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阅大量的历史记录中，我突然产生了这种关于赫鲁晓夫思维模式的想法。试图理解其心理与政治根源，我查阅了有关个性的理论，并咨询了一些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以便为我的想法寻找合理的解释。然而，我本人并非心理学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了努力避开技术性的术语，代之以普通的语言来描述赫鲁晓夫的性格。
历史文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必须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这种老生常谈特别适用于苏联的档案文件，因此你必须留意一位领导人想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他得不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对这些档案文献倚重有加，但从其他的渠道对其进行了解读。那些撰写回忆录或在苏联解体后接受采访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现在拥有相当的自由，可以讲出事实真相，不过这也是在他们能够记起或者愿意透露的情况下。他们很多人心里都装着很多的事情，但他们的态度颇富意味，而非总是对事实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献就提供了一种考察回忆录的有效更正手段，反过来，回忆录也可以用来判断历史文献的真伪程度。
赫鲁晓夫没有留下任何日记，他写的信件也不是很多。他太忙了，无暇去写日记或信件什么的，而且在斯大林时代，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变成白纸黑字也是不安全的。此外，由于对俄语语法与拼写的掌握差强人意，赫鲁晓夫宁愿对着速记员大喊大叫，也不愿自己动手去写。不管怎么说，在他去世后，他收集的所有私人文献都被克格勃查没了，而且再也没有公开过。在缺乏私人档案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不过也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赫鲁晓夫通常是孤身一人对着录音机口授，所讲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不能接触任何文件或档案，而且还要留意无处不在的克格勃。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惊人，不过他同时也十分需要让自己在后人面前留下公正的形象。我曾努力根据赫鲁晓夫喜欢的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的方式来区分其回忆录中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我也从逐步认识赫鲁晓夫的自我神化中获益匪浅。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俄文版由他的儿子负责编辑，涵盖的内容比三个英文版本更为广泛。然而，英文版在某些方面也包含着俄文版中所没有的揭示性内容。[5]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改动的录音与手稿我也查阅过。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赫鲁晓夫的部分由于内容支离破碎，不够连贯，因此很难理解。[6]我考虑引用这些手稿中的内容，而不是编辑后的版本，但这不仅对读者来说是一个考验，而且也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意愿。他生前对他儿子和其他人的编辑工作都加以监督，死后他肯定还希望这能够得以延续。赫鲁晓夫本人的谈吐很不在意修饰，这一点读者从本书中所引用的他原封不动的讲话中可以窥知一二。不过据我所知，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与英文版都忠实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口述的内容，虽然时有停顿，但却充满着强烈的坚定意志。
威廉·陶伯曼
2002年2月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
[1]1960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说，赫鲁晓夫10月12日在联合国会议上用鞋子敲会议桌，当时在场或是采访过目击者的其他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然而，詹姆斯·费龙，《时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当时就在会议厅里，但他当天并没有撰写新闻稿，后来他坚持认为：“我真的看到赫鲁晓夫没有用鞋子敲会议桌（并进行了强调补充）。”根据费龙的说法，赫鲁晓夫“身体前倾，脱下一只没有鞋带的鞋子，举起来，然后假装威吓地晃了晃，放到了他的会议桌上”，但是他“根本没有用鞋子敲桌子”。人们试图找到事件发生当时的录像带，但没有如愿。现在确实还留存着赫鲁晓夫挥舞鞋子与鞋子放在会议桌上的照片，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证实那只鞋子确实与会议桌发生过碰撞。此外，据一位声称当时就在联合国大会现场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说，赫鲁晓夫并没有费力地去脱他的鞋子（事实上，他“也不能”，她补充说，因为“硕大的肚子使他不能”够到桌子下面），只是当时一位过度热心的新闻记者踩到了他的脚，他的鞋子就掉了下来。这位工作人员声称，她将鞋子裹在纸巾里递给了赫鲁晓夫，后来，她记得，他确实拿鞋敲了桌子。尽管这些描述相互矛盾（在第16章后面的注释里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描述），但我还是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赫鲁晓夫不仅挥舞了鞋子，而且确实用鞋子敲打了联合国的会议桌。詹姆斯·费龙的回忆是由唐娜·格林在199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题为“Westchester Q &A：James Feron，Turning Outpost into Career Milestone”一文中披露的。作者本人对费龙先生和他的妻子珍妮·费龙进行过采访。N.A.Zenkovich在他的著作Sobranie sochinenii：Tainy ushedshego veka：Vlast'，raspri，podopleka（Moscow：OLMA-PRESS，2000）第一版第283页中提及了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至于赫鲁晓夫的鞋子风波成为一种吸引公众关注目光的讽刺象征的程度，读者可以参看Roy Underhill的著作Khrushchev's Shoe and Other Ways to Captivate an Audience of 1to 1000（Cambridge，Mass.：Perseus，2000）。
[2]我在The View form Lenin Hills：Soviet Youth in Ferment （New York：Coward-McCann，1967）中对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其中第195页介绍了我的同学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
[3]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包括两部，即《赫鲁晓夫回忆录》及其续集《最后的遗言》，这两部回忆录的中文译本由东方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译者
[4]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著作Khrushchev on Khrushchev：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an and His Era由威廉·陶伯曼翻译并编辑（Boston：Little，Brown，1990）。虽然阿德朱拜的著作没有英文版，但他根据我的提问所提供的补充材料被收入俄文版Krushenie illiuzii中（Moscow：Interbuk，1991）。
[5]根据历史杂志Voprosy istorii上发表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专栏文章所编辑的书籍后来出版发行（下面称VI版），后来根据赫鲁晓夫多次口述的内容以及N.S.Khrushchev：vospominania-vremia，liudi，vlast'（Moscow：Moskovskie movosti，1999）苏联档案中新近解密的文件进行了补充修订（四卷本）。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由于篇幅有限，VI版进行了部分删节，而四卷本则包含了全部内容。在这本书中，我所引用的材料来自所有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版本。我引用英文版回忆录，不仅是在包含着俄文版未包含内容的情况下，而且在内容相同时，只要英文版的译文通顺流畅就加以采用，以使非俄罗斯读者更好地理解。
[6]《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录音与手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头历史收藏以及布朗大学约翰·海图书馆中都有留存。类似的材料在莫斯科社会运动中央档案馆以及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也有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