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牙利问题上，赫鲁晓夫一直在退让和血洗之间徘徊。最后的可怕后果证实了他和他的同事还是缺乏敏锐的头脑与坚定的意志，正如斯大林所预料的那样。不过，赫鲁晓夫擅长在糟糕的结果上穿上漂亮的外衣。“整个局势在一天内就改观了，”米库诺维奇记得赫鲁晓夫在11月7日说：“我们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卡达尔是个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现在可以扩充并增强政府的权力了。”但是赫鲁晓夫在革命纪念日的欢颜（穿着佩戴两颗金星的黑色外套，他于节日招待会前不久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接见了米库诺维奇）是勉强装出来的。实际上，他感到痛苦和沮丧。匈牙利危机加深了他的自我怀疑。经过刚开始的震惊后，他开始以双倍的努力来巩固他的权力。但是他的行为也具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没有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1957年夏天一次针对他的差点成功的政变。
在苏联出军队镇压匈牙利起义当天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一直怒气冲冲。当莫洛托夫批评新的卡达尔领导集体谴责原来的拉科什政权时，赫鲁晓夫愤怒地说：“我就不理解莫洛托夫同志，他总是不断说出最坏的想法。”两天后，他对卡冈诺维奇发火道：“卡冈诺维奇同志，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常态，不要再搞你那套溜须拍马的东西？”11月12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好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米库诺维奇跟他提起第二十届党代会时，赫鲁晓夫咕哝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即新的决定要对过去发生的所有坏事负责。”
12月12日，原来打算到赫鲁晓夫办公室的简短拜访变成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米库诺维奇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赫鲁晓夫对铁托助手爱德华·卡尔德利（Edvard Kardelj）讲话的反应反映了自从对匈牙利局势干涉以来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所经受的冷淡，但让赫鲁晓夫最感气愤的是卡尔德利好像是在嘲弄他，卡尔德利“在谈到种植玉米和土豆的政策时带着一种调侃的口吻”。一个多月后，赫鲁晓夫仍感到十分恼火，认为卡尔德利的话肯定是对他的个人攻击，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赫鲁晓夫对农业的浓厚兴趣”。
11月，莫洛托夫被任命为国家控制部长（负责监督政府法令的实施），这一职位不如外交部长那么重要，但这一迹象表明他正在努力恢复自己的权力。赫鲁晓夫也改变了在谈及斯大林问题上的口气。在新年前夕为外交使团和苏联精英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宣布在反对阶级敌人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这让他的听众们大吃一惊。三个星期后，在中国大使馆招待会的800名客人面前，他宣布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就意味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犯有“错误”，“但上帝也会认同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那样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试图利用对斯大林缺点的批评来削弱苏联政权，但是“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先生们，这一点你们毋庸置疑”。
对斯大林采取的新路线是一种战术上的撤退，但是这也反映了赫鲁晓夫内心的困惑。他在共青团集会上的露面无一例外地都是庆祝共产主义这样或那样胜利的动员会。不过他于11月8日对米高扬进行了嘲讽，表面上是因为米高扬对开垦处女地运动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私下里可能是因为他支持让赫鲁晓夫陷入如此困境的“去斯大林主义化”，以及在匈牙利问题上采取缓和路线。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提到了他的年龄优势；在后来的政治生涯的低潮期，他也数次提到这一点。
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最重要的影响是引发了苏联的动荡，尽管苏联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后已经开始慢慢孕育。10月25日，在苏联内务部俱乐部的集会上，来自莫斯科国立历史档案协会的学生为波兰和匈牙利的发展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俄国革命”干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公开对试图为入侵匈牙利辩解的官方演讲者提出质疑。非法油印的刊物在列宁格勒泛滥。在雅罗斯拉夫尔的11月7日节日游行期间，当地党委书记游行检阅台前的高中学生打出了一幅巨大的标语牌，呼吁从匈牙利撤军。差不多就在此时，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后来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加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秘密社会”，其任务之一就是招募新成员以执行未言明的任务，这些成员必需彼此之间互不了解，但他们的计划从来也没有付诸实施过。
知识分子也被鼓动起来了。根据一个克格勃线人的报告，著名物理学家列夫·兰都（Lev Landau）对官方为干涉匈牙利局势所作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你们怎么能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呢？我们会相信屠夫吗？他们毕竟是屠杀，邪恶的屠夫。”生物学家亚历山大·柳比什契夫（Liubishchev）将匈牙利的暴乱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讲话：“他所做的比‘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还要过分。”当莫斯科党委书记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试图平息莫斯科地质勘探研究院一次局面失控的会议时，与会的多数人投票决定不让她打断他们的发言。当终于有机会讲话时，她努力安抚大家。（“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对吗？你们的要求是很正当的。我们印发的材料太少了，这是我们的失误。”）她甚至好像对解散官僚主义盛行的共青团组织的要求也表示了支持。但是她一离开会堂，那些最积极的抗议者不是受到了惩罚，就是被抓了起来。
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家面包厂墙壁上的14幅国家领导人肖像被人乱划乱砍。塞普科夫（Serpukhov）的一名工人将赫鲁晓夫画像中的头部撕掉了。在12月5日呈送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Frol Kozlov）引用一位工厂工人的话说，如果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这里也会发生与匈牙利相同的事情”。根据另一份官方报告，一位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厂的31岁设计师（也是一名党员）形容党的路线是“闭嘴，否则就把你抓起来”。他问道：“难道我们还没有从匈牙利的教训里汲取点什么吗？”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引用一位曾经去过法国的同事的话：“在那里人们认为宁死也不愿像我们现在这样活着。”
这样的抗议者毕竟是少数，也被孤立了起来，但他们造成的影响还是让最高领导层十分恐慌。12月19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下发给全国的党组织一份秘密信件，这份信件是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准备的。[1]在提到“敌意的聚众闹事”时，这份信件呼吁“无产阶级专政”就应“毫不留情地”“消除他们的犯罪活动”。然而当这份信件在党组织内进行传阅、讨论时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1957年初，有数百名示威者被判到劳改营服刑，最多的长达七年。在1957年的头三个月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接手了32起“反革命案件”，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6起，其中很多是当地检察机关指控低级法院对罪犯的判决太仁慈了。“反革命罪犯”中包括手拿一张“反苏标语”的一名学生、一名在讲堂里“公开发表反苏声明”的学生以及一名在墙上张贴反苏传单的工人。这些都是根据臭名昭著的具有浓厚斯大林主义色彩的刑法第58条判决的。那些给报社写匿名信件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信件会被转交到克格勃那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赫鲁晓夫向世界吹嘘苏联已经没有政治犯前的短时间里。
赫鲁晓夫也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他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详细内容将在第13章里陈述）看作他外交政策的胜利。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处女地开垦运动带来了最高的收获记录。[2]不过，195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不得不对新实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过高的目标进行修正，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难怪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农业省份进行了一次马不停蹄的视察，给这些省的党委书记颁发奖章（“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颁发奖章与勋章”，米库诺维奇在他195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其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他才是他们的主人，不是马林科夫，也不是莫洛托夫，他当时的做法就像美国政治家竞选一样，事实上，在1956年以后，他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一月的巡回视察发起了他的一轮反击攻势，包括一次激进的工业管理重组、一个赶超美国农业的全国性运动以及对艺术界作出新的姿态。他的目的是想展示他果敢、充满活力的领导才能，但结果却削弱了他的地位。
赫鲁晓夫于二月提议取消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部委，代之以地区性的经济委员会。尽管苏联的经济规模小，结构也比较简单，但要想使位于莫斯科的部委来指导分散于11个时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外，更为分散化的工业管理体制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不过，赫鲁晓夫的改革也是政治性的：掌控地区委员会的当地党委书记都是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被下放到各省的部长与计划人员（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苏联社会，被下放的命运几乎比死还要糟糕）则是他的批评者的盟友。
赫鲁晓夫的方案也不乏支持者，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对此大加赞扬。不过，虽然中央各部委为了他们各自狭隘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们的工厂所在地的利益，但这种新制度培养了区域主义，使整个联盟的利益趋于淡化。如果问题单单是经济上的变化，那赫鲁晓夫也许会逐步采取措施，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是政治性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因此赫鲁晓夫没有丝毫的拖延。在新的法令于5月10日实施前，他确实允许媒体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全国性讨论”。但考虑到变化的急剧性（设立了105个委员会，基本上是每个省份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这差不多相当于将美国所有的州都换成了一套新的地区管理实体），这种转变让人觉得差不多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表示反对。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这一计划“准备不周”。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赫鲁晓夫把一个本来不坏的想法搞糟了。如果不是想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贴上他‘是我想出来的’标签，那这个改革也许会收到一定的成效。”[3]当弗罗尔·库兹洛夫向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通报这项改革计划时，大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那些即将被撤销的部委里的员工怎么办？各部委建造的住房和公共服务设施怎么处理？企业主管和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批评，但他们绝对不是针对整个改革方案的。不久，批评者就开始利用赫鲁晓夫自己喜欢的言辞方式——轶事与谚语——来攻击他。“曾经有一个名叫特里什卡（Trishka）的人，”南斯拉夫大使馆官员记得的一个故事如是说：“他有一件很好的带袖长袍，但他不停地修改长袍，想使其变得更好，结果这件长袍再也无法穿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失败后，主席团成员福尔采娃谴责对经济地区化的批评是“厚颜无耻的行为”。不过她没有说当地区委员会“这种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谢皮洛夫后来如此称谓）开始时，她本人也吓呆了。“我是个经济学家，”谢皮洛夫回忆说：“我知道分散管理是必要的，但这必须经过周密的策划与组织。”谢皮洛夫记得福尔采娃如此问道：“我们该做点什么？我们任命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来领导这些委员会，所有的决策都是凭一时的冲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保证苏联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这是一种布尔什维克式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能在数十年内取得资本主义国家用了数个世纪才实现的成就。由于苏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实现集体化与工业化的，那么肉和牛奶还能有什么问题呢？然而，虽然布尔什维克传统上的吹嘘只是一种虚张声势，但赫鲁晓夫却证明了这是无法实现的承诺。
农业上新近取得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自从1953年以来，肉类的产量已经增长了162%，牛奶产量增长了105%，谷物产量增长了189%。（但是为什么会像赫鲁晓夫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增长一定会持续下去呢？即使如他们所愿的那样能一直持续增长，那美国也不会原地踏步。）在对美国中西部进行了为期40天的考察后，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科维奇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想法，美国农业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因为有大型的农庄、有事业心的农庄工人以及广泛种植玉米。美国人对苏联农业抱负的嘲讽进一步刺激了他们。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对他的听众们讲述了1953年“我们的敌人是如何饲养奶牛的”，现在是对美国提出挑战的时候了，“在美国面前，所有的国家都战战兢兢，生怕冒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