华盛顿方面没有作出反应，加上考虑到这种实质上的恳求也许会被看做一种软弱的表示，因此苏联方面大为恼怒，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挫败感，于是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想进行首脑会晤的想法就被搁置了起来。就在格沃兹杰夫恳求美国发出邀请的当天，赫鲁晓夫在明斯克大发了一通脾气。在此之前，布尔加宁已经给艾森豪威尔写去了两封信，提出举行首脑会谈（以及延期进行核试验，禁止在德国部署核武器和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建议）。作为回答，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一切会谈都应该从正常的外交渠道开始，杜勒斯将苏联的提议看成是“赫鲁晓夫先生的催眠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