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克格勃头目塞米恰斯特尼给赫鲁晓夫送交了一份有关民众对他6月2日讲话反应的秘密报告。几位从名字判断很显然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对讲话表示了拥护：“这是一篇真正的讲话！”“其他国家应该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位领导人。”（真是不可思议！谁还能比他们更为小心？他们能在最后被证明是克格勃的告密者面前高声赞扬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塞米恰斯特尼也报告说，“有一些不健康的意见”，其中包括几位军方人士。“现在的个人崇拜还跟过去一样。”一位军官说道。“不管斯大林有多坏，”另一位军官说：“他至少还能每年降低物价，但是现在除了物价上涨外，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一位军官提醒说：“如果现在有人起来暴动，我们是不会前去镇压他们的。”
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后，赫鲁晓夫1962年3月对农业管理机构的重组证明并非灵丹妙药。6月底，他刚刚从卡里诺夫卡回来就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农民们用干草叉收集干草，懒洋洋地倚靠在睡眼惺忪的马匹旁边，这种情景赫鲁晓夫小时候就曾见过。赫鲁晓夫在当年的夏末与秋天向主席团呈送了另外九份有关农业问题的备忘录。8月4日他吹嘘说，3月份实行的地区生产管理机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个月后他又抱怨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什么适当的直接管理农业的机制。”
8月底在克里米亚度假时，赫鲁晓夫的脑子里又灵光一闪。自从列宁时代以来，苏联共产党一直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对权力的垄断，特别是对官僚机构的集中领导。现在赫鲁晓夫提议将党组织分成两个独立的分支：一个专管农业，一个主抓工业。看到地方官员都对农村问题敬而远之，于是赫鲁晓夫就下决心迫使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精力集中于真正为农村人民服务上。[10]
当赫鲁晓夫开始与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内和波利安斯基讨论这一方案时，谢尔盖·赫鲁晓夫就在旁边。在黑海里漂浮了一阵后，他们坐到了沙滩上的一个遮阳伞下。“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对他的想法表示积极的拥护，”谢尔盖回忆说：“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啊！必须立即付诸实施！”然而，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实际上是感到十分吃惊的。甚至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就对取消农业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做法“在内心里感到很愤怒”。在主席团内的农业专家沃龙诺夫看来，这种将党组织分开的想法显得很“荒谬”。但是最高领导层里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你得记住所有这一切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谢列平后来回忆说：“斯大林走了，又来了赫鲁晓夫。他是又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人。……没有人敢对他提出抗议。”
“我所能做的就是没有让他把克格勃也一分为二，”原秘密警察头子塞米恰斯特尼补充说：“赫鲁晓夫一直逼迫我，我后来实在感到太厌恶了，于是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内务部被改组，那警察在大街上遇到醉鬼时应该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如果闻出来他们喝的是家酿的酒，那就把他们送到农村里的醒酒站；如果他们喝的是白兰地，那就把他们送到城市或是工厂里的醒酒站。我甚至说：我如何才能将特工分成城市还是农村的呢？”塞米恰斯特尼当时的表现也许不会像他回忆时那么英勇。叶高里契夫和他的莫斯科党委同事们“并没有很好理解这一新的举措。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党从来都强调工人与农民的团结，现在突然之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实质上是分成两派”。但是“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后，赫鲁晓夫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他的政治生涯处于巅峰时期”。
1963年1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坦陈说，当他第一次提出那种想法的时候，他也不敢肯定这是否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由于他自身的困惑，他对大家都表示赞同感到很惊奇。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开始听到有人“说我们打碎了统一的党组织机器。你知道，直到现在，我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对是错还不敢肯定”。
即使赫鲁晓夫的内心对此并不敢肯定，但人们从他1962年9月10日提出这一分裂计划的备忘录或是此后的表现中并不能看出这一点。到9月底他前往中亚地区进行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考察时（在此期间，他匆忙完成了另外五份关于该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农业情况的备忘录），主席团很显然已经表示了同意，但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按计划要到11月份才能召开。不过，赫鲁晓夫讨论起这项改革时，就好像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他的另外一项提议也是如此（在中央委员会中设立一个负责中亚事务的独立局），主席团甚至还没有机会考虑过这一提议。两年后，当他被赶下台时，这些都成为他的同事们当面向他提出质疑的素材。
1962年，反对斯大林的运动重新获得了动力。没有赫鲁晓夫的批准，这一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显然并不是推动的力量。推动的力量好像来自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遭到了保守的文化官僚机构的大力反对，但在重要的关键点上都得到了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于是他们就充分利用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开幕的机会。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11]原来是一个政治犯，他现在隐居的身份是物理教师，当时他秘密撰写的书籍后来震惊了苏联与整个世界。在他看来，在党代会开幕前的那段时间里，好像“并不能看到什么美好的前景”。“我们无法预见赫鲁晓夫是否会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进行无情的攻击。但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人们对斯大林不是进行秘密的攻击，而是公开的批判！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读过比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的讲话还要有趣的东西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杂志社递送了他的书稿，这就是不久便广为人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党代会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发言，这使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过，对于党代会的看法，他并不像索尔仁尼琴那么乐观。“会上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并不重要，”特瓦尔多夫斯基告诉他的编辑部同事们说：“重要的是一个星期后的《真理报》社论会怎么说。”
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很了解赫鲁晓夫善变的性格。现在有机会看到中央委员会的材料了，但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的材料让他大吃一惊，例如，其中就有一份保证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正常肉食供应的秘密行政指令。“如果他们没有为其他的城市也提供这样的保障，”他说：“那形势肯定是实在很糟糕了。”在他的核心圈子里，特瓦尔多夫斯基曾谴责过赫鲁晓夫不停地告诉农民们应该种什么、种在哪里、什么时候种以及怎么种。作为政府首脑，他难道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吗？6月1日的物价上涨证实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担心。他还知道赫鲁晓夫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助手列昂尼德·伊利契夫，虽然他对自由主义作家反对保守文化官僚并不支持，但他也没有努力让他们取消针对文化官僚的公开斗争。
在1962年的夏天与秋天，自由主义者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保守主义进行了反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是篇杰作，但他对书稿的处理却缓慢而谨慎。多年后回想起来，索尔仁尼琴希望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将小说的出版拖延了11个月”，因为那段时期正是“尼基塔对斯大林进行痛批严责的时候，他会努力寻找更多攻击斯大林的武器。这本书稿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就到达尼基塔手中的！如果就在当时出版，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激发起来的热情还没有消退的时候，这本小说可以更为容易地提高人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声势，我相信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尼基塔会很高兴地将书稿在《真理报》上连载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