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概念有多方面的意义，我在此仅指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它在权力的封建形式和现代形式之间进行的对比中。正如福柯所说，前者主要关注“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只要他们因出生、地位或个人参与而卷入司法关系之中”(Foucault，1988，p.156)。相比之下，训导与个体们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根据个体们的法律地位，而且(只要个体们)是人，工作的，进行贸易的，活生生的人”(p.156)，从而形成一套几乎是恒定的、时常扩大和积极的制度网络，以便介入个体们和特定人口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再次援引福柯的话说，训导的目标“在于长期不变地增加某种新东西的生产，这种新东西应当丰富市民生活和增强国家实力”(p.159)。此外——这引发出我的第二个观点——文化，在我方才界定这个术语的意义上，显然，从最早对这个概念进行的精心处理中，它就认为是训导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在德拉莫尔的《训导的特征》(1750)中，戏剧、文学和娱乐活动与公共健康和安全同样受到关注，而在英国语境下，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在他的《论大都市的训导》(1705)中，却提倡文化约束形式，一个世纪后，一位理性娱乐倡导者出色地描绘了文化的约束形式：
鼓励、保护和控制无害的娱乐活动，保持公众良好的心态，给人民的心智提供正确的成见，这是训导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既然娱乐对于文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的公共表演都应当有利于道德的完善，有利于向人们的心灵中灌输热爱宪法的思想，有利于尊崇法律……这要比醉醺醺地坐在酒馆里密谋策划煽动和反叛或者沉迷于最为无耻的淫逸放荡这类破坏健康和道德的行为高贵得多。
(菲力普，1980，175)
根据这些思考就可以用类似于与多兹罗思想相关的那些术语来解释文化和文化的出现，多兹罗(1979)认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管理的特殊外表。这将涉及不同于那些寻求对文化特性进行某种超越历史建构的理论程序：例如作为社会构形的一个特殊水准，或作为指意实践领域，或既是生活的文化和文本实践又是二者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替代它们，有必要将文化当成历史形成的社会约束的一种外观，它的独特性需要从如下角度加以识别和解释：1.被确立为它的目标的某种特定的品质和行为方式；2.建议用来维护或改造行为这些品质和行为方式的技巧；3.将这类技巧组合成特殊的管理程序；4.将这类程序刻写到特定的文化技术操作程序中。
尽管这不是我在此打算承担的任务，针对这种观点的某些历史内容，以及它的方法论和政治后果作出简短评论，将有助于我后来的观点的语境化。首先，让我简单地强调一下可追溯到18世纪的那个过程的历史独特性，艺术和知识实践通过这个过程逐渐被铭刻在管理实践中。这并不是说，在前现代时期，这类实践在组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方面没有什么作用。它们显然发挥了作用，但更多是以以下方式发挥作用的，诸如建立供精英人物交往的网络，从而将广大群众拒之门外，让人们感觉那种排斥的象征分量——公共博物馆的各种前身就属于这种情况——或者，假如我们回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的话，这种剧院成为上演和宣扬王权的工具。只是在启蒙运动及后来时期，艺术和知性的实践逐渐被当作可供使用的工具，以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方式提高了普通民众特定的精神或行为属性——通常作为公民教育项目的一部分。
然而，将这类实践与这种项目合为一体，绝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或仅仅由于它们自身的属性的缘故。这样认为就是相信苛刻的文化的倡导者——如柯勒律治和阿诺德这样的文化倡导者——所说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严格定义上，艺术和文化内在地具有教谕性质。[6]相反，正是由于这类实践作为特殊文化技术的构成因素而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为这些实践确立的使用和效果领域，它们才能够被用于市民或人的塑造的特殊类型或区域。伊安·亨特(1988a)分析了现代文学教育塑造文学文本，使它在伦理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促进角色这个过程，提出了同类中最为充分的一种观点。然而，对这种观点仍可加以概括。19世纪视觉艺术被赋予的教化功能直接原因在于那种新的文化技术，即公共艺术博物馆。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艺术博物馆组织的艺术实践的新的语境化，正如卡罗尔·邓肯和阿兰·沃拉克(1980)所说，艺术博物馆所提供的是一种程序化了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参观者并没有像参观早期王侯的收藏品那样被当作主体，而是“充当一个理想的市民角色——一个理想化了的‘公众’中的一员，理想的、文明的历史的继承人”(pp.451-452)。
然而，如果这是一种历史观点，那也是一种方法论观点。因为它指向更为一般的那种思考，即文化实践受制的程序、制度和管理条件——简言之，可以从理论上恰当地理解为政策的关系网络——实质上比这类实践的符号属性更重要。因为正是这类属性借助这些条件体现的“多元决定”，在某一特殊环境下，确立了与特定种类文化实践有关的人或市民形成的区域，以及作为发达技术的组成部分这类文化实践用以达到特定效果的方式。因而，只有赋予这类思考以一种方法论的优先性——而不是依赖文本或活生生文化的更直接可感知的性质——文化研究才能像马克思向我们提议的那样，在思想上占有“真实的具体”。
同样的，应当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处理被赋予实质性和方法论的优先性的事物。在文化主要被当作表意领域的地方，通过新的途径为参与者和使用者提供动力或文化资源，以这些新方式进行的文化实践批评，通常看起来既是文化政治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然而如果我的分析有效，情况就并非如此。政策关系领域，正如我刚才概括的那样，提出了排他性的批评政治所不能提出的政治问题。同样，如果不考虑一种特殊的批评政治出现和产生效果的政策关系领域，人们就无法预测这种特殊批评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1973)曾经说过，向任何文学作品提出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它如何直接面对当时的生产关系——是支持这些生产关系还是渴望进行革命来推翻它们——而是要问作品在生产关系内部采取何种立场(p.87)。为了使这种观点适应我本人的目的，我的意思是，针对文化政治提出的关键问题包括：它在一种特定的文化技术内部采取什么立场？它的所作所为会对那种文化技术发挥什么影响？它将为那种文化技术指出什么新方向？这样说也就是开始思考表现为行政规划的一种政治可能性，也就是去思考一种目的在于产生知识的文化研究，而这种文化研究则有助于这种规划的开发，而不是永无止境地想方设法去组织主体，而这种主体们只是作为其自身修辞产生的幽灵般的效果而存在。
超越霸权
我过后再来谈这个问题。然而，在此之前，我想将迄今提出的要点与我一开始所说的有关葛兰西式分析在文化研究中的局限性联系起来。显然，我的观点大体上表现出福柯式的分析形式倾向。[7]然而，通过援引葛兰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教育和道德功能的历史的独特看法，我同样清楚地阐发了一些历史要点。在提出这些观点时，我没有利用葛兰西的谱系，这旨在表明——尽管葛兰西式的分析对于文化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和富有成效的——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按照葛兰西传统所能进行的文化研究确实存在局限。
其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想方设法要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设想与后现代主义和话语理论的方方面面调和起来，而这种努力却把葛兰西式的问题排挤出来。在我看来，由此产生的论述存在深刻的自相矛盾，特别是这些论述表现出的自由论倾向，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欧内斯特·拉克劳和钱特尔·墨菲对葛兰西著作的理论挖掘表明，构成葛兰西式霸权观念基础的许多假定——把阶级作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协调中心的角色——既在理论上无法证实，在政治上也不能应用。[8]
然而，我想起了与葛兰西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难点：它使我们过于自动地投入政治活动之中——因为它认为所有的文化活动必然都与争取霸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无论应用到什么领域，这种政治活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结果，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式分析往往对制度持冷漠态度，未能充分注意在区分文化技术时产生的特定政治关系和预测形式的那些思考。
我举一个例子。葛兰西式把现代国家视作教育者的观念，大体上容纳了我所说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有关文化与管理关系的内容。此外，这种视角在很多方面有效地说明了这些文化技术——我想到了公共博物馆——它们的形成与现代国家-人民关系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邓肯和沃拉克(1980)曾不无裨益地指出，在某些方面，作为显示权力的工具的博物馆受制于早期管理皇家收藏品的另一些原则。因为博物馆的特征在于利用修辞将公众——被设想为市民的公众——纳入博物馆自身显示出的权力形式。然而皇家收藏的肖像都用来证实王侯们的显赫成就和权力，这样一来就把观照者置于从属于高贵权力的臣属关系之中，而公共博物馆通过指称他／她为“公民，因而是国家的股东”，(p.457)，从而确立了观照者与权力的一种新关系。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充当一种传递工具，为现代民主体制之下的公民呈现一种就像属于他们自身的权力。
这样，通过把观照者置于博物馆表现的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之中，博物馆被看作是葛兰西思想中人民和国家关系的范例，当把霸权的现代形式和纯粹的支配相区分时，他提到了利用修辞调动“人民”来支持道德、文化和知识领导权计划。[9]尽管我无意反对这些观点，但是指出它们的局限性同样重要。我在此集中探讨两个方面，尽管它们是同一观点的两个方面：无论就一般来说将博物馆看作霸权机器这种观点多么有用，它却不能将博物馆特有的特定政治形式理论化，也不能在实践上有效地与在博物馆政治内部操作的实际力量(agents)发生密切关系。
就所论的第一个问题而言，影响博物馆的两种最典型最独特的政治需要源于自公共博物馆诞生之日起就刻写在它的制度内的两个矛盾。[10]第一个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博物馆作为集体拥有文化财产的工具，它有责任使它的资源让所有可以算作公民的人平等自由地使用，另一方面，博物馆实际上充当了区别人口的工具。虽说在理论上博物馆是民主的，向每一个人都开放。换言之，博物馆事实上被证明是发展社会区分惯例极有效的技术。在19世纪以及当代语境下，资产阶级和布尔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中受支配的少部分成员”凭借这些惯例寻求表现趣味原则和行为举止的方式，而这些趣味原则和行为举止的方式象征性地维护他们与大众阶级中非统治者之间的界限。[11]因此，正是博物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的这种张力解释了一种博物馆占有政治的出现——这种政治活动就是无休止地也不可能终止地要求博物馆创造出为公众所使用和占有的更民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