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六月政变”企图的当然不是赫鲁晓夫对作家的威逼，但这对赫鲁晓夫的事业也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作用。他后来将对他行为的批评看成是为了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借口而已”，没有给予理睬。不过，尽管三名共谋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确实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其他五人（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则没有那么顽固，由于赫鲁晓夫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火爆脾气，甚至他的支持者也差一点抛弃他。
莫洛托夫策划针对赫鲁晓夫的政变不足为怪。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自从1954年以来他就“一直反对”赫鲁晓夫，特别是在1955年7月的公开冲突后，1956年和1957年他们的冲突就更加尖锐了。被赫鲁晓夫指称为这起阴谋的“意识形态主谋”，莫洛托夫在很多领域反对赫鲁晓夫的提议，特别是在威胁到他的信仰和生命的“去斯大林主义化”运动中。
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认为他是这个集团的“磨刀人”——当然有特别的理由憎恨这位他原来的门生，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凌驾于他之上了。但他和莫洛托夫也是“对立的”，他们以前的政治局同事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yev）回忆说：“莫洛托夫不能忍受卡冈诺维奇；在中央委员会共事期间，他们就一直相互憎恨。”至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说他是这起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他对莫洛托夫也没起什么作用，甚至在莫洛托夫1955年1月与赫鲁晓夫一道搞倒他之前就是如此。“卡冈诺维奇总是对马林科夫十分不满，”安德烈耶夫说：“他总是怀疑马林科夫要将他扫地出门。”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相比，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更为支持，但他相信除了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去除他们，他们就会将我们扫地出门。”据称他对萨布罗夫这么说。赫鲁晓夫当时正谈论秋天扩充主席团的事，这好像预示着他要进行清洗。这导致马林科夫催促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伏罗希洛夫并非真正起作用的人。虽然仍是国家元首，但他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并没有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就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他能在接受伊朗新任大使的外交文书时侮辱伊朗国王。“我们有沙皇，”据称他告诉这位大使说：“我们有尼古拉二世，人民将他推翻了：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做得很好。”[6]除了他手上沾染的血腥外，能将他拉入政变阴谋中来的就是赫鲁晓夫嘲弄他的方式。“他责骂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伏罗希洛夫后来坚持说。谢皮洛夫回忆说，伏罗希洛夫是最早向他抱怨赫鲁晓夫的人之一。“小鸽子，”伏罗希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此人的侮辱！”
布尔加宁也不是个天才。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轻蔑地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苏联的总理职位不是为白痴准备的。”布尔加宁留着修剪整洁的胡须，“看上去文质彬彬，待人和蔼可亲”，戏剧明星加里娜·维希纳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回忆说。因为布尔加宁曾在无数的场合厚颜无耻地追求过她，包括有一次在布尔加宁的生日宴会上，来祝贺的领导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着”，大家喝得“大醉”，“奉承布尔加宁，一再称他是‘我们的秀才’，因为他们知道他喜欢这样”，他们还回忆起了30年代，好像30年代是苏联的黄金时代似的。除了厚颜无耻地玩弄女性与酗酒成性外，布尔加宁总是不断地出丑，这让赫鲁晓夫很恼火。在1955年加尔各答的招待会上，他将自己视做甘地和列宁。1956年布尔加宁又过早地称铁托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我们为此对他进行了批评，”赫鲁晓夫说：“对此他一直怀恨在心。”在关系难以处理的芬兰——芬兰人一直记着与苏联的战争——布尔加宁声称他访问的农场可以作为一个绝好的军事观察站。“我差点气蒙了，”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听着，’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是个老百姓，而他是名军人。‘你是个什么样的军人？’我说：‘你在讲话前得三思。正如那句老话说得好，在上吊人的家里不要提到绳子。’”
将布尔加宁推到国家元首位置上的是赫鲁晓夫，毫无疑问，他这么做部分是出于通过比较使自己显得更加突出。布尔加宁对赫鲁晓夫的嘲讽感到不满，但他不敢公开反对。他原来与这些政变策划者关系并不密切（他事后也如此宣称），但随着他心中的怒气不断积累，他与他们走得越来越近了。布尔加宁参与了他们的策划后，这起阴谋才有了实施的可能。毕竟，他领导着苏联政府，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他的办公室能够获悉发起政变阴谋所必需的资源与信息（包括有关赫鲁晓夫活动的情报）。“如果布尔加宁没有参与其中，”赫鲁晓夫后来说：“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不会。”
萨布罗夫与别尔乌辛从来都没有与赫鲁晓夫走得很近，作为中央工业部门的管理者，当赫鲁晓夫计划进行经济地区化改革时，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根据别尔乌辛的说法，他是于5月20日第一次被他们拉入其中的，也就是与作家和艺术家们野餐后的第二天。他当时具有的特别优势是很多人向他申诉过心中的冤情。萨布罗夫则是慢慢转变过去的。布尔加宁于5月初抱怨说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正在监视主席团成员。差不多就在同时，马林科夫提醒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要搞倒他，他亲自给萨布罗夫打电话。就像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的全体会议上对萨布罗夫所说的那样，只是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那些邪恶的人才将你拉下水的”。
切尔诺茨安称谢皮洛夫“有教养，为人体贴，谦和”。谢皮洛夫自己也吹嘘说他能记得差不多十多部歌剧，并能将它们都唱出来，“包括合唱、女声与管乐部分，我能唱得很富节奏，非常精确，没有错误”。通过提拔谢皮洛夫进入更高的职位（依次从《真理报》主编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再到外交部长），赫鲁晓夫显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不过谢皮洛夫渊博的学识也让赫鲁晓夫不时地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谢皮洛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十分谨慎。根据切尔诺茨安的说法，他“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尽量避免单独作出与文学有关的评判”。在1955年与铁托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几次要谢皮洛夫证实他刚刚说过的事件。“谢皮洛夫会放下餐巾，”米库诺维奇回忆说：“从餐桌边站起来，好像作正式报告似的回答说：‘正是如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然后再坐下。我觉得谢皮洛夫的这种举动很不平常，赫鲁晓夫对此的容忍也显得很特别。”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特别（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拉入其羽翼之下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十分亲密。他们两人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主席团里都共过事，谢皮洛夫和他的家人至少去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过一次周末。赫鲁晓夫莫非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政治接班人，好像有这种可能，那么谢皮洛夫的背叛对他的伤害就更大了。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再也没有信任过这种学识渊博的密友，尽管他现在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学者’谢皮洛夫所起的作用是多么让人恶心，”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的全体会议上气愤地说：“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的缺点就是不断把谢皮洛夫扶上高位。”
根据谢皮洛夫的说法，他“爱上”了赫鲁晓夫朴素、民主的性格。但到1957年时，他在他的笔记本里记录下了赫鲁晓夫对同事的抱怨以及同事们对他的不满。“所有卑鄙龉龊的事情”都是赫鲁晓夫如何一五一十地“私下”告诉谢皮洛夫的。在政变企图失败后，赫鲁晓夫的盟友阿里斯托夫（Aristov）称谢皮洛夫是个“政治妓女”：“你应该能看出他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时的那种挖苦讽刺与玩世不恭，他的那种自高自大：就像个教授似的，像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诽谤别人不留丝毫的余地，也不讲任何良心。”在6月18日发起政变后，谢皮洛夫的笔记本上清楚地记载了甚至赫鲁晓夫公然的盟友对他的看法。谢皮洛夫是“那种讨厌的家伙，他能记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的任何事情，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赫鲁晓夫后来问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埃及记者，“他说和芬兰总统会面时，我在挠腋窝，好像入侵芬兰的是一支跳蚤部队。……”
政变失败后，无休止的官方谴责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参与其中的谢皮洛夫”列为主要的策划者。谢皮洛夫显然是在最后时刻才加入其中的，卡冈诺维奇的别墅就在他家的附近，卡冈诺维奇几次邀请他到树林里散步，向他保证说他们已经有了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支持。一旦加入其中，谢皮洛夫就开始集中精力对付他原来所保持着的脆弱的心智。“这一切都得追溯到赫鲁晓夫所受的教育太少，”很多年后谢皮洛夫回忆说：“虽然他的头脑很机敏。赫鲁晓夫代替知识与论证的是他惯常运用的方法‘我能嗅出事情该怎么办’。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就像谢皮洛夫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没有知识的人是不能管理一个国家的。”
“你已是所有方面的‘专家’——从农业到科学再到文化。”谢皮洛夫在政变发起后的一次会议上斥责赫鲁晓夫。谢皮洛夫接受过多少年的教育？赫鲁晓夫质问道。谢皮洛夫从中学毕业后在大学里学习了四年，然后又在红色教授研究所里呆了三年。
“而我，”赫鲁晓夫说：“我的学习时间就是两个冬天，我父亲用两普特[7]土豆交的学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假装什么都知道呢？”
谢皮洛夫回忆说，这时“赫鲁晓夫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我能说出这样的话，他把我的话看做对他的背叛”。
关于不久前发起政变的八人帮（其中七人构成了主席团正式委员里的多数）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与谢皮洛夫一样，朱可夫元帅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逮捕贝利亚时发挥过作用，在赫鲁晓夫1957年的胜利中他再次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在政变失败后对阴谋者的攻击中，朱可夫是最为激烈的。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私下里曾是赫鲁晓夫最尖锐的批评者。在1956年5月克里姆林宫接待来访的西方国家空军军官的招待会上，好像略显醉意的赫鲁晓夫将英国和法国称为二流国家。“朱可夫和其他苏联政要很反感，”美国大使查理·伯伦后来写道：“他们公开说这种议论不合适。”在赫鲁晓夫离开后，朱可夫告诉伯伦说：“你不用听他的那一套，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
马林科夫在得知朱可夫的态度后想将他召集进来。“是结束赫鲁晓夫的时候了。”布尔加宁对他说。谢皮洛夫从1941年起就认识朱可夫，他将朱可夫看做领导层里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唯一意见不合的事情就是对赫鲁晓夫的看法，特别是在谢皮洛夫因为赫鲁晓夫的“直率和平易”而被“提拔”进主席团时。“1957年春天，”谢皮洛夫坚持说：“朱可夫曾经在碰面时说过我们得在一起谈谈。他说赫鲁晓夫把持的权力太大了，集体领导已经名存实亡。我们是在外面散步时谈论这一话题的；别墅、公寓、汽车——这些地方都有监听装置，这每个人都知道。”[8]
谢皮洛夫对赫鲁晓夫的门徒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也进行了指控，别尔乌辛在政变后的全体会议上也曾这么做过。福尔采娃实际上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因为她指责谢皮洛夫“一再重复那种私下里的谈话（可能也包括她自己），他那种夸大的说辞就是为了让大家彼此猜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差不多拉拢了主席团五名候补委员中的三个（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皮洛夫），与他们占多数的正式委员一道举事。如果力量平衡发生了如此的变化，那赫鲁晓夫几乎肯定会失去苏斯洛夫的支持，苏斯洛夫在政变的前后都证明自己是个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米高扬是他唯一的保护人。除此之外，米高扬本人可能也处于犹豫不定之中。别尔乌辛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当然值得推敲，不过赫鲁晓夫对他也持怀疑态度。他后来告诉米库诺维奇说，米高扬在得知最后的结果前都保留他最后的立场，“如果事情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米高扬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可能就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事态的发展”。
事实上，米高扬对赫鲁晓夫是有疑惑的——他“喜欢走极端”，“没有自制力”，发起火来“就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不过他也认为赫鲁晓夫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他能“快速领会和学会”，“矢志不渝地追求他的目标”，并“有足够的勇气”。米高扬回忆说，导致他于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的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伏罗希洛夫对揭露斯大林感到不满。如果他们占了上风，那我们党和社会的去斯大林主义化进程可能就会延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