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称呼他的教名与父名是赫鲁晓夫朴素、亲民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你所认为的那样，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都太脱离群众了。伏罗希洛夫“更感兴趣的是在公众庆祝场合卖弄他那身醒目的军事装束，而不是监督武器采购与组织部队的部署”。不是让武装部队为战争作准备，他“只是对着摄影师微笑，在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他还“使自己成为颇具名气的戏剧鉴赏家与评论家。我记得一次我在场时有人说出了某位戏剧歌唱家的名字，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垂下眼皮，说道：‘克里蒙特·埃弗雷莫维奇对她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
赫鲁晓夫也培养了一些艺术家与作家，更不用说在多夫仁科的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了。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去莫斯科时受邀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做客。“……能与他见面，倾听他的思想，听他提供的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工作，什么时候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他总会说出一些让人感到振奋的话语，或是给我们分析这样那样的形势。……我总是盼望着能有与他见面的机会。”他还补充说：“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什么时候都能更容易地与他坦诚交换意见。”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与斯大林亲密接触就开始让他有美梦破灭的感觉了。
赫鲁晓夫毫不怀疑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是正当的，因为“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他们“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时，他也是面不改色。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自己“方面的战略失误”。战争开始的那天他就在莫斯科。斯大林“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召开会议。他确信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射几轮炮火，芬兰人就会土崩瓦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拒绝我们的条件，并进行了抵抗”。
当苏联士兵在战斗中相继死亡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和国防人民委员发生了争执。斯大林“气得暴跳如雷，开始指责伏罗希洛夫”与芬兰作战的失利。伏罗希洛夫“跳了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当面回击了斯大林的指责”，甚至“抓起一个盛着烤乳猪的盘子，摔在桌子上”。甚至伏罗希洛夫被解职所带来的欣喜也没有让赫鲁晓夫的胃口好起来。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时，莫斯科战争准备的不足开始完全显露出来。但是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即使是在战争爆发前，他都能感觉出斯大林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实际上是出于他的担忧。在德国军队1940年占领法国时，赫鲁晓夫从斯大林脸上觉察出了这种担忧。斯大林“紧张地诅咒英国和法国政府让他们的军队如此快地被德国击溃”。另一种表现就是斯大林总是让人们聚集在他的乡间别墅里，直至深夜，好像他“需要很多人陪伴，以消除正在困扰他的那些事情带给他的紧张与烦躁”。赫鲁晓夫说，在1940-1941年前，他只是偶尔喝酒，或是去斯大林乡间别墅的次数也很少；当他拒绝斯大林的邀请时，他也不会反对，“这让我很高兴”。然而到了那年冬天，斯大林“开始越喝越多，并强迫其他人喝酒。他实际上是在让大家都成为醉汉！”在贝利亚的怂恿下，他好像是存心让他的同事们酒后吐真言，斯大林将他的助手们通宵留在他的别墅里，好像是在商讨问题，但是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对付那些饭菜，这种吃喝变得让人倒胃口，损坏你的健康，让你的思想里蒙上阴云，使你的脑袋与整个身体都觉得不舒服”。除了斯大林外，其他任何拒绝饮酒的人都会招致“处罚”，处罚的结果就是再来一杯，或是几杯。“这是开玩笑，”赫鲁晓夫说：“但是那些被迫喝酒的人都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斯大林当时的精神状态。”
基辅对赫鲁晓夫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他在那里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一家人居住在一栋豪华的别墅里（这是大革命前一个糖厂主的宅第），装饰豪华的大门前是一排高高的树木，一进大门是富丽堂皇的中央楼梯，餐厅里摆放着一架巨大的钢琴，房子的后面是高高的绿墙环绕着的大花园。[29]
更为壮观的是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建造在离基辅30英里的第聂伯河西岸200英尺高的地方。那里以前是一座修道院。现在赫鲁晓夫一家居住在一栋宏大的砖结构建筑内，他的助手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坦科（Mikhail Burmistenko）和列昂尼德·科尔尼茨（Leonid Korniets）则居住在附近的两栋房子里。这座被称为“山间”的院子风景极好，可以看到流淌的第聂伯河以及点缀其中的小岛。从赫鲁晓夫家相册里那些发黄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家宽大的石头露台一直延伸到沙质的河边。战后第一次来到“山间”别墅的阿列克赛·阿朱别依记得房子的周围环绕着樱桃树、苹果树和梨树。拉达·阿朱别依回忆说她家总是客人不断，其中包括来自基辅歌剧团的艺术家。[30]
基辅的别墅与第聂伯河的乡间别墅都有着很多佣人——保镖、厨师还有司机。当尼娜·彼得罗夫娜还在莫斯科时，她在斯大林举行的一次特殊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及其妻子的招待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她坐在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Stanislav Kossior）妻子的对面，她们的谈话主要集中于厨房用具。当尼娜·彼得罗夫娜问她应该带些什么去基辅时，科西奥尔的妻子感到很吃惊。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后来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新居配备有一名厨师，那些厨房用具的数量与种类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餐厅的设备也是如此。我们布置家居的所有东西都是政府提供的：家具、碗碟、床——全是国家配备的。食物从一个仓库里领来，你只需每月去结一次账就可以了。”
虽然他现在的大本营是在基辅，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也有一个甚至比他以前的政府大楼公寓更加气派的临时寓所。格拉诺夫斯基（Granovsky）大街是一条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两个街区的幽静而优美的居住区。赫鲁晓夫的新寓所位于一座宏伟的五层建筑内，内部带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点缀着几棵大树。他的新家有三间孩子的卧室、他和妻子的卧室、两个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兼作餐厅与起居室、一间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以及一个大的浴室。1940年时，他们家对面就住着布尔加宁一家。马林科夫的公寓就在赫鲁晓夫家下面的四层。赫鲁晓夫偶尔从基辅来莫斯科以及后来从前线回来时就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31]
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再舒适不过了。但是家庭矛盾也随着他们的搬迁带到了基辅，甚至还有所加深。有些矛盾是由于赫鲁晓夫家族人口的不断扩大而引起的。赫鲁晓夫的父亲已经于1938年死于肺结核，但是他的母亲仍健在。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将她的父母从1939年9月后成为德国占领区的波兰带出来后，他们也与赫鲁晓夫家住在一起。[32]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侄子和侄女，尼娜和瓦西亚（Vasya），尼娜·彼得罗夫娜把他们也从老家带了出来。当然家里还有赫鲁晓夫的孩子，1938年时拉达九岁，谢尔盖三岁，叶勒娜一岁；还有赫鲁晓夫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当他们一家搬到基辅时，尤莉娅23岁，而列昂尼德21岁，他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来回奔波。
照顾这么大一个难控制的家并非易事。赫鲁晓夫忙于工作，而小孩子又经常生病。1941年春天，谢尔盖因为大腿上长了个瘤子而病倒了，后来在腿上留下了疤痕。在以后的两年里，他被紧紧地裹在一个覆盖他大半个下身的塑料模具里，只有一条腿、胳膊还有胸以上的部分可以自由活动。同年春天，尤莉娅也感染上了肺结核，还进行了肺部手术。[33]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拉达说，她母亲相信“照顾好她的家人是她党内的责任，她在家里执行的也是党的命令”。她对丈夫的工资“把得很严”（尽管家里需要的东西都是由国家提供的），尤其对赫鲁晓夫喝酒控制得很严，“她从来都舍不得将东西扔掉”（以致“在她死后我们发现了成堆的已经补过的旧衣服与工作服”），她对孩子们的学业成绩要求很高，尤其是拉达。拉达回忆说：“她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彼此都很爱对方，但我们的关系总是很紧张。”
在谢尔盖生病前，有一次他把一块面包屑扔到地板上，他母亲重重地扇了他一个耳光，那天赫鲁晓夫刚好在家，他把谢尔盖从椅子上拖起来，塞到桌子底下，大声喊道：“捡起来！”谢尔盖的道德罪过就是对父母辛苦工作挣来的面包不加爱惜。列昂尼德会直接顶撞他的继母，他抽烟，不征求大人同意就拿走东西，又不放回原处。柳芭·锡日赫（Liuba Sizykh）说，列昂尼德“不认尼娜·彼得罗夫娜这个母亲”，锡日赫和列昂尼德是1938年相识并结婚的。赫鲁晓夫的母亲西尼娅公开站在她的宝贝孙子一边。最为要紧的是列昂尼德和他姐姐尤莉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莉娅很早以来就不喜欢他，经常在尼娜·彼得罗夫娜面前说他的坏话。1940年列昂尼德与柳芭有了一个女儿，柳芭想给孩子起名叫尤莉娅，列昂尼德对此表示反对，为的是不让他姐姐认为自己受到尊重。他们想让孩子叫尤兰达，这是他们认识的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但是当辛尼娅·赫鲁晓娃责备柳芭给她的重孙女起的名字既不像俄罗斯名也不像基督教名时，这对年轻的夫妇最后确定孩子的名字为尤莉娅。
柳芭与傲慢早熟的列昂尼德很像。她的父亲是位银行职员，特别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当她成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时，她父亲与她断绝了关系。她说，即使当时他们没吵架，但后来当她选择飞行员职业时也发生过争吵，后来媒体广泛报道了她在航空业中所取得的成绩，这才使父女关系出现了缓和。
相册里的柳芭显得年轻，富有朝气。穿上飞行员的装束，她吸引住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列昂尼德曾在莫斯科当过飞行员，现在是基辅一个航空俱乐部的教练。他高大英俊，在他们认识的当天，他就把柳芭领回了家，第二天他送给柳芭一束盛开的丁香花。从此以后，他们很少不在一起。“他是我遇到的最具魅力的男人。”柳芭说。在她相册里的一张照片上，她笑着将鼻子顶在列昂尼德的相机上。列昂尼德的照片包括穿着深色西服、打着领带、表情忧郁的；像他父亲一样戴着鸭舌帽、低头沉思的，还有穿着军装、开怀大笑的。[34]
在她未来的公婆面前，柳芭是位很有吸引力的姑娘，她共青团积极分子的身份也招人喜欢，但她的纪录里也有污点。一位“朋友”告发曾在柳芭的房间里发现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书。在被开除出共青团后的两个月，她又重新登记入团（因为当时对她这种年龄的年轻人是不会指控这种罪行的），不过在赫鲁晓夫家，哪怕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不清楚尼基塔·赫鲁晓夫第一次要求与柳芭见面时对她的过去了解多少。赫鲁晓夫叫他的儿子在深夜将柳芭带到他在基辅的家里，“等着我”。当在午夜前回到家时，赫鲁晓夫与列昂尼德、柳芭还有列昂尼德的姐姐尤莉娅围坐在桌子边。他们邀请尼娜·彼得罗夫娜，这反映了列昂尼德与他继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不是先将柳芭介绍给他的继母，而是他的父亲。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房间，从餐具柜里抓起一个碟子，然后没有与柳芭打招呼就离开了，留下赫鲁晓夫一边给客人劝菜，一边打趣列昂尼德让他在女飞行员面前甘拜下风。
第一次见面后，赫鲁晓夫接着又邀请柳芭陪同他家人一起去看电影，后来又去了山间别墅。柳芭和赫鲁晓夫的母亲西尼娅相处得特别好。列昂尼德与柳芭在1938年结婚后，他们居住在赫鲁晓夫的莫斯科公寓里，在那里他们和一些朋友在1939年的新年前夜举办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派对，在这次派对上，列昂尼德留下了好多照片。有一张照片上六个人懒散地躺在沙发和前面的地板上。有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看起来还相对比较清醒，不过有一个男的好像正拿着一瓶伏特加喝着，另外一个已经烂醉如泥，而柳芭则斜躺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一瓶香槟，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柳芭后来坚持说，他们当时实际上没有喝醉，他们只是为了好玩，才故意装成那样的。但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不管是因为担心这会损害他的名声，还是觉得这有违了共产主义清教徒的原则，反正他对此感到很吃惊。
“柳芭，”他发起了脾气，“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对吧？这是耻辱！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不过他的怒气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柳芭记得后来他们在基辅与莫斯科的厨房餐桌上谈话还是很投机的。她说，赫鲁晓夫同样也不可能对他的儿子老是板着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