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显然在赫鲁晓夫的11月10日讲话发表之前看到了讲话草稿，并对讲话内容感到十分震惊。
[4]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反应可以在报告此次谈话的私人内部备忘录的开头找到，这说明他对赫鲁晓夫的想法十分清楚。
[5]几天后，米库诺维奇提醒说，那些反对会谈的西方人会使用赫鲁晓夫在明斯克的“激烈攻击”“进一步破坏双方之间的气氛”。但是赫鲁晓夫确信“双方的激烈言辞很快就会被遗忘的”。
[6]3月3日，苏联大使明什科夫告诉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说，苏联政府“不会反对在美国举行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会晤的城市可以由美国方面确定”。
[7]尽管自从苏联提出举行四国首脑正式会晤的建议以来已经五个月过去了，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但西方国家仍未就会谈组织或日程安排等问题作出答复。这是他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958年5月27日的《真理报》第三版。
[8]美国大使馆事先接到通报说，虽然将举行“自发的”示威活动，但“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示威者”砸碎了西德大使馆的窗户后，人们发现西德大使克罗尔坐在破碎的玻璃、砖块以及其他垃圾旁边，而他一直以自己与赫鲁晓夫关系不错而感到自豪。这种政治气氛让米库诺维奇想起了1956年11月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后的情景，然而赫鲁晓夫却对他说，这同样也会过去的。
[9]当米库诺维奇于10月8日进行告别拜会时，赫鲁晓夫正因为一连串的胜利而心中窃喜，其中包括美国与英国即将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赫鲁晓夫说，这说明他们“已经在压力之下被赶了出去”。这证明了“资本主义正日见衰落”，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很满意，不管是在内心，还是从表面上来看”。
[10]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前首相（1957-1963）。母亲出生于美国。任内曾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会谈过战略核武器问题，会晤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3年英国被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著有回忆录《政变风云，1914-1939》等。——译者
[11]1958年8月，麦克米伦向其莫斯科大使馆询问对赫鲁晓夫“自大狂”的看法，他特别问到：“赫鲁晓夫是否会像希特勒那样做出愚蠢的事情？……”英国大使雷利于8月25日答复说：“我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种自大倾向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危险性，我认为存在着阻止这种自大倾向发展的可能性。首先，赫鲁晓夫是个正常的人，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他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其次，苏联国内也不存在对赫鲁晓夫顶礼膜拜的现象。”
[12]他的战术则更为奇怪。他坚持认为他的战争威胁是通向和平的突破口。尽管他的建议显然是西方国家无法接受的，不过作为一种让步，他还是在11月27日的照会中提出这些建议：从主权来说，整个柏林都应该属于东德，但是他可以慷慨地将西柏林作为“自由市”。虽然他的最后通牒只能是使本已极度紧张的气氛进一步激化，但他还是认为，他提出六个月的最后期限是想避免“操之过急与引起摩擦”。如果西方国家不接受他的让步计划，那他们只好求助于“强力、威胁与胁迫”。由于“只有疯子”才想发起战争，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作茧自缚”。参照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给美国政府发去的外交照会。
[13]这段关于汉弗莱的访问及其印象的描述源自他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所做的记录以及后来的口述，还有他后来接受了《生活》杂志的采访并对国务院官员作了情况汇报。也可以参照汤普森大使1958年12月3日的第1208号电报以及1958年12月4日的第1216号电报，还有汉弗莱与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赫脱于1958年12月8日进行的会谈备忘录，国务院对汉弗莱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会谈也有报告。
[14]米高扬的确在柏林问题上与杜勒斯进行过激烈的争吵，但他曾私下里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赫鲁晓夫能为1956年的美国大选投票，那他会“投艾森豪威尔一票的”。
[15]麦克米伦坚持说他不是来“谈判的”，相反，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想“打探这位苏联领导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16]匹克威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其性格宽厚耿直。——译者
[17]承认苏联也许在诸如火箭之类的领域内领先美国，尼克松坚持向赫鲁晓夫展示“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彩色电视机，我们领先他们”。赫鲁晓夫打断他的话说：“不，不，不”，并使劲地摇头，“不，我们在彩色技术上也领先你们。”后来，在重复了几次对尼克松说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的认同后，赫鲁晓夫突然在电视镜头前停了下来，笑着对周围的人（包括米高扬、科兹洛夫与福尔采娃以及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说：“等一下，我想弄清楚刚才我赞同的是什么事情。”再后来，在尼克松同意将两人的谈话在美国电视上播出后，赫鲁晓夫的谈话被翻译成英语，赫鲁晓夫将手高高举起，与尼克松击掌，以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8]赫鲁晓夫也并非“完全孤军奋战”，因为老牌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在他的旁边。但是赫鲁晓夫觉得“如果在我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过程中不时地与葛罗米柯低声交换看法”，那就太丢人了，他很看不惯在日内瓦谈判过程中，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当着我的面不断地递条子”。
[19]1956年11月19日伦敦《时报》第8版文章。可以想象，俄罗斯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删除了这句话。当天晚上早些时候，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者”与“匪徒”，这使得北约国家的大使们退出了会场。
[20]赫鲁晓夫就在此时说明了他在内战期间曾被安排与一个贵族家庭住在一起的情景，起初，这家人对他嗤之以鼻，后来因为他将文化传播到大众中的贡献而对其产生了尊重之情，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及这一事情。
[21]理查德·T.戴维亚斯在他的书中提到，苏联先遣人员原来也反对参观迪斯尼乐园；戴维亚斯怀疑赫鲁晓夫是故意提出这一要求的，因为他知道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如果我真去的话，要是发生了反对我的骚乱，那么那个父亲曾在罗斯托夫失去了工厂的人肯定会为我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幸灾乐祸”。因此，“我决定不坚持我的要求”。
[22]作者在纽约市的电视与广播博物馆观看过KTLA电视台记录当时情景的影片。舞蹈演员拒绝撩起她们的裙子。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听说此事后，他对洛奇说他会给她们写去感谢信的。
[23]赫鲁晓夫还吹嘘说，克格勃还利用双面间谍来截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并发出误导的信息，甚至让这些双面间谍从美国申请额外的资金。
[24]洛奇事先看过市长的讲话稿，他甚至还努力劝说波尔森不要发表这种讲话，并告诉他说赫鲁晓夫肯定会认为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的。
[25]克里斯托弗仍然记得当时在旧金山火车站冰释前嫌时的情景，他开玩笑地说，苏联代表团与旧金山欢迎委员会的“大老板”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夫人和克里斯托弗的夫人，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喜欢你，你与他们不一样。”这是1999年7月9日乔治·克里斯托弗与谢尔盖·赫鲁晓夫之间友好通信的内容。
[26]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下令按照IBM的模式来组织工厂的用餐服务。此外，他在圣何塞看到的那种自助式超市也被引入苏联。
[27]艾森豪威尔的评论实际上是有先见之明的。几个月后，当西方国家继续坚持他们在1959年夏天开始所采取的立场时，美国大使汤普森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说，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回到了戴维营协议上，美国会使其盟友遵守解决柏林问题的协议”。
[28]赫鲁晓夫想知道总统所说的“在强迫之下”是什么意思。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强迫就是“一方意图在不考虑其他国家想法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局势”。赫鲁晓夫否认他的政府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制造一种强迫的局势。”
[29]如果赫鲁晓夫听到美国总统对文件草稿中另一句话的解读，他肯定会暴跳如雷，这句话是“我们进一步达成协议，这些［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不应该无限期拖延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助手们说，这没有问题，因为美国显然没有“打算占领那里50年”。但49年肯定不会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
[30]当赫鲁晓夫刚来到华盛顿时，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一对一会谈中对他作出了个人承诺。他说他的客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赫鲁晓夫“在一个有着强大实力的国家集体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不过，由于西方盟国“有着他们自身的处事方式，他们可以单独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的权力“只限于一个国家——美国”。当艾森豪威尔于16个月后离职时，他“仍然会爱着人民——所有的人民，包括俄罗斯人民”，就像他现在所做的这样，但赫鲁晓夫“可以成为为保证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人”。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利用赫鲁晓夫自我心理的方式，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赫鲁晓夫也许会接受这种奉承，但他肯定也会有所怀疑（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比美国总统更具权力），同时更坚定了他利用艾森豪威尔对和平的承诺的信心，让他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同意参加四国首脑正式会晤。
[31]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称赫鲁晓夫美国之行所取得的结果是“难分好坏的”。由于对赫鲁晓夫的举措感到不满，葛罗米柯认为“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赫鲁晓夫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改变了看法，声称他对会谈结果也感到“失望”，虽然失望的情绪并不像艾森豪威尔那么明显，因为“我并没有带着任何幻想来到美国，我早就知道期望达成协议的时机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