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 1卷中我已很详细的表达和诠释了为什么对于认识人的本质来说，历史没有文学的贡献大，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文学那里得到更多真正的教诲。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歌、文学艺术比历史更具哲理和价值。”看来他也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在此我向读者说一说我对历史的一些拙见，当然目的是为了避免人们对历史的价值产生误解。
在任何种类的事物当中，事实无穷无尽，单一、个体之物不计其数，我们无法把握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对繁杂的这些只需要瞅一眼，就会让乐于求知的大脑感到阵阵晕眩；这些求知者也就会清晰地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去调查、探寻都无法从茫然无知的厄运中逃脱。但是此时科学出现了：种类繁多的事物被科学区别开来，把这些事物按照特性和特征分别归入各种门类，依次纳入种、类的概念之中。至此，科学点燃了我们认识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的明灯。这种认识囊括了很多单个之物，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事物，所以我们也不用逐个考察个别的事物。科学用这种方式让喜欢探究钻研的人尝到安慰和满足的甜头。之后，种类繁多的科学结合在一起，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单一的事物全都被覆盖了，因为这些单一的事物纷纷被各个科学吸收和归纳到自己的系统之内。但是驾驭各门科学的却是哲学，因为哲学是一门关于最普遍、最重要内容（揭示事物最普遍的一面）的科学，它有可能提供给我们对事物的说明和诠释，而其他的学科则只是一个准备工作而已。
历史因为没有其他科学所有的优势，所以无法跻身于科学行列：它缺少科学把已知的事物加以总结、分类的基本特性。历史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罗列已知的事实而已。所以，历史并没有一个体系，这是它与其他别的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历史是一门知识，但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只是直接领悟单一、个别的事物，它永远都无法从普遍中认识个别。我们可以把历史比喻成沿着经验的实地匍匐而行，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飞翔在经验之上，因为科学得到了概括事物的概念。凭借这些概念就可以把握个别的事物，并在某一时间内预见到事物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多种可能，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将来要出现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属于概念的体系，科学讨论也始终围绕着事物的类别，而历史则是讨论单个的事物。所以，历史只能是关于单个事物的科学，可这样的称谓本来就是彼此矛盾的。从“科学讨论始终围绕着事物的类别”这一句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所有科学讨论的始终是永远存在的事物，而历史所探讨的则是只存在过一次、之后不再延续的事物。
其次，由于历史所谈及的是全然单一或个别的人与事，而这些单一、个别的人与事据其本质，也无法深究到底，所以，对这些单一事情的认识历史理解得不全面也不透彻，欠彻底。同时，历史还要在崭新的、平凡的每个时间里了解到它自己仍然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有人提出疑义，认为历史也把特殊的人或事物涵盖到普遍性之下，因为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权更替，以及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所有在历史脉络上有自己相应位置的东西，都是普遍性的事物，而所有持上述意见的人，他们的错误在于歪曲地理解了普遍性的概念，因为我们所提到的历史的普遍性是主观的普遍性，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普遍性只是由于缺乏对事物的个别认识和了解所导致的，不是客观的，也就是对事物进行多方面的深入了解和思考之后所得出的概念。
在历史中，即使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就其本身来说也只是单一的、个别的事物，换句话，某一长的时间段里或某一大的事件中：特殊、个别的时间段或者事情与这长的时段或者大的事件的关系就好像部分与整体，而不是实例与规律，就好像一切真正的科学一样，因为科学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多的是提供概念。因此，在科学领域中，当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普遍性的概念之后，就可以确切的判断出现的个别、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假如三角形的普遍法已经被我们熟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法则罗列出随便出现在我身边的一个三角形所特有的性质。明白了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普遍规律之后，比如，它们都有两个心室、七块颈椎骨，另外还有肺部、隔膜、膀胱、五感官等，如果现在我们手上有一个刚刚捉到的、还没有认识也没进行解剖的蝙蝠，我也能根据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说出蝙蝠的一些情况来。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在历史中，普遍性只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主观看法，而不是概念中客观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我们假如称其为普遍性的话，那只能算是比较表面和肤浅的普遍性。
因此，我大概知道发生在 17世纪的一场宗教战争，也就是“三十年战争”，但对这一概念性质的探究并不能让我更详尽地阐述这场战争的情况。历史普遍性和科学普遍性之间的比较同样反映在这一事实上：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里，个别、特定的事物是最确切、最可靠的，因为是透过直接感官和感知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认识的，而普遍的真理首先是从直接感官、感知那里抽象得出的。因此，在普遍真理里面的一些事物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但是，在历史中却有着相反的情况：最普遍的也是最确切和最可靠的。比如，每个时期、朝代，曾经爆发的革命、战争的年代以及太平的日子。与此相比，个别的事件跟其相互间的联系却不是很确切，越仔细研究个别的状态和情形，对它的了解就越模糊、不确定。
因此，虽历史的叙述越专门就越有意思，但是也变得越不可靠，在很多方面也越接近杜撰。另外，要掂量掂量自我吹嘘的历史实用主义到底有哪些价值，只需要回忆一下：我们生活中的事件，要想知道其相互间的联系，尽管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很充足，但是有时候也需要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偶然和变故不停干扰、目的意图又被遮掩起来的情形下，想把动因各自发挥的作用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只要历史自始至终只以个别的事物、单一的事实作为自己所关注的对象，并且把这些对象看做独一无二的真实，那么历史跟哲学就正好相反，因为哲学侧重于事物的普遍性，其关注的对象很明确，那就是同样存在于每一个别之物的事物的普遍性。所以，在个别事物中哲学永远只看到属于普遍性的那一面，个别事物所发生的现象变化则被忽视了。“哲学家是普遍性的朋友”。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东西会出现在不同的时间里，但哲学则侧重于帮我们获得这一个见解：过去、现在、将来，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东西。一般来说，人类生活的实质，就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大自然，在某一时间里完整地存在着。所以，要彻底探究人类生活，只需对其作深度的理解。但是历史却希望用长度和宽度来代替深度。就历史而言，某一个现时此刻只是断片，必须用过去作为补充，但是过去却是无尽的，并且在这之后接着又是无尽的将来。哲学头脑与历史头脑形成对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前者极力深究，后者则希望把事情一个个细数到底。在历史的每一页都只显示着同一样的事物，虽然外在的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如果有人认不出蕴藏在这样或者那样外在形式下的同一事物的话，那么尽管他把所有的外在形式都看遍，也很难对这同一样的事物有所认识。国家、民族历史的篇章究其根源只是以名字和年号互相区别开来，里面实质的内容永远是相同的。
所以，只要理念是艺术的素材，概念是科学的素材，那么艺术和科学所致力于的就都是永恒存在并且永远以同样方式存在的事物，而不是现在是、以后又不是，现在是这样、以后又是那样的事物。所以，艺术和科学最为关注的是被柏拉图认为是真正学问的唯一对象的事物。相比较之下，历史的素材只是个别、零星的事物，还有包含在其中的种种偶然、变故，是只存在一次、之后永远都不再出现的事物，是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人类世界，在这里，小小的变故常常可以改变一切。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的素材好像并不值得我们对其仔细、勤奋的察看和思考。正因为这考察的对象是那样的短暂，我们就应该选择并非短暂的事物作为考察的对象。
最后，经黑格尔那扭曲思想、毒害精神的虚假哲学所引起的风气，即力图把世界历史解释为一个有着预先计划的发展实体，或者用这类人的话说，要“有机地构筑起历史”——其本源其实就是一种不精细、不高雅的唯实主义。这样的唯实主义把现象看做是这一世界的自在实质，误认为现象及其形态和事件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上述努力鬼使神差地得到了一些神话基本观点的赞同，这些基本观点在一开始就已经作为前提被确定了下来。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幕剧到底是为了哪一个重要人物而演出的？因为既然只有个人，而不是人类整体，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直接的统一意识，那么可以推理出，人类生活进程的统一体仅仅是一种虚构。另外，就像大自然只有物种才是真实的一样，物类只是抽象，同样，在人类世界中也只有个人及其生活的整个过程才是最为真实的，民族及其生活则只是抽象的概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