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物质刺激的方式是动员与教育。当他出生的村庄在这方面起着带头作用时，赫鲁晓夫高兴异常。卡里诺夫卡“做出选择”，建造了一个公共牛舍，将镇上一半的奶牛都赶到了集体农庄里。他补充说，当然“如果不想将牲畜卖到集体农庄里，你也可以继续保留”。但是，毫不奇怪，在他离开卡里诺夫卡镇后不久，“所有的集体农庄农户都决定将他们所有的牲畜都卖到集体农庄，当然他们这么做是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准备的”[22]。为了防止其他的农庄没有得到这一信息，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加强对农民自留地的限制，而这是他一度鼓励并支持的做法。
由于受到市场化动机以及技术与组织神奇般快速结合的吸引，而此时市场化对于苏联来说还是少有人敢尝试的禁果，赫鲁晓夫对在这两方面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很是着迷。早在20世纪40年代，赫鲁晓夫就敦促采用美国种植棉花与土豆的方形集束法——在地里拉上等距离系有绳结的电线或绳子，然后机械根据这些绳结将种子播种到犁沟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实现机械化播种。这种方法在苏联证明太过复杂，但赫鲁晓夫仍继续跟踪美国的农业种植知识。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当时很多美国人都不敢向苏联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他主要的美国供应商是精明朴实的爱荷华农场主罗斯维尔·加斯特，他对缓和东西方的战争紧张气氛和出售杂交玉米种子有着同样的兴趣。
在1955年2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呼吁在俄罗斯建立爱荷华式的玉米带后，他应一家美国媒体之邀，“了解了饲养高产牛、猪、羊、鸡的秘诀”。由农业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科维奇率领的一个俄罗斯代表团当年夏天访问了爱荷华。加斯特在杰弗逊赶上了苏联代表团，并鼓动马茨科维奇改变行程，去参观他位于库恩拉皮兹占地2600公顷的农场。这位副部长用了一天的时间视察了加斯特杂交种子玉米的种植情况，了解了抗干旱的杂交玉米与高粱种植，并听到了美国人所说的“托高”产量的方法。马茨科维奇将美国的农业成功归结为美国人本土化的企业与适宜的气候，以及他们避免战争与农奴制度的好运气。但是，其他人则反映出了一些苏联可以借鉴的机制与做法，例如大型专业化农场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推广服务。马茨科维奇对参观作了详细记录，并亲自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美国人在几十年里取得的成果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获得。”
加斯特特别适合成为赫鲁晓夫的师傅，两人都喜欢喋喋不休，都喜欢在谈话中夹杂着开玩笑与俗语。赫鲁晓夫很喜欢加斯特火爆的脾气，特别是当加斯特的发火正合他意时，比方说，这位美国人对苏联农户大喊大叫，因为他们在播种的同时没有给土壤施肥。加斯特于1955年秋天来到苏联，赫鲁晓夫在他雅尔塔附近的别墅里接待了他。加斯特在他的别墅里呆了将近24个小时，这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心情肯定很是放松，很是高兴。加斯特询问为什么俄罗斯人对美国农业的了解如此少得可怜，而他们却能在三个星期里窃取原子弹的机密。“我们只用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纠正他说：“你们将原子弹锁了起来，所以我们只好去偷。你不图什么报酬向我们提供农业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也许就是成功窃取原子弹机密的价值所在。”如果不是尼娜·赫鲁晓娃客气地限制她丈夫，那赫鲁晓夫在三个小时的盛宴上肯定会被格鲁吉亚美酒灌得烂醉如泥。他们谈话的焦点就是玉米，在此期间，米高扬、马茨科维奇和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进来。最后，苏联定购了5000吨美国杂交玉米种。
意识到在苏联种植玉米会遇到诸多困难，加斯特于是拿出了一张地图，向他们展示了苏联南部最有前途成为玉米种植的适宜地区。在一份苏联人翻译过来并广泛传播的小册子中，加斯特强调了种植玉米的其他必要条件——杂交种子、肥料、灌溉、机械化作业——以及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其中大多数都是苏联缺乏的，但是一旦赫鲁晓夫选择了种植玉米，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了。
“自古以来库尔斯克省就一直种植玉米，”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的祖母就曾给我吃烤玉米，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美味。”虽然乌克兰也种植玉米，但只是在1949年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才意识到了玉米的全部潜在价值（“作为一种饲料作物，玉米的作用是其他作物所不能替代的”）。很显然，他的转变缘自他在别墅花园里尝试种植一种美国玉米品种，后来他下令在旁边的集体农庄里进行更为广泛的种植。集体农庄主席“骑在马背上验证了这种玉米能长得多高——在回到路上前，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头顶”。甚至在加斯特到来前，赫鲁晓夫就是一个“玉米种植的拥护者”。不久，他的这种改革举动就变成了失去理智的迷恋。
赫鲁晓夫和他的辩护者认为他不应该为玉米的过度种植负责。在苏联体制下，他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拥有高位的人的建议，人们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失之过分；开始时作为一种改善措施的新方法往往会被做过了头。”那些想取悦于他的官员“是一群溜须拍马者。他们在没有预先要求农户进行适当准备的情况下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这样，“玉米的身价就降为了饲料作物，作为首先主张引进玉米种植的人，我的名誉也受到了损害”。
赫鲁晓夫的确提醒过防止玉米种植热。他嘲讽过那些“想让我们在整个星球上种植玉米”的狂热者。他坚持说党的干部“在行动前应仔细斟酌”。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提醒说：“强制的做法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得组织人力，挑选合适的土壤，准备适当的种子，及时翻耕，然后再是精心管理。”他甚至对自己在玉米种植上的弱点也进行过解嘲。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次讲话中，他从莫斯科带来一根高达九英尺的玉米秆，以进行现场说法。在拉脱维亚的一个集体农庄，他猜想会堂里的一些人“可能坐在那里想，‘赫鲁晓夫会不会说关于玉米的事情？’我必须承认，我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是否应该说？”他当然说了，并对那些没有种植更多玉米的听众进行了批评。
实际上，坚持广泛种植玉米并非地方的狂热者，而是赫鲁晓夫本人。“我们必须在亚库蒂亚（位于西伯利亚）种植玉米，也许在楚科奇（靠近白令海峡）也可以。那里生长土豆吗？是的，所以我认为玉米在那里也能生长。”如果没有达成足够的玉米产量，“那只有一个原因——缺乏对玉米种植的足够重视”。中央委员会建议在苏联全境推广玉米种植，这是错误的决定吗？“不，同志们，这不是错误。”事实会令人信服地证明，赫鲁晓夫补充说：“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玉米都能高产，玉米是其他任何作物都无法比拟的。”
他称赞玉米是“田地里的女皇”。他宣称，“玉米，而且只有玉米”才能实现他的诺言。“我们拿什么赶超美国的肉与牛奶产量？我们需要学会在所有的地方种植玉米——这是我们必须为苏联确立的任务。”他必须不停地重复自己的主张，这说明他遇到了抵制。“我想说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他在1958年1月莫斯科省的一次农户集会上说：“八年来，我一直在向你们灌输种植玉米的思想，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同志们，我脑子里想的就是玉米。”
赫鲁晓夫曾经带着五袋玉米种子去华沙。“为了和平与安宁”，斯塔斯日维斯基（Staszewski）回忆说，波兰人计划指定一百万公顷土地种植玉米，但实际种植的只有15万公顷。斯塔斯日维斯基记得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曾经向他叙述的一件事。莫斯科的首席农艺师竟敢说赫鲁晓夫对农业一无所知。“你能相信吗？”赫鲁晓夫问斯塔斯日维斯基：“我对农业一无所知？他确实说了我不了解农业！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嗳，我当然能按照我的想法随便处置他，我可以毁了他，我可以这么安排的，你知道，那样他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但是我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走开，离开莫斯科，不要再让我在这儿看到你。就是这样，他去了西伯利亚。”
20世纪50年代末让人从地球上消失不再是苏联人的行事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那些不能或是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干部只是加以惩罚。他坚持认为，问题“就在于人，那些碰巧成为集体农庄主席的人，以及那些领导着各种突击旅与工人突击队的人”。当“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时，他们就能创造奇迹”。他们不是那些官僚主义者，“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摆弄各种数据”，而是“面对面地与人打交道”。那些有着幻想传统的科学家危害更大。“只有糊涂的管理者可以不要科学，不要知识，只依靠他祖父告诉他的那一套来做事。”赫鲁晓夫承认。但是他为那些地区党的官员感到悲哀，竟然连母鸡孵化小鸡需要多长时间都不知道，这让赫鲁晓夫想起了“那种脑袋尖尖的知识分子，将鼻子凑到小牛跟前说：‘噢，这闻起来有点像奶牛味。’他们根本不知道小牛是从哪里来的”，而“我们劳动人民，我们来自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农户与劳工知识界的人民，我们从来不会认为田间劳作是件又脏又累的工作”。
现代化地区官员的典型很适合赫鲁晓夫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我不是马上去了解农业情况，”他在1957年4月地区党的职能机构会议上说：“而是去集体和国营农场转悠，我听取人们的意见，我会仔细了解那些最好的做法，然后再告诉其他的农民，我研读专业化的书籍。这就是我积累与扩充知识的方法。”当农村地区党的官员未能达成产量指标时，赫鲁晓夫会大喊道：“把最困难的地区给我，你们已经试过，但不能解决问题的地区，把那样的地区交给我。我在这里宣布，在座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我们会派遣干部，我本人就会去那里（如果中央委员会派遣我去的话）；我可以在这个会上立下字据作担保，我们不仅会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完成计划。……”
只要有“正确的思想”，人就能创造奇迹，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圈套。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他们会得到荣誉；但是当出现失败时，他们就会承担罪责，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人也是一样，而在其内在本质就注定要衰亡的苏联体制下，失败常常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例如，就拿1958年赫鲁晓夫废除所谓的农机站，将设备卖给集体农庄农户一事来看。顾名思义，农机站就是向集体农庄的农户供应农业机械并有专人操作的农村机构，农机站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集体农庄的力量还过于薄弱，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力管理他们的农业机械。从意识形态上讲，集体农庄属于一种“更低层次的”财产拥有形式（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属于集体而非整个国家所有）；因此它们就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从政治上来看，新的集体农庄是不可靠的，因为很多农民都被强行纳入了集体农庄。因此农机站在农村还担负着党（与警察）的堡垒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至少有一些集体农庄已经加强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农业机械了。但是远非所有的集体农庄都达到了理想的程度，可以实现赫鲁晓夫强迫他们进行的改革。
为了证明这种改变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保姆太多，孩子不会自立。”不过在他掌控大权时，这些孩子们只有唯一的保姆。他赋予集体农庄更多的责任，但却没有提供给它们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需的资源。当他第一次提出废除农机站制度时，他回忆说，当时仍在领导位子上的莫洛托夫“对这个想法很是反感。他大声叫嚷着我们这是在采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在‘损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多么愚蠢的说法！难道我们在农业方面上的愚蠢口号还不够多吗？我认为我找不到一个对农业和经济稍有常识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正确”。
当时，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反对意见还是很在意的。甚至在1957年末莫洛托夫被下放到蒙古时，赫鲁晓夫仍然因为想替自己开脱责任而问道：“当时考虑将一些农机站的机械转让给农户的时机是不是成熟了。”当提出将此事进行正式讨论时，他呼吁要在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实施这一改革，他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不能操之过急。”[23]但是到1958年底，已经有超过80%的集体农庄购买了原来农机站的机械。[24]
这项改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花钱购买了新的农业机械后，甚至富裕的农户也无力支付其他必要的投资了。同时，他们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不如农机站充分。原来的农机站工作人员是一些精英骨干力量。由于那些被转到集体农庄里的工作人员在社会地位与收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于是很多人跑到城市里。在罗伊·梅德韦德夫看来，其结果是“农庄产量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