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后，中国动用财政储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公共财政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财富积累外强中干，难以应付经济下行周期刺激经济和增加社会保障的双重考验。财政储备底气不足，在拨弄箱底时，截至2008年总量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居民储蓄总是被拿出来说事儿，作为最后的防线，作为提振居民消费的保障。但这笔钱不仅在不同的收入群体间分配不均，还是居民投资的储备资金，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备情况下的教育钱、养老钱、活命钱，不顾事实预花这笔储备显然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最终会导致大灾难。政府与居民手中可以动用的真实财富并不多，如果以人均数来看远低于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富以种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流向国外，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报道，澳大利亚2008年前十大富豪基本上都跟中国有业务关联，首富手上只有一个矿的开采证和矿的储量多少的证明，他们只要跟中国某钢厂签订高价供货协议，一点矿没挖直接挂牌上市，然后股价暴涨，就变成了澳大利亚2008年的首富。这是中国财富梦的澳大利亚真人秀。而中国居民手中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商品房与股票，一共40万亿元的房地产，以及经过2007年下半年开始急剧缩水之后的10万亿元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中一大半是以低价获得的大小非。
在经济非常时期，皇帝的新衣已经脱下。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2009年财政预算报告显示，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9 500亿元人民币，达到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度。从财政支出的分配来看印证了保持经济稳定的初衷—包括基建投资在内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占比将近10%，总数大概在7 600亿元的水平，超过以往财政预算编制；2009年财政预算方案已经确定农林水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文化、粮油物资储备、灾后重建、交通运输等15个支出项目，各项目支出的增长比例基本上都在10%以上。
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约3.1%，离3%的公认警戒线虽不太远，但加上地方隐性债务负担、社保基金缺口等，我国整体负债形势不容乐观。如果2009年财政收入能够与支出同步增加，甚至收入大于支出，财政赤字还能保持在警戒线内。从过去两年的实践看，我国财政收入增加值已经接近临界点，继续增加必然意味着企业与个人的沉重负担，而社会保障支出与行政成本还在增加，两者不对称上升。政府财政收入从2009年开始不仅难以增高，反而会随着经济冷却、土地市场低迷而下降。2009年2月16日，财政部公布了2009年1月的财政收入情况，当月财政收入6 131.61亿元，比2008年同月减少1 265.03亿元，下降17.1%，创下2004年以来单月财政收入的最大同比降幅。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此前就曾表示，2009年的财政收支压力很大，最艰难的情况可能出现在第四季度。
政府在经济下行周期弥补以往公共产品投资的不足，两项困难的选择在不恰当的时期集中到一起，中国将面临经济长期欢愉之后最痛苦的时光。
约束不足加剧财政不足
财政收入不足只有借债或者增税，经济下行周期的增税是自杀之举，剩下的办法就是借债，尽快让经济复苏扭转财政收入下滑势头。
第一个问题是向谁举债，谁愿意当债权人？美国可以增加财政赤字，可以凭借美元强势信用向世界美元持有者借钱，甚至美联储自己购买国债自己印钱。而中国没有这样的途径，所谓在国际上发行人民币债券还在试验期，不可能解决主要问题。借债途径只能回到国内，向公众及市场机构发债，2009年的国债、企业债发行节节攀升，地方政府债券首次试水。第二个问题是，借债度日如何还债？不外乎使经济重返景气周期，以涵养税源的办法逐渐解决财政赤字；或者像美国一样举新债还旧债。但后一个办法取决于债券隐含的信用，如果信用欠佳，大家不愿意买新债，就只能靠摊派借钱；最令人不齿的办法，就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大量增发货币，将民间的财富为我所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剜肉补疮。但我国在1994年已通过法案，不允许银行再为财政透支超发货币，幸亏有这一强硬约束，对建立中国公共财政体系大有好处。
皮球踢回政府脚下。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之前，单纯依靠投资与出口的副作用已经大到决策层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的程度，投资增速与出口增速在人民币汇率提升、房地产市场下降、严厉的产业调整政策的打击下已有所回落，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策有了180度的转向，政府投资成为首选，一切有利于出口、有利于消费、有利于投资的政策都被提上议事日程，以最快的速度推向市场。这必将导致政府项目急剧上升。
在经济转型特殊阶段，政府要确保公共投资项目的高效，基础设施建设确实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往公共投资中的贪腐现象，投资低效、失误投资之类的失职渎职，使我国公共建设投资浪费率在50%以上。很多基础设施往往有社会效益却没有经济效益，据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有1.400个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但是没有运行。很多城市大建地铁，但全世界可持续健康经营并且赢利的地铁极少，一些地方政府建造堂皇如白宫的标志性建筑，而这些必须通过对公共财政的严厉监督才能得到有效规范。
开源与节流同样重要，政府压缩行政开支应该成为长期任务，以确保政府行政部门开支不再超常增长。按照平新乔先生的统计，国家统计口径的地方预算内与预算外公共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在1994~2003年这10年中，从15.6%上升至21.0%，共上升了5.4个百分点。进入2000年以后，这个比重一直在21%~22%之间。公共支出的增加，有可能导致无效投资同步上升。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公共财政不足不算严重，严重的问题在于公共财政体系存在两大症结，不科学与不民主迄今无有效解决办法，公共财政支出低效甚至无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谓不科学，集中体现在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的预算外收支愈演愈烈，预决算案过于粗疏，拨款项目在2009年以前没有按功能大类区分，不能区分人与事的费用，预算案犹如天书，精而又精，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人大代表也无法对于具体收支情况进行负责任的审核，进行政府拨款项目的成本—效益核算更是无从谈起。以往的代表只能不审不议，或者泛泛而议，像很多公司的花瓶古董一样，中看不中用。
应该肯定的是，预算案制订略有进步。在2005年以前，超收收入的使用情况从未向公众公布过。2005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在预决算报告中首次汇报了2004年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开始对人大有所交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预算首次以书面形式印发给全国人大代表，从口头宣读到书面印发，使人大代表有了几天审议时间，这是个进步，但面对类似于“医疗卫生管理事务5 571万元，医疗服务支出34 253万元”这样的预算案，到底是修了住院大楼还是买了CT机？人大代表也只能任由想象驰骋，在梦里了解这些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退一步说，即便预决算按照教育、卫生等功能分类，政府如何拨款，每年拨款多少才能达到成效最大化？这些科学决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付之阙如，纳税人的钱只好由有关部门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因此以高昂的成本收获低效的公共服务与公共建设项目，并不出人意料。
所谓不民主，不仅体现在政府预决算项目关门立项，项目成效如何无人问责，更体现在预决算的审核过程流于形式：全国人大有财经委员会，但很多政府立项却并未经过专业委员的反复辩难，在科学性与合理性上反复考核，人大委员对预决算案举手表决时，事实上很难做到对财政支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心中有数。两周会期，时间匆促，国家决策事无巨细都要讨论，预决算案还过于粗疏，代表不可能提出恰中肯綮的建议。
唯一的办法是将人大的监督功能常效化，专业委员日常行使建议、问责之权，并将决策者与问责者的信息及时公之于众。可惜，专业人大代表制度历经十多年呼吁，仍是一张蓝图。而人大财经委员会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人大财经委员会对于公共财政的问责，而是前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成思危先生对于股市的高谈阔论，2008年3月5日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吴晓灵女士对于天下大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有言论自由，但应该在证明自己对公共财政恪尽职守之后。
公共财政的科学与民主两面互相生发，一个民主的财政体制会逼迫政府的预决算案日渐科学，而一个科学的财政政策便于决策的民主，最终走向公共财政的廉洁与高效。
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努力伴随追寻现代化过程的始终，但百余年来，公共财政体制迟迟难以建成，经济实力不强与政府对财政的任意干预难脱干系。中国经济实力飞跃世所瞩目，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适逢其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有言，“竞争中的民族国家，成败的关键在于统治者面临财政压力时采取的政策不同”，一个科学、民主、有效的公共财政背后，一定是一个科学、民主、富强的国家。
不管公共财政是否充足，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不差钱”的言论灌满两耳的居民，只要求在日益庞大的财富蛋糕中占据合理的一块。一个资金日渐充实的国家，社会保障与教育经费位居世界末流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而在西欧、北欧等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用于社会保障上，即便是被斥为最“小气”的美国财政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
中国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向高福利国家转变，中国这样人口庞大的国家，实行北欧那样的高福利政策，是痴人说梦。但有关人士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国民的要求不合理，对血汗工厂视而不见，只能说有关部门陷入了自我构建的财富增长迷魂阵中。中国只能引入美国式的低福利、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平等的创富机会改变多数人依靠政府的局面。简单地依靠二次分配劫富济贫显然不应成为努力的方向，通过正确的创业、税收等激励制度给予国内就业者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才是正途。资源价格上涨而终端产品过剩，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而一般行业收入过低，以如此败坏经济结构的方法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数据，将使我们离拉动内需这一目标越来越远。
认识到中国资源、人口和环境的局限，以创富机会的均等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这是中国市场改革得以推进的前提条件，这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变。过去15年，拉动中国经济的两大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这两项合计占到中国GDP总值的80%左右，并且每年以25%~30%的速度增长。国内个人消费在占GDP的35%左右徘徊。到目前为止拉动内需的努力并未见效，民众仍无法在社会保障、收入等各方面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垄断处处、国进民退的现实，显示财富平等创造之门越来越窄。政府一面为了经济安全制造垄断，另一面试图以更为庞大的国家分配模式抑制垄断，设立最低工资指导线，建立高管薪酬管理机制，推行家电下乡将中间商利润压到最低，这些出自于计划经济精髓的手段借着公平的名义卷土重来，提高了一些低收入人士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兴趣，也使得公共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
就此，公共财政走上一条左右手互搏、自我束缚、公益与市场两难的不归路。
政策螺旋之一：国有还是民有？
国有还是民有？以为已解决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数量减少、规模却急剧庞大的中央企业已证明，国有企业不仅具有先天优势，还借助市场手段为自己寻找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国退民进遭遇太多的阻碍，在社会各界对公平、公益的呼唤中，迅速蜕变成国进民退。在瘦肉精、有毒奶、血汗工厂、转移巨额资金种种令人震惊的丑闻中，夹杂着民众对房价高涨的切齿痛恨，伴随对暴发户形象的集体鄙视，使民营企业在道德上、形象上成为过街老鼠。新一代的民营企业无借戴国有企业“红帽子”之忧，资金国际化、学历MBA化成为热潮，马云等人受到政府追捧，却因数量过少，如滴水汇入大海，难成气候。
央企“不差钱”
国有企业的日子未必好过，因为效率低下，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强烈攻击；因为国有资产与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机制榫枘不合，国有企业高管高薪成为全社会痛恨不公的现成靶子。他们同样抱怨社会不公，在国有企业考核市场化后，不能让国有企业薪酬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