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革大局势
中国经济大变革始于今日。
从长周期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变革始于一百多年前。当林则徐等先贤战战兢兢地提出师夷长技、翻译西方书报之时，现代化变革的基因已经潜藏在内。此后经过由上至下的改革，经过系统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尝试，经过民间土生市场力量与外来市场力量的冲撞，表层的商业文明与内里的小农经济貌合神离，官方扶持的市场化实验与现代社会一起半途夭折。
当下的中国，具有以往的中国现代改革史从来没有的经验—改革初始时期的上下合力利益均沾细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的目标必须进行二度校正；市场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颇具特色的货币与资本市场脱颖而出，国内市场并未开放，市场内生动力还没有发挥，市场主体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国际；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低效、贪腐噩梦是否会卷土重来。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世界经济在2007年年末再次发生强烈转向，世界金融中心地带发生强震，全球看着中国手中握有的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经济现代化之旅离不开基本健康的社会秩序的护佑，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被内战、外战撕成碎片，企业、民众在重税之下无法保持对未来的任何预期，而现在，强有力的统治足以让社会维持数十年的和平岁月，这是中国在追逐现代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岁月，让人联想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前的一段工商辉煌岁月。如果不趁此机会寻找到社会的转轨之机，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中国的现代化之梦还将延续百年时间。
历史不会重演，这句话并不准确，历史的幽灵被驱赶出大门，又从后窗跳入内院。改头换面，其魂则一。目前的这场经济大变革，潜藏的改革基因既承接晚清以来的颠扑难灭的国家现代化梦想，又承接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大批亦官亦商的市场人士，和一个亦官亦政的组织架构。如果说，最近30年来的这场市场化改革与百年来的改革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通过饥荒、战争与被入侵，认清了改革的几个前提，市场不能建立在亦官亦商的构架之上，不能建筑在中体西用的梦幻之上，没有农村的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的商业文明。
我把从清末开始的经济现代化之旅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清末开始到民国结束的官方主导模式下的市场化努力，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政府以计划经济追求国强民富的过程，第三阶段是起始于1978年的民间自发保护产权与财富的努力和官方大规模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改革的结合。
笔者无心作贯穿30年的长篇巨制，那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之所以选择2007年作为改革另一个重要转折关头的切入点，是因为从2007年开始，改革遭遇系列挑战，社会的种种征兆显露无遗，这个社会正在呼唤一场大规模的、一系列的深度改革。
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199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产能不足、国内需求畅旺、产品不愁销路的红利消耗殆尽；2003年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让中国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理成章被延后，各方吃滚存下来的红利。但2008年，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在破坏性十足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坍塌了。
改革初期产能不足的红利从21世纪初已经消耗完毕，摆个地摊兜售各色小商品就能当上万元户、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产能过剩在1998年的经济紧缩中已经有所暴露，政府必须依靠房地产、教育等拉动内需，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而到2007年前后，拉动内需大大有功的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分配不公、行政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失衡的象征。
2003年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时刻，中国主动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经过十几年艰苦的谈判，终于开启了中国WTO新时代。带来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中国大大小小的制造企业、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鞋、袜、衬衫、打火机等等，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包罗万象的中国小商品，如水银泻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全球人均10双袜子就有3双是中国袜子。2005年左右开始出现的西班牙烧中国鞋事件，是全球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异变之前出现的小信号，当时被当做全世界失去抵抗力的高薪产业工人的最后挣扎，在占据了报纸头版一两天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03年如此重要，自从这扇门打开之后，中国只能越来越深地参与国际市场，再也退不回原有的发展模式。并且，2003年以后产能过剩问题轻松解决，让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幻觉，以为能够一直拥有全球消费市场，让中国像日本、韩国一样能从容完成初级工业化之路。
但2007年10月开始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所属的两家对冲基金的倒闭，不料成为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危机的前奏，此后如山火蔓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在房地产泡沫将资本市场的泡沫榨干之后，我们突然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一贯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开始厉行节约，储蓄率上升，正如老话说的，藏在枕头下的钱再拿出来就很难了。美国人突然不消费，全球产能过剩，通过挖掘其他出口市场弥补欧美市场份额的下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发达经济体对出口消费有极强的带动作用。
全球充斥着或明或暗的各种贸易战争。从2008年年底20国集团宣布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已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对贸易实施限制。当全球最大的美元持有国与美元发钞国开始互相指责，当全球在一起，对于出口政策作出检讨，只能说明，WTO时期的出口红利，在不经意之间，在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过早地结束了。世界和中国需要进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转型，美国在控制自己的金融系统，控制自己的消费欲，而中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乐此不疲地向美国同时输出产品和美元，穷国充当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反常现象。
转型异常艰难。理念的碰撞体现在一切与经济相关的方面，关于产权界定的根本大法《物权法》的争论回到姓社姓资的原始轨道上；民众在诸如小区停车位、交通强制险的合理性、手机漫游费等一切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公平与效率之争成为继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之后，又一个撩人心弦的敏感话题；在楼市上市场与行政之争，在股市上救市与不救市、大小限改革与不改革之争，在货币改革上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化之争，处处硝烟。
硝烟的背后是实体经济突围之旅，是产业痛苦的转型，是出口企业在产能过剩的打击下大面积的收缩。2007年，珠三角千家制造企业或迁移或破产，北上的香港商人逐渐退出，长三角制造类企业的资金链开始出现危机，房地产价格在拐与不拐之间徘徊，越来越多的中小房地产商被淘汰出局，谁拥有足够的现金流，谁才是市场的胜利者。
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又一个十字路口。
以前压低成本、牺牲环境以糊口的工厂创造财富的做法，以往产能不足和出口红利掩盖之下的财富两极分化、财富虚增现象，形成中国经济改革无法绕过的险恶礁石群。无法持续，必须重整。
方向是明确的，我们知道该去哪儿，却在具体行为模式上存在天悬地隔的巨大分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继续难度更大的改革智慧和勇气吗？我们如何在机会主义与长远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如何平衡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与庞大的贫困人口、尚在萌芽的中产收入阶层、巨无霸式的垄断国有企业和工商阶层之间空前复杂的利益关系？我们如何在全球化、民族产业的古老命题中获取新的视角？
更大的命题是，在国内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和在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计划经济以国家主义的面目，以更庞大的体量从前门大摇大摆，占据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位置。
让我们回到阳光灿烂的2007年吧。
在2007年年底，美国房贷坚冰融化，人们只听到了两声冰层断裂时轻微的脆响，没有人愿意深究平淡警告背后的含义，沉醉中的人无法相信，小事件能够左右大局，身处利益旋涡的华尔街洞察者缄口不言。更多的中国人虽然为高增长的经济数据而欣喜，却开始为逐渐出现的通胀迹象而担忧，更担心国内的资本市场受到了国际巨鳄的冲击和掠夺，近万亿的外资汇聚到中国股市、楼市为主的资本市场，迅猛购买人民币资产，以巴菲特为首的境外投资者在香港上市的H股上获得10倍以上的收益，全身而退。中国金融机构境内外上市的差价如蛇样纠缠着所有人的头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出现，利益被剥夺的痛苦遮蔽了原有的市场逻辑。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从2007年10月开始，人民币兑换美元开始升值，人民币本身成为最值钱的资产。随着美元的疲弱，民众开始将手中拥有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囤积起来，由于美元贬值，企业开始借贷外汇，并且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做简单的套利交易。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起落不定，在圈定的范围内上演无奇的故事。
与此同时，政府、中国人民银行（通称“央行”）力主藏汇于民，并且推出各种海外投资产品，鼓励国内资金走出国门，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半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境外理财产品折戟沉沙。2008年3月，第一只银行系的QD II理财产品清盘，投资者对机构的境外理财能力投下了不信任票。他们是对的，截至2009年3月，8只被允许投资海外的QD II在过去的一年中带给投资者的是超过431.97亿元的损失。
2006年、2007年，中国股市牛气冲天，遍地黄金，股市占GDP的比重从20%跃升到100%。2007年，投资者经过被称为“5.30”半夜鸡叫的第一次行政打压，到这年年底，在刺破泡沫的喊声中，股市一落千丈，半年之间，主要成分指数沪综指下跌近一半，股市市值下挫40%以上，80%以上的股民财富缩水，被高位套牢。
2008年、2009年，股市进入股改后的真正考验期，大小非解禁，那些以极低成本获得股权的投资者尤其是小非疯狂套现，一家公司三天之内被套现80亿元。一些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不惜辞以规避套现的约束，急于将那些股权变成现金。股市力量的博弈，清晰地展现出谁是中国经济的主导者，谁是附庸者，而谁又是急于取利而屡屡上当的制度性失败者。
在2008年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承认中国有希望的前提下，坦承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中国改革30年之后，面临又一个关键转型期，我们尚未找到应对办法，只能拿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旧式武器仓促上阵。转型过程注定痛苦而漫长。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下这么一句秦汉俗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揭示亚当.斯密市场论精髓的话，印刻在当下的历史中，活色生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幕幕烙上金钱印记的历史书页，每天在我们眼前翻过。
在翻动的书页之间，历史轮流交替。金融市场化与产业转型、农业产业化敲开了30年之后另一扇沉重的改革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