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无辜吗？与帕维尔·苏达帕拉托夫一样，两位对这段历史很了解的历史学家并不这么认为，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地宣称，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最后几年里苏联三驾马车的一分子，其他两人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过，如果他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关系比表面上的更为紧密的话，那么他1949年回到莫斯科肯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紧张。赫鲁晓夫亲自对莫斯科党组织和一些国家部委进行了清洗，在此过程中，排除了马林科夫的亲信。当伊格纳蒂耶夫于1951年成为秘密警察的头目时，几个与赫鲁晓夫过从甚密的人被提升起来作为他的副手，而赫鲁晓夫的其他门生则在中央委员会里获得了重要的职位。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彼此否认在帮助斯大林挑选25人主席团中发挥过作用。但是如果马林科夫后来告诉他的儿子他已经让他的几个人得到了提升，那赫鲁晓夫的否认还能是诚实的吗？如果赫鲁晓夫没有提名新主席团的成员，那他在乌克兰的人怎么会得到任命呢？还有，如果赫鲁晓夫正在暗中搞垮贝利亚，那我们可以设想他肯定会鼓励斯大林将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一查到底。[23]
所有这些猜测表明，实际上赫鲁晓夫好像保护了那些他能保护的人，例如有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莫斯科党的官员，他突然之间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又突然出现了，并担任了航空工厂的主任。还有一位就是尼古拉·西佐夫（Nikolai Sizov），他是一个广为人们喜爱的共青团领导人。当共青团的活动分子大胆地要求公开对西佐夫的指控时，赫鲁晓夫将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他没有责备他们，而是给他们讲述他的年轻时代，讨论莫斯科的经济形势。在赢得他们的信任后，赫鲁晓夫严肃地宣布他们不要再对西佐夫的命运有什么意见：“这就是现在的处事方式，年轻的同志们。你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党的决定必须服从，你们和共青团都一样。”在赫鲁晓夫离开会议厅时，这些可能的抗议者已经失去了抗议的动力。然而，尽管表面上抛弃了西佐夫，但实际上赫鲁晓夫还是挽救了他。他被解除了共青团书记的职务，但却得以留在高级党校里，躲过了被清洗的命运。“通过这种方法，”阿朱别依回忆说：“有时可以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躲过更为厉害的打击。”
差不多就在此时，赫鲁晓夫的前乌克兰共青团书记科斯坦科被提供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的机会。“不要说是我说的。”当他的这位门生征求他的意见时，赫鲁晓夫说：“不要赴任这个职位！不要到这里来！”这样，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科斯坦科就在乌克兰的省机关里静静地呆着，没有卷入莫斯科的血腥权力争斗中。
不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反正他身陷其中的游戏要求在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还要背叛他们。他记得他在30年代与马林科夫一起工作时“关系不错”。战时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他就住在马林科夫的别墅里。他离开基辅时，也经常去拜访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起出去打猎，从1950年开始，他们两家经常一起远足去采蘑菇，然后再到彼此的家里做客。赫鲁晓夫甚至叫马林科夫一起晚上出去散步，这是他在基辅养成的习惯，但对于身居莫斯科的斯大林臣子们来说，这还是很新鲜的。两人沿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走下去，身后跟着他们的夫人和孩子（再后面就是神经紧张的警卫人员），然后向右到卡利宁·帕罗斯佩克特大街，继续沿着莫赫瓦娅大街向右到高尔基大街，然后再回家。有时他们沿着克里姆林宫围墙边上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走很长的路再回家。
在被问道1949-1953年间她父亲的“朋友”都有谁时，拉达·阿朱别依冷静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从30年代开始，我们与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家的关系都不错，到了莫斯科，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经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在战后时期经常见面，但我真的不能称之为友谊。”
斯大林并不鼓励他的部属们相互之间发展友谊。不过，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妨碍了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说，赫鲁晓夫是他父亲交往的唯一同事。他们两人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尼基塔和雅哥尔，彼此给对方过生日，他们的孩子也经常到他们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相互玩耍。不过，虽然尼娜·彼得罗夫娜是个“有才智的女人”，安德烈说，但她的丈夫却是马林科夫的同事里“最可爱的”，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鲁”。“我的父母都出身于贵族家庭，”马林科夫解释说：“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客人里经常有学术界人士和大学里的教授。赫鲁晓夫简直粗俗不堪，他的幽默感让人难以忍受，很显然，他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或者就是根本不知道。”
马林科夫很精明，当然不会表露出对赫鲁晓夫的蔑视，不过赫鲁晓夫也很有心计，他不会感觉不出马林科夫对他的看法。马林科夫“在战争期间对我表现出了一定的谦虚，”赫鲁晓夫后来说：“特别是当斯大林表露出对我的不满时。”如果说他们两人没有闹翻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谁也不能不利用对方。从这种角度来看，两人都戴着面具，他们对贝利亚也一样，贝利亚对他们也同样如此。
赫鲁晓夫有足够的理由惧怕贝利亚。在阿朱别依看来，贝利亚手下的特务1951年曾试图袭击赫鲁晓夫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办公室，威胁值班的助手说，如果不让他们“检查赫鲁晓夫保险柜和电话的安全情况”，他可能就得承担可怕的后果。当他的拒绝招来一阵怒骂但事情没有进一步恶化时，赫鲁晓夫的助手认为贝利亚决定不向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提出挑战。
在阿朱别依和拉达·赫鲁晓娃结婚后，国家安全部门报告说，这对年轻的夫妇一直在“谈论”赫鲁晓夫家所过的“优裕生活”。赫鲁晓夫对阿朱别依进行了批评（“确有其事。”谢尔盖·赫鲁晓夫多年后这样说）；阿朱别依和拉达怀疑是那些曾到过他们家别墅的大学朋友告的密。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告诉阿朱别依说，这种公开指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搞垮赫鲁晓夫一家。
有一次在高加索地区夏季度假时，贝利亚将赫鲁晓夫带到一条能俯瞰黑海的高高的山路上。“多美的景色啊，尼基塔！我们在这里为自己盖上几栋房子吧。这样我们就能呼吸到山间新鲜的空气，会和这个山谷里的老人们一样活上百岁。”当贝利亚提议搬迁住在这里的居民时，赫鲁晓夫嗅到一股“挑唆性的味道”，就像贝利亚试图“将我拖入反斯大林的言论，然后再到斯大林那里出卖我”一样。
尽管知道这是贝利亚的诡计，或者也许正因为是诡计，赫鲁晓夫还是不愿意正面顶撞或是疏远他。在莫洛托夫看来，“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是一个核心集团，一个‘三人帮’”。阿朱别依在新闻学校毕业后就到《共青团真理报》工作了，他经常和他岳父一起回家。有时，但显然是经过事先计划的，赫鲁晓夫的汽车会在这条幽静的马路上和贝利亚的汽车相遇。然后阿朱别依会和贝利亚交换位置，这样贝利亚就可以与赫鲁晓夫进行交谈了。当两辆汽车开到赫鲁晓夫别墅大门口的时候，阿朱别依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走下车来和贝利亚长时间地握手。然后，他站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目送贝利亚离去，直到他的汽车消失为止。赫鲁晓夫很清楚地知道他家大门口值班的军官肯定会向他的上司们汇报自己对贝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尊重。”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从1939年开始，贝利亚就已经警告马林科夫和已经倒台的秘密警察头目叶佐夫走得太近了。差不多十年后，贝利亚悄悄对赫鲁晓夫说：“听着，马林科夫没有主见。如果不牢牢抓住他的话，他就是一条随时可能突然跳出来的狗，这就是我开始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不过，他是俄罗斯人，也有文化，当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随时加以利用的。”这让赫鲁晓夫豁然开朗。“我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意识到贝利亚对你的态度，”当他们一起在斯大林的苏契（Sochi）别墅里时，赫鲁晓夫悄悄对马林科夫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你还认为他尊重你吗？我觉得他是在愚弄你。”马林科夫沉默了很长时间后回答说：“是的，我看出来了，不过我能怎么办呢？”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一点。当然你现在做不了什么。不过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斯大林身边的这些权贵们相互之间都在玩着游戏，而且这种游戏让人防不胜防，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在这种游戏里，赫鲁晓夫的地位日益得到了巩固。贝利亚的一种策略是在斯大林周围全部安插上来自格鲁吉亚的仆人。当赫鲁晓夫每次碰到那位贝利亚已经提升为少将的格鲁吉亚厨师时，他都能看到这位将军身上的绶带和勋章又多了一些。“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不过我们谁也没有说出来。”赫鲁晓夫回忆说。还有一次，在斯大林别墅里的一次已经闹到很晚的宴会上，贝利亚担当这场狂欢的主角，赫鲁晓夫拒绝单独唱歌。“我拒绝唱歌，斯大林看着我和贝利亚，等着看我们最后怎么收场。贝利亚知道我是不会屈服的，于是就放过了我，并感觉出斯大林对我的固执颇为欣赏。”
在这些小插曲中让人颇感惊奇的是赫鲁晓夫“解读”斯大林和贝利亚思想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他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鲁与缺乏创见的外表下隐藏其权力不断扩大的能力。
赫鲁晓夫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毁誉参半的表现对人们的信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1949年后他在工业和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斯大林眼里赢得了一定的位置，但他的失败保证了他的对手们会继续低估他的能力。
赫鲁晓夫在处理莫斯科住房危机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想象力。很多居民都居住在公共的公寓里，经常是两家住在一个房间里，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虽然莫斯科的人口在十年间增加了100万，但住房总数还与1940年时差不多。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地铁建设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与此同时对历史遗迹的毁坏也是无法弥补的（包括莫斯科沿岸的老基泰格罗德墙），对于历史遗迹，赫鲁晓夫30年代时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苏联1950年时的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1913年前的水平。苏联政权不是把资源投到农村，而是继续将本该投到农村的资源投到了其他领域。对农产品强制上缴的补偿低得可怜，因此农民上缴公粮所得的报酬远远低于他们的投入，而工业产品的价格，例如卡车和拖拉机，却上涨了好几次。很多农民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农奴，劳作而没有报酬，他们要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搞一些工业的小作坊，但对这种交易所征收的赋税却持续上涨。没有内部的通行证，农民就不能进入城市。
与南部的黑土带相比，莫斯科地区的土壤相对比较贫瘠，因此更加得不到重视。赫鲁晓夫一到首都就派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下去视察。谢甫琴科视察的有些小型、缺乏活力的集体农庄却有着像“打倒资本主义”这样宏大的名称，但是却没有机械、没有电力，甚至连适龄的男性劳动力都很少。当集体农庄里唯一的教师在学校里唯一的一间破败的校舍里端给谢甫琴科一碗汤时，他从碗里挑出了一些像老鼠毛一样的细毛，把它们扔掉了。“但那也是肉啊。”那位教师抗议道。
不久以后，赫鲁晓夫和谢甫琴科到了一个偏远的集体农庄里。他们发现农庄主席摇摇欲坠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农庄主席的钥匙放在桌子上。“他逃走了。”有人说：“你尽管把他解职好了。我们太穷了。”赫鲁晓夫将村里的学校教师找来，把钥匙交给他，现场任命他为这个农庄的主席。当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批评他“在农村草率行事”。
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创新做法包括扩大饲养牲畜与家禽的农庄，巩固小块的土地，并采纳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案。推广种植中亚西瓜和菊芋证明没有多大的帮助。[24]当农民们拒绝改变他们的耕作方法，或是新的管理者被证明没有能力时，赫鲁晓夫就会将这些失败看作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每当我想到我们的农民是如何的不明事理时，我常常觉得快发疯了。”赫鲁晓夫后来说。当政府机构向农民们发放化肥时，“更多的情况是农民们会把它们放在火车站那儿消耗掉。这些东西就这么两三年时间都堆放在那里，只能成为冬天里孩子们玩滑梯的好地方”。1950年，他顺便走访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专门研究土豆的研究所。当研究所主任汇报她的试验田产量只有附近农庄的一半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可怜的主任，她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有如此的反应。眼泪涌上她的双眼，她抽泣起来，‘我们怀着如此喜悦的心情盼望着你的来访，现在你来了，却对我们说出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认为以前没有人如实地告诉过她，他们研究所的工作有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