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赫鲁晓夫培育起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亲民的形象。在1957年巩固了他的权力后，赫鲁晓夫向这两类人都表示了努力接近的意向，想赢得他们的好感，不过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斯大林身后留下的遗产包括可怕的住房危机。到处都拥挤不堪，成群结队的年轻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里，那些挤在社区公寓里的很多家庭每家只有一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和浴室。这种住房的短缺可以追溯到1917年，但是由于30年代的强制工业化与城市化、战争的毁损以及斯大林坚持储藏资源以增强国家力量的做法，住房危机更加严重了。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住房建设的速度几乎翻了一番。在1956-1965年间，大约有1.08亿人搬进了新居。在为苏联公民提供他们长期以来未能享受到的住房待遇的急切努力中，赫鲁晓夫鼓励用预制材料快速建造标准化的五层公寓楼。很多新的楼房在还没有完全竣工前，就已经有住户搬了进去，这造成了安全隐患。数百万人对赫鲁晓夫感恩戴德，但没过多久，这些建筑就变成了有名的“赫鲁乔巴”，这个词是赫鲁晓夫的名字与“特卢什乔巴”的结合体，“特卢什乔巴”在俄语里是“贫民窟”的意思。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些新建房屋是快速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与他“处女地开垦”计划没有什么不同），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房屋将被新的更好的建筑所代替。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建造九层的新楼房，但是“赫鲁乔巴”仍然到处都是，虽然摇摇欲坠，却仍然住着人。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仍有不少这样的楼房，还有很多这样的楼房仍然要延续到21世纪。
与住户情况一样，苏联的教育也迫切需要改革。布尔什维克起初曾想将学术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起来，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学校变成了苏联新的精英阶层的培训基地——以致中学教育的最后几年都要交费。赫鲁晓夫不仅取消了中学教育的收费制度，并于1958年提议在十年制教育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年，其中部分时间是在当地的工厂或农场里学习职业技能，与此同时，采取优惠政策让工人阶级的孩子进入大学学习。他在1958年11月主席团会议的备忘录中说：“现在的年轻人正日益脱离生活，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了不尊重体力劳动的习性，这是可耻的，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毫不奇怪，由于工厂负责人还承担着其他的责任，他们广泛抵制，不愿接受那些不学无术的青少年，知识分子家庭担心这种改革会限制他们孩子的前途，教育主管部门也反对降低教学质量。因此，赫鲁晓夫的提议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在他下台后，他实行的那些改革又被修正了过来。
斯大林去世后，文化解冻正积蓄着力量。在1957年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节期间，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来到了这座城市，他们在非洲鼓、英格兰风笛和爵士乐队的伴奏下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举行露天诵诗会，沿着装饰一新的街道狂欢，成群的莫斯科年轻人走上街头，与外国客人联欢。以往的共产主义青年节（如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1955年在华沙）在宣传上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赫鲁晓夫希望1957年的青年节狂欢活动能以莫斯科新的开放形象在世界上树立影响。他们的确做到了，但走出家门的苏联年轻人对西方流行文化的印象则更加深刻。爵士乐和摇滚乐以前在苏联是受到怀疑，甚至被禁止的，现在已经能够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收听到，在苏联人的家里，他们将这些音乐录制下来，进行重放，一些初学的模仿者甚至开始表演。“再见，美洲鳄鱼”（比尔·哈雷与“彗星”乐队的礼貌用语）开始在苏联小孩中间流行起来。他们中有些人变成了穿紧身套装与短裙的“斯蒂尔亚吉”，后来又变成了“谢塔特尼基”，即喜欢穿带有夸张服饰的阻特装的“美国人”，与穿牛仔服与运动衫的“比特尼基”，他们喜欢摇滚乐。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流派“自创歌曲”开始以磁带传递的方式流行起来，其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像布拉特·奥库德日瓦（Bulat Okudzhava）之类的吟游诗人所唱的带有个人伤感的政治歌曲。
新的杂志开始出现，或是重新出版发行，例如《青年》、《青年卫士》与《我们的时代》等。诸如侦探、探险以及科幻故事之类的流行文学重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新的电影制片人开始从新角度描述一些老的主题，例如内战（如格里高里·丘克拉伊的《第四十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鹤在飞》和丘克拉伊的《战士之歌》），或是触及了像家庭隐私之类的新主题（如列夫·库利德扎诺夫（Lew Kulidzhanov）的《我居住的房屋》）。保守的文化卫道士不可避免地会对这样的创新进行抵制，不过赫鲁晓夫直接参与的则是与文学的斗争。
文学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像是一种“第二政府”（索尔仁尼琴的用词）。共产党人要求艺术必须为革命的正面英雄歌功颂德。对于一个致力于革新苏联体制的领导人而言，具有改革思想的作家与艺术家是其自然的支持力量。但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更快，而保守主义者却不遗余力地想让赫鲁晓夫反对自由主义者。即使对于一个更为老练的领导人而言，要想在苏联的文化斗争中平衡双方的势力也绝非易事，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就更加不可能了。他很少有时间，或者就根本没有时间通过观看戏剧或读书来继续进行自我教育。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周末让其家人为他大声朗读。他会说：“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会儿，你们代劳吧。”在那些磨刀霍霍的文化“顾问”们引起他足够的关注前，他对于引起争议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他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们，即使他有能力去读懂它们。
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春天在恶名远扬的塞米奥诺夫斯科耶野餐会上痛斥了自由主义作家后，公开发表的讲话节选使他的立场显得与保守主义者更加接近了。后来在7月，赫鲁晓夫与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有了两次私下的会谈，这位自由主义的诗人与编辑有着与赫鲁晓夫相同的农民背景。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曾默许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解除《新世界》杂志主编职务。现在他则以耐心、容忍与公正打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赫鲁晓夫很有礼貌地倾听这位主编叙述“文学的需求与困境”，谴责文学的“官僚主义化”。他又于7月31日邀请特瓦尔多夫斯基进行了一次会谈，此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特瓦尔多夫斯基为5月份遭到赫鲁晓夫痛斥的玛格丽特·艾利格尔和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29]进行了辩护，并呼吁在处理文学问题时要有耐心。“很有趣，”赫鲁晓夫不停地说：“你所说的事情都很有趣，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他甚至同意接见艾利格尔与杜金采夫，但作家协会里的保守分子对此次会见进行了阻挠。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讨论了《战争与和平》以及肖洛霍夫[30]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赫鲁晓夫急于想显示他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赫鲁晓夫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马林科夫显得很有文化，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个“小人物”。赫鲁晓夫回忆起斯大林是如何清算他自己的亲戚的，但他又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对一个诗人说这些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离开后，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保守势力就开始对赫鲁晓夫嘀咕开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感兴趣的是你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我国其他的作家吗？你没有听他们说他们是我们最杰出的诗人吗？”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的脸“并不像照片上看起来的那样肥胖与愚蠢，更像是一张老人的脸，虽然略显干枯，但内在的深邃理解、成熟的思想以及精明使其仍显得生机勃勃。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年纪大了，不过在文学问题上却幼稚得像个小孩”。赫鲁晓夫曾对他说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作品差点也无所谓；如果不属于我们，再好的作品也是有害的。”
虽然保守主义者仍然控制着作家协会以及大部分的文学杂志，但那年春天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重新任命为《新世界》的主编。适度与克制好像成为了赫鲁晓夫新的特点，但1958年10月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再次给他抹上了污点。伟大的诗人伯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但并没有越出政治的界限，他创作了大量与政治无关的诗歌和散文。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没有过多攻击苏联革命，只是从小说的非英雄主义的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医生身上反映了其他的一些价值。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的小说会首先在苏联出版，于是他就将小说脚本交给了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出版商费尔特里尼里。然而，当时仍由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担任主编的《新世界》拒绝出版他的小说，作为帕斯捷尔纳克形式上的抗议，费尔特里尼里就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译本。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罪行。
一场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激烈运动很快开始了。《文学报》的社论称他是“犹大”。《真理报》称他的小说是“低级反动的作品”。作家协会将他扫地出门，莫斯科作家召开的一次会议要求剥夺“叛徒伯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主席弗拉基米尔·塞米恰斯特尼在一次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1.4万人的集会上将帕斯捷尔纳克说成是一头“在它吃饭、睡觉的地方从来不拉屎”的猪，并说这种“内部的移民”应该“成为真正的移民，到他的资本主义乐土去”。
在绝望沮丧之中，帕斯捷尔纳克起初两次要求他长期的女主人奥列加·伊文斯卡娅帮助他自杀，不过他后来还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请求。先前他已经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他恳求被允许留在他的祖国。不久之后，针对他的运动平息下来了。赫鲁晓夫后来承认，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令人不快的小说，他儿子回忆说，他收到了“几页打印的从《日瓦戈医生》中摘抄下来的文字，以证明其反对苏联的观点”。谢尔盖说，就是根据这几页文字，他的父亲发起了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不过赫鲁晓夫也说过：“够了。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此打住。”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说，他对《日瓦戈医生》感到很矛盾，一度曾考虑同意其出版，后来对其未能出版感到很后悔。[31]但是根据塞米恰斯特尼的说法，命令他“整治”帕斯捷尔纳克的就是赫鲁晓夫，有关“猪屎”的说法也出自赫鲁晓夫之口，他说苏联政府不会挡住帕斯捷尔纳克的去路，如果他“真的很想呼吸自由的空气，那他可以抛弃他的祖国”。当赫鲁晓夫口述这最后一句话时，塞米恰斯特尼回忆说：“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以政府的名义说这话。’”据称，赫鲁晓夫的回答是：“‘你说吧，我们会鼓掌的。所有的人都会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32]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一平息，赫鲁晓夫就开始努力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平衡态势。他解除了《文学报》主编瓦西沃洛德·科契托夫（Vsevolod Kochetov）的职务，科契托夫撰写了第一篇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社论，并在1959年5月的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发了言。然而，他自身的无知与缺乏安全感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官员伊格尔·切尔诺茨安与温和派作家伯里斯·波列伏依[33]为他起草发言稿，由他具有改革思想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列别德夫进行审阅。但是走上讲台后，赫鲁晓夫就将讲稿丢到一旁，说他的“伙计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讲稿，但是经过一夜的考虑后，他决定不按讲稿发言，而是“即兴演讲”。切尔诺茨安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想象”，他的讲话变成了杂乱无章、信口开河的“瞎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上。
赫鲁晓夫从潘特雷·马赫尼亚（Pantelei Makhinia）——他在尤索夫卡时的诗人朋友——开始，朗诵他的诗句（“与黑暗的世界斗争，直到它的消亡”），在差不多50年前，他就与马赫尼亚探讨过这些内容。接着他谈到了释放一位小人物罪犯的事情，此人给他写过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切尔诺茨安报告说，释放几天后，此人就自杀了。）赫鲁晓夫赞扬作家就是战士，告诫他们要对那些挑战党的地位的“冲锋枪手”发起攻击。然后，他将具有非正统思想与越轨行为的知识分子比喻成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34]——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成功“改造”过的罪犯。还没等听众仔细领会他这种差强人意的类比，赫鲁晓夫又放出一炮：“我被认为是玉米种植的领导者。我想给他们举这个玉米在正常状态与温室条件下不同生长情况的例子，来说明对于年轻作家的教育问题（会场内一阵骚动，接着是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