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中国的市场架构，唯一能与纵横四海的垄断国有企业、热心指点经济的政府权力抗衡的大概只有外资。不管是外资并购还是民营企业变身的假洋鬼子，对于真正具有金融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言，相当于花费巨额赎身费换得一个“大太太身份”，在中国市场上登堂入室。
民营企业靠外资赎身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中国的本土民营企业成为次等公民，内生性的市场资源遭到根本性毁坏，只有靠外部资源来拯救；中国国民中存在的企业家精神遭到扼杀，小富即安思想或者投机思想成为常态。真正有企业创新能力的中国人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晒太阳，这是中国最可怕的损失。
中资企业带着镣铐与强大的外资共舞，还带来更加棘手的理论问题，中国引入外资带来不公是否意味着中国该关上开放之门，是否意味着加入WTO是个错误？对内开放滞后于对外开放，导致具有合理性的对外开放也受到严重质疑。事实上，在金融等重要产业领域，中国民间资金所受的待遇既不如国资，也不如外资，呼吁20年的开放民间金融举步迟缓，而外资金融机构已早早在国内布局。
企业民族主义之争，说白了不过是市场资源之争。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道德泼粪战，像极了一部三流的娱乐小说，双方对于利益纷争主要不是诉诸法律与仲裁机构，而是诉诸情绪、诉诸隐私、诉诸政治，从媒体、公关、中法两国的高层、民众，全都介入其中。这种征兆从商战开始就有显示，宗庆后曾因为被跟踪报过警。
可怕的是，目前的商战泛政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完全可以按照法律、商业规则行事的商业案件，被硬生生搞成了政治案件，并经过社会情绪酵缸持续发酵。这样的市场，外资永远有用武之地。
只要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营企业与普通投资者往往会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而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第二梯队，而民营企业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全球市场化的核心是金融战争，国人在这方面是弱项，出口几亿件衬衫只能换回一架飞机，好不容易积累的外汇资产名义价格两三年间就因为美元贬值而下降30%—多数国人对于金融战以及金融战中的失利痛心疾首，对于老实做工却被金融鲨鱼盘剥怒不可遏。达能经营能力如此低下却能通过并购控制中国乳品市场，这刺激了金融战中的失败情绪，引发了对于外资掠夺财富的警惕。
大规模引入外资，一开始是因为中国企业缺少起步资金，在资金积累后，暴露的是资金配置的低效，以及内生市场机制的缺失。我们需要外资，不仅因为“世界是平的”，资源是全球配置的，更因为内部市场制度性资源的严重匮乏，不得不依靠强大的外力进行推动。有了外资，必需培育庞大的中国企业与之抗衡，以免利权外落，这重任舍央企其谁？于是，问题又回到与外资国有企业位于长子与嫡长子的地位，而民营企业成为垫脚石。相关部门如果被拉入民粹大旗之下，就会受到各国政界与商界的指责；如果对民营企业呼吁无动于衷，就会伤了国内企业家的心。
开放再开放，公平的规则叠加公平的规则，是中国经济未来制度建设的唯一选择。
将央企改革进行到底
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效率提升各方面看，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央企。国资委意识到提高央企的效率至关重要，是中国经济此次能否摆脱轮回的关键。
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追求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还是诺思的私有产权与现代经济组织结构理论，立足点之一都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出现相反的指向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日渐高昂，企业产权界定模糊引发法国式的第三阶层的反弹，那么，所谓经济崛起恐怕只能是昙花一现。
央企提高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不知道是喜还是悲，关于股市的每则报道都印证了央企的强势，从“二八现象”①到“大型国有企业入市力度加大”，都在印证市场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资本市场试点已告终结，中小企业退出了中国资本市场游戏的主流舞台，我国资源配置已经不可逆转地向大型企业倾斜—连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江绍兴轻纺城的最大股东，都换成了当地政府。
我国的实体经济领域也是央企为王。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央企效率已经提高，北大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给沉浸于央企上市公司受到热捧喜悦之中的人们当头棒喝：“投资者并非是真的认为这些资不抵债的银行会出现明显改观。相反，他们将赌注押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上。”
观念的争辩不应僵化，我们无法先验地判定央企与民营企业孰优孰劣，而只能根据关键性指标来看企业究竟是否带给了我们所需的效率，以及随效率而来的分配体制。
有一组数据可资佐证。在2004年年底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透露，2004年上半年，中央企业总的成本费用同比增长27.2%，其中成本费用增幅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增幅的有77家，占40.7%。人工成本之高以中国移动为例，2005年11.2万人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正因为顽疾难治，国资委严厉要求2007年央企进行成本费用预算，尤其是人工成本预算适当予以控制，压缩预算开支，经营效益下滑的企业，不得扩大人工成本预算规模。在2004年6月30日，又曝出10家央企领导人涉嫌问题资金上百亿元。审计署的审计显示，10家央企对外投资、借款、担保等造成损失145亿元；违规处置资产、关联方交易让利、违规经营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0亿元；转移国有资产、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等涉嫌经济犯罪案件9件，涉案金额16亿元。
成本居高不下，赢利主要来源于垄断收入。根据国资委的统计，2005年上半年央企利润的66%来自于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7家高度垄断性企业，其中仅中石油一家就贡献了1.029.27亿元，接近总额的1/4。中石油公布的2004年年报坦陈，2004年的赢利主要是“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天然气、成品油和化工等主要产品价格上涨、产能增加所致”。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189家央企中全年亏损的近20家，累计亏损额达20.2亿元。2006年前7个月央企实现利润4 967.5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速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加快8.6和1.4个百分点，但由于成本增速快于收入增速，国有重点企业整体赢利能力降低，成本费用利润率9.7%，同比下降0.4%；主营业务利润率17.7%，同比下降0.7%。
央企资产回报率有多高？仅举一例，央企“标兵”国家电网公司资产总量是11 115.4亿元，2005年实现利润143.9亿元，同比增加44.9%，截至2004年，负债7 344.7亿元，总资产回报率只有2.63%，人均利润为1.1万元。
更可怕的是庞大的表外资产，2008年11月25日又有套期保值亏损消费的传闻浮出水面：一是东方航空按照实际用油量的36%进行航油套期保值，截至2008年11月14日已录得航油套保浮亏达到6.9亿美元；二是中国国航11月22日发布公告称，截至2008年10月31日，套期保值损失约31亿元人民币。加上以往国储的期铜损失，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37.51亿元人民币的期货损失，江西铜业的套保损失，五矿有色金属期货亏损包括令人震惊的株冶锌亏损事件，中国中铁与中铁建的“澳元门”损失，以及2004年与2005年，中盛粮油、江西铜业、特变电工、豫光金铅等上市公司相继公布了套期保值高额亏损事件。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缴纳不少学费，如果没有外汇储备与注资，国有企业的期货亏损可能将把央企整个拖入深渊。
我国央企在境外有数百家，自2001年至今，先后已有4批共31家国有大型企业获得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在境外从事与之相关的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其中到底有多少在做期货交易，越来越多的披露信息暗示不仅31家在做期货，数目可能更大。国航、东航就不是31家取得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许可证中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不仅国航，多家航空公司甚至一些能源电力公司，都在通过从国际大投行手中购买与原油价格挂钩的结构性产品的办法进行保值。
可怕的是，对于央企的投资有关方面在事发后才进行调查，在境外从事期货等金融资本交易的央企必须及时公布表外资产，同时简化套期保值目的—在期货市场的“小学生”应该从事基础性的套保产品，但许多企业在结构性产品中玩火，他们不仅买入看涨期权进行套保，锁定利润和风险，还试图获取期货投资的巨大收益。国航董秘黄斌曾介绍，国航在航油套保上使用了包含5~6种模型工具的结构性产品—以锁定利润与风险为宗旨，禁止从事花里胡哨的结构性产品交易。
以浮亏非实亏为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浮亏必然转化为实亏；以现货市场获利为期货市场失利辩护同样站不住脚，低价购买现货不能遮掩期货市场的失利，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盈亏属于不同市场，彼此不能混淆；以国内期货市场利用垄断优势的赢利作为国外期货市场大额失利的托词，则属于厚颜无耻。
由于期货市场屡战屡败的经历，国资委在已公布的2007年工作规划中透露，为规范央企境外投资活动，降低央企境外投资的风险，国资委主持、证监会参与的《中央企业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已经酝酿成熟。《暂行条例》共分为4章38条，其中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中央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原则上仅限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得从事其他期货交易活动”。国家已经明确规定，央企介入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单一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即央企在期货市场的业务活动只能是买进或卖出与现货市场交易数量相当、但交易方向相反的商品期货合约，而不得从事任何其他期货投机活动。2008年10月10日，面对全线下跌的期货市场，证监会明令要求国有企业不得从事期货投机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