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14日上午10时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大会的大约有1355名正式代表和81名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苏联共产党680万正式党员和62万预备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55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工人政党的使节，包括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1939年以来按计划举行的首次党代会），会议的预定目标是明确后斯大林时代党的路线，包括对斯大林本人的盖棺论定，以及接班人在集体领导体制下的相对地位。在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纪念和1955年3月斯大林逝世二周年纪念之际，苏联媒体都对斯大林大唱赞歌。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真理报》在1955年12月斯大林诞辰76周年时几乎没作任何报道。
当代表们第一次步入会议大厅时，他们看到列宁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其原来的位置上，但却没有斯大林的画像。赫鲁晓夫的第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九届至二十届党代会期间，我们失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Kyuchi Tokuda）。我提议大家起立，向他们默哀。”哥特瓦尔德是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于1953年去世。经过几分钟的默哀后，意大利代表维特里奥·维达利回忆说：“我们吃惊地面面相觑。为什么？谁是土库塔？赫鲁晓夫的致辞真是奇怪，如此匆匆忙忙，他好像对这些死者心存忧惧，或者羞于提到他们似的。”
此次党代会的主要工作是由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内外政策的报告，总理布尔加宁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与以往一样，这以后是“大会讨论”，就是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事先预备好的演讲。两份报告，特别是它们关于经济问题的长篇讨论，大部分还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数次提到他在开幕致辞中提及的与斯大林并列的两位已故奇怪人物，这并非无意。他宣布，中央委员会“坚决谴责有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抨击“党内存在着无法无天的现象和独断专行的气氛”。维达利认为，他所指的“除了斯大林外没有别人”。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巴西代表向他保证说，赫鲁晓夫的所指是贝利亚。
赫鲁晓夫发言中的外交政策部分也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大相径庭（新的世界大战并非“注定不可避免”，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和平、非革命的道路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不过他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讲话中说得更直率一些：“……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相反个人崇拜大行其道。……”但是当毛泽东在来信中给予斯大林积极的评价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梭雷兹指名赞扬斯大林时，代表们则起立欢呼。[1]
经过十天的会议，党代会于2月25日宣布结束。那天上午，外国代表和客人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苏联代表突然来了，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当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落座时，他们看上去“面色发红，情绪激动”，中央委员会的文化专家伊格尔·切尔诺茨安（Igor Chernoutsan）回忆说，他当时坐在台下的前排，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赫鲁晓夫的讲话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中间只休息了一次。他讲话的核心就是对斯大林发起毁灭性的攻击：他有“严重滥用权力”的罪过。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与流放数以百万计无辜平民的事情，不用审判或是正式的调查就能执行死刑，这导致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担忧，甚至是绝望”。斯大林主义者对反革命罪行的指控是“荒谬、野蛮和有违常识的”。无辜的人供认自己有罪，“因为他们经受不住身体上的折磨，审讯者会将他们折磨得失去知觉，丧失判断能力，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对于所有这些，斯大林本人是有责任的；他“亲自召见审讯者，给他作指示，告诉他采取什么方法，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毒打，毒打，再毒打。”赫鲁晓夫列举了被他们折磨致死的几位“诚实而无辜的共产党员”，尽管这些无辜者不承认自己被屈打成招的供述，并请求斯大林宽恕。他攻击斯大林在战争时期领导无方，“野蛮地”驱逐整个高加索民族，“对权力的癖好”使他吹嘘，“我只要动一下手指头，铁托就不复存在了”，阿谀奉承和自我吹嘘“令人作呕”，任命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什么地方，从来没有与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见过面”的人来主管国家的农业，致使苏联的农业陷于彻底的毁灭状态，他“只是从对农村形势经过包装和美化的电影里”了解国家的情况的。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控告既不完全，也不是纯粹的。他所描述的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楷模。虽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主义的反对派并不一定从“肉体上被消灭”，但他们确实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敌人”。赫鲁晓夫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受害者抱有同情，他们很多人至今还没有洗脱掉非共产主义的罪名。赫鲁晓夫对列宁和苏联制度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大加称颂。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他坚持认为，就像赫鲁晓夫向党代会代表们分发的文件材料里所说的那样，列宁本人在他的文件里就曾提醒斯大林可能会使共产主义走上歧途。[2]
赫鲁晓夫保证说他会使国家回复到列宁主义路线上。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和其他斯大林的接班人进行了辩护。“那时政治局成员们在哪里呢？”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这种个人崇拜？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做出反应？”对此，他那很难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同样的解释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出现过），政治局成员“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斯大林利用他们的名义做了些什么，等到他们知道真相时，已经来不及抵制了。赫鲁晓夫引用了在从斯大林别墅回家的路上布尔加宁对他说的话：“有时当你去斯大林的别墅时，他会像朋友那样邀请你。但当你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把你带到哪里：是回到家里，还是投入监狱？”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说，斯大林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明显地计划想清除掉政治局里原来的成员”，“搞掉他们，目的就是想隐瞒他那些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不可告人的行为”。
他在结束讲话时请求说：“这个话题一定不能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代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能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弹药，我们一定不能向敌人暴露我们的伤疤。我想党代会的代表们会正确理解，也会按照会议指示精神去做的。”
听众中的很多人都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些对原来的同事公开抨击、踩着他们的尸体向上爬的人突然之间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那些内心痛恨斯大林的人不敢相信他的接班人会真正为他们说话。正如后来的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塞米恰斯特尼（Vladimir Semichastny）所记得的那样，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刚开始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只昆虫飞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一旦下面有了一点响动，紧接着就是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赫鲁晓夫在顿巴斯附近彼得罗夫-马林斯基的接班人扎哈尔·格鲁科夫（Zakhar Glukhov）感到“既高兴，又焦虑”，惊讶地认为赫鲁晓夫怎么能“在这些听众面前说这些事情呢”？当时的《共青团真理报》主编德米特里·高里尤诺夫（Dmitri Goriunov）因为心脏不好，不得不服下了五片硝酸甘油。“从包厢里走下来时我们都不敢相互对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回忆说（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一个小办事员，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合作者）：“不知是出于羞愧、震惊，还是由于出乎意料。”当代表们离开会议厅时，雅科夫列夫听到代表们嘴里嘟哝的都是“是啊，是啊”的声音，好像一句简单而又安全的“是啊”可以表达他们所有强烈而矛盾的感情。
赫鲁晓夫的讲话“激动而充满情感”，切尔诺茨安记得，他的讲话里不时爆出猛料——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也是他讲话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他的讲话在1956年传到西方国家的正式文件里没有出现，在苏联出版也是1989年以后的事情。他认为斯大林应该为1941年和1942年的基辅和哈尔科夫惨败负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斯大林的憎恨已经非常明显了。根据切尔诺茨安的说法，“当他愤怒地大喊：‘他是个懦夫。他胆小如鼠。整个战争期间，他一次也没有敢到前线去’时，他的情绪爆发达到了顶点。”
在赫鲁晓夫发泄愤怒时，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坐在那里，面无一丝表情。据称，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大加嘲弄，要求他们解释自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行为，但不管是在他讲话期间，还是以后，他们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有一次，赫鲁晓夫怒问伏罗希洛夫（用的是俄语里亲切的第二人称单数）：“嗨，你，克里姆，不要再撒谎了。你应该早将实话讲出来。”这时，切尔诺茨安写道：“伏罗希洛夫的脸色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赫鲁晓夫还是紧追不舍：“你现在已经老了。难道你还没有将你亲眼所见的都讲出来的勇气和良心吗？”
在会议间歇，切尔诺茨安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站在走廊里抽烟。“我们知道的已经不少，”切尔诺茨安后来写道：“但我们还是被这种揭露事实的方式震惊了。不过，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我们如何才能区分真正的社会悲剧和这位发言者在盛怒之下指东道西的控告呢？”费奥多尔·布尔拉特斯基（Fyodor Burlatsky）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党务工作者，他没有参加党代会。他的上司谢尔盖·马日茨耶夫（Sergei Mezentsev）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他正在党刊《共产党员》编辑部里等着，他发现上司“脸色白得像纸一样——或者可以说是面如死灰，就像盐沼的颜色一样”。布尔拉特斯基问道：“嗳，怎么了，谢尔盖·帕夫洛维奇？”马日茨耶夫“没有回答，他的嘴唇甚至都没有动一下，好像舌头已经卡在了上下牙齿之间”。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布尔拉特斯基问是不是党又将什么人踢了出去，或是选举了什么不该当选的人。他继续开玩笑地问，是不是党决定关闭他们的杂志了？
“杂志？……不是杂志。……他们说的事情……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想……下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马日茨耶夫不能说出秘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规定不能将其泄露出去，否则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些东西将我们连根铲除。”
四年后，布尔拉特斯基听到了赫鲁晓夫向一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描述这份“秘密报告”的消息。赫鲁晓夫在讲话时手拿一只杯子在空中晃来晃去，“杯里的白兰地溅落到白色的台布上，坐在他旁边的人都觉得害怕，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后来他“小心地将杯子放到桌子上，这样可以腾出他的右手，他右手的挥舞对增强他讲话的说服力是绝对必要的”。他为什么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作出这种讲话？答案还得从他在学习时期读到的一个故事说起：“沙皇时期有几位政治犯——社会主义革命者、孟什维克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中有一位名叫平亚的老鞋匠。……”
“这就是我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所做的事情，”赫鲁晓夫继续说：“由于我被推选为第一书记，因此我就得像那个鞋匠平亚一样。我有责任说出过去的事实真相，不管这对我会有什么风险。”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讲话是他所做过的最大胆、最不计后果的事情。苏联政权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他也没有。在他讲话前，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好像在政治上已经被打败了。就是为了进一步确信，赫鲁晓夫在党代会里塞进了很多他的支持者，并在中央委员会里巩固了他的地位。现在他在可能的竞争对手里地位最高，这一有利形势最终帮助他将竞争对手们踢出党的大门。不过，他的对手们也差一点将他赶下台，在“秘密报告”出台的15个月后，主席团里大多数人投票剥夺了他的党总书记职务。按照此前的游戏规则（决定权在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橡皮图章），赫鲁晓夫应该完蛋了。但是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在11天马拉松式的最后摊牌中赢得了胜利。这场交锋很具戏剧性，取得的胜利也颇具决定性，因此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好像是他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的。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他如何差一点搞得全盘皆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