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赫鲁晓夫咆哮道：“我对他们讲了我对他们的看法。也许我做得太过了，但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认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赫鲁晓夫在复述与他们的交锋时脸色涨得通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脑子里重复这一情景。与此同时，他停止了正常的口述，在196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录制什么磁带。
从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担心他的手稿会遭遇不好的命运。“一切都徒劳无益，”他对谢尔盖抱怨说：“我们的努力毫无用处。一切都会消失的。只要我一死，我们就会将手稿拿走，毁掉，或是他们会将其埋藏起来，让人找不到一丝踪迹。”
谢尔盖已经制作了另外的副本，并将它们藏在保险的地方，不过甚至在与中央委员会摊牌前，他们就已经讨论过在国外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的事情。起初赫鲁晓夫担心这样他会失去对手稿的控制，还有可能被人利用，对苏联不利。毕竟，他和他的手下就是因为类似的罪过而将伯里斯·帕斯特纳克迫害致死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授权谢尔盖操作这件事，甚至准备在外国出版，以防止手稿在苏联被截获。由于将手稿偷运出去，并在国外出版是违法的，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这么做是将自己从一个近似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罪犯。
这些磁带和手稿是如何运到国外的？谁安排让这些材料通的关？如果有的话，苏联高层里哪位关照过这件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这些都是严格保密的。根据谢尔盖的说法，列夫·彼得罗夫不仅是位记者，而且还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军官，彼得罗夫将他引荐给了维克多·路易斯。路易斯是个背景更加复杂的神秘人物，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劳改营里服过苦役，第二十届党代会后被释放，最后成为《伦敦晚间标准》报驻莫斯科的记者，他还为克格勃干事，比方说，他曾将斯大林女儿回忆录的删节本交给了一位西方出版商，抢在了苏联革命50周年前夕计划出版全本的前面。路易斯和一位英国女性结了婚，按道理分析，他是赫鲁晓夫手稿转交的当然人选。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同意这件事，而且敦促准备在国外出版的事情，准备妥当后，他签字就可以了。路易斯与《时代》杂志和布朗出版社达成了一份协议，由于费了很大的周折，因此他显然得到了很多版权方面的权利。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后一件事是他的劳动应有所报酬，谢尔盖说，对他而言，“接受资本家的报酬”可能会是针对他的最严重的指控。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时代》与布朗出版社想确认他们收到的回忆录材料真的出自赫鲁晓夫之手，于是他们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大街“洛克哈特”商店购买了两顶宽边的帽子，一顶红色的，一顶黑色的，要求维克多·路易斯将这个礼物交给赫鲁晓夫。为了证实赫鲁晓夫同意这一计划，他的美国合伙人要求拍摄赫鲁晓夫戴着这两顶帽子的照片。赫鲁晓夫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接受了这两顶帽子，谢尔盖向他解释了这一礼物的真正原因。尼娜·彼得罗夫娜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吃惊她丈夫怎么会考虑戴这种装饰得如此过分的帽子。赫鲁晓夫对此倒是很喜欢，大声要求试试这些帽子是否合适。谢尔盖拍了照片。照片被送到了《时代》杂志和布朗出版社。
与此同时，路易斯还是一位在莫斯科居于很高位置的官员的朋友，此人就是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于1967年成为克格勃头目。路易斯告诉谢尔盖·赫鲁晓夫说，他已经向安德罗波夫通报了他的计划，甚至将手稿也提供给他看了。安德罗波夫微笑着拒绝了，但是由于他居于重要的职位，对外情报机构的人显然在某些方面给路易斯提供了帮助，至少是暂时，同时反情报机构也没有进行干涉。这听起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安德罗波夫也是位“背景复杂”的人，他可以将持不同政见者都驱赶到精神病院里去，同时他也抵制一些政治局同事们渴望开始的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
尽管赫鲁晓夫在1968年夏天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他的花园里，但党的权力机构还是增大了对赫鲁晓夫家人的压力，对此安德罗波夫无力控制，他也不会努力去控制。阿历克赛·阿朱别依曾经是赫鲁晓夫与外国总统和首相之间的非正式信使，他甚至也许梦想过接替葛罗米柯成为外交部长。[4]阿朱别依和他岳父一起被赶下了台，他在《苏联》杂志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但是现在，他被传唤并被敦促在苏联远东地区找一份新的工作。他拒绝离开莫斯科，但却劝说他岳父放弃回忆录计划。谢尔盖·赫鲁晓夫被迫离开了导弹设计局，后来在计算机控制研究所找到了工作。虽然如此，尼基塔·赫鲁晓夫从1968年秋天开始恢复了回忆录的口述，1969年更是加快了节奏。到1969年夏天，他已经完成了斯大林时代、第二十届党代会、日内瓦首脑会晤以及中苏关系的口述。夏季，他将整个内容重新阅读了一遍，认为并不喜欢大部分内容编辑的方式，于是就让谢尔盖找了一位专业作家来帮助他。这位作家就是著名电影《白俄罗斯车站》的编剧，瓦蒂姆·图宁（Vadim Trunin）。
到了1969年秋天，显然权力阶层中的某人忘记或是原谅了赫鲁晓夫。当一位美国医生，A.麦克格西·哈维，来到莫斯科给叶勒娜检查身体时，叶勒娜全身的狼疮此时已经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一家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到了他们的别墅里。几天后，哈维夫妇和谢尔盖正坐在国家饭店俯瞰马奈日广场的房间里，等候观看革命纪念日的游行队伍，突然克格勃人员闯了进来，试图搜查赫鲁晓夫手稿的微缩胶片，但是一无所获。谢尔盖·赫鲁晓夫怀疑是维克多·路易斯向警察告发了哈维，以转移他们对其的怀疑。不管怎么说，1970年初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上花费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时间，尽管这妨碍了他的园艺工作。贝左比克医生提醒赫鲁晓夫动脉已经开始硬化，5月29日那天，天气很热，赫鲁晓夫在院子里锄草，突然爆发了严重的心脏病。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的情况一直很危险，在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克里姆林宫高干医院里。但一旦有所好转，赫鲁晓夫就又像往常一样开始自欺欺人，质问谢尔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看望他。“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好做吗？你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在这里很忙。他们不是给我输液打针，就是医生给我检查身体，量体温。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觉枯燥。”
遵照医生的嘱咐，谢尔盖只是带来了关于回忆录好的方面的消息。实际上，他此时遇到了麻烦。早在3月份，安德罗波夫就提醒政治局成员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包含着国家机密，敦促克格勃加紧监视，并建议将这位前领导人召来，再次进行警告。安德罗波夫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因为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维克多·路易斯。但是反情报人员此时开始到处监视谢尔盖。他们突击搜查了打字员的房间，向尤莉娅询问了关于列夫·彼得罗夫的事情，彼得罗夫恰巧在此时去世了，最终还将谢尔盖叫了去，向他索要回忆录手稿。由于害怕，同时也因为回忆录手稿的副本已经在苏联和国外藏匿了起来，于是他将磁带和手稿交了出去。不过，他同时也捎信给布朗出版社，要求加快出版速度，不久出版社计划于1971年初出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当赫鲁晓夫于1970年8月底出院时，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在攒足了精神走到蛇草山上他喜爱的板凳上时，谢尔盖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同意了出版决定，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还是对谢尔盖将手稿交给克格勃进行了严厉责备：“不要考虑挽救文稿的事，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你得有胆量做出你自认为无权做出的决定。马上联系到那个克格勃人员，以我的名义表达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他们马上归还所有的一切！”说着，赫鲁晓夫抓起药片，服下了一片镇定药。
谢尔盖试图执行父亲的命令，但是当他要求归还手稿时，遭到了克格勃方面冷冷的拒绝，他们原先还答应等赫鲁晓夫康复就归还手稿。克格勃方面说，材料已经被转移到了中央委员会，克格勃已经无法控制。
“让他们去死吧！”听到谢尔盖带回的消息时，赫鲁晓夫大怒：“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我们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拿出任何东西的！以后不要再到那儿去！”
1970年秋天，西方已经公布了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消息。就在革命纪念日之后，赫鲁晓夫接到了帕尔谢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当天到党控委员会来一趟。克里姆林宫派去的汽车已经在路上了。
接下来和帕尔谢及其两个助手的会面不同于往常，不仅是因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口舌之争，而且赫鲁晓夫还表达了他极度失望的心情。[5]关于他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否认自己曾把其转交给海外的什么人，或是授权其他人这么做（“我什么时候也没有把什么回忆录交给任何人，我也从来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不过他还是签署了一份声明，宣布西方出版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假货”。
帕尔谢对此稍感满意，但其他的谈话就不是这样了。赫鲁晓夫将现在党的领导人看作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谴责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指责他们毁掉了他的改革计划，“轻而易举地浪费”了他在埃及和中东地区取得的外交成就。帕尔谢提醒赫鲁晓夫他现在是在“党的办公机构”里，要求他“适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当赫鲁晓夫指责他的接班人正在毁掉国家时，帕尔谢回击说他是在将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别人头上。当他指责帕尔谢打断他的讲话，“和斯大林没有什么两样”时，后者厉声说道：“你就有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也是受到斯大林传染的，但是我也在一些方面摆脱了他的影响，但是你却没有。”
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充满了自怜——“我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事实上我是处于软禁之中。……请帮帮我解除痛苦。……退休就好像是在地狱中煎熬一样”——也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意思：“凶手必须被揭露出来。”他忆起了一位很好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曾经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员：“斯大林把他们两人都杀害了。……被处死的人太多了！我有很多的朋友被处决，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对党忠心耿耿的！”
还有赫鲁晓夫！当向帕尔谢提出恳求时，他的内心肯定也充满了自责：“请把我抓起来枪毙吧。我对生活已经厌倦了，我不想活了。今天广播里报道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很羡慕他。……也许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会让我死得快一些。我想死。……我想死得像个诚实的人。……我已经70多岁了，但我的脑子还是清楚的，我会为所有我说的话、做的事负责。……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处罚的准备，包括死刑。……我已经做好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准备。把锤子和钉子拿过来吧，我不是说说而已的，我需要这样。俄罗斯的古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人能逃脱乞讨和被囚禁的命运。过去，我对这句话总是不相信。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审讯。”
在一个垂死生命的近乎胡言乱语中读出如此的负罪感，不知这是否公平？（“疯子都否认自己精神有毛病，”赫鲁晓夫在此次会面中说：“我不认为自己发疯了。但是也许你们并不这么认为。”）将自己与耶稣基督相比较，赫鲁晓夫认为他将在历史中占据一个神圣的位置，不知这是否公正？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与米哈伊尔·萨特罗夫的交谈中，这位剧作家问赫鲁晓夫他这一生有什么感到遗憾的。“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他回答说：“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6]
在党控委员会的会面结束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他平静地说：“我已经签了字。现在我想回家。我的胸口疼起来了。”
如果说死亡是赫鲁晓夫的希望，那么在党控委员会的会面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此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一次，他又一次回到了医院里，直到新年前才出院。与其说是为了保护他，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别人与他接触，赫鲁晓夫没有被安排在心内科病房，而是被安置在神经科病房，这里的其他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在他感觉好一些后不久，主管医生普拉斯科维娅·穆什塞娃（Praskovia Moshentseva）就发现他开始读《真理报》。当她正犹豫是否阻止他时，赫鲁晓夫笑着坚持说，他只是在阅读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是水而已”。穆什塞娃试图转移话题，让他注意插在静脉里的针管，但是赫鲁晓夫却给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党的演讲者在面对一群漫不经心的集体农庄农民时，发表了冗长的讲演，其间这位演讲者喝完了三大杯水。当这位演讲者询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时，会场没有一点反应，后来一个坐在后排、身材矮小的农民站了起来。“尊敬的演讲人，”他说：“你在这里讲了三个小时的社会主义，喝了三大杯水，但你一次都没有撒尿。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