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初见孔子时，自恃力大无穷，出言不逊。孔子并不怪罪他，反而以礼相待，这使他很受感动。孔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舞弄长剑。孔子说：“以你的本领，加上努力学习，一定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子路有点不相信便问道：“学习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有好处吗？”孔子立即开导他说，学习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好像人君离不开谏臣，土离不开教友，驭马离不开马鞭，调弓离不开正弓之器一样。子路仍不以为然，辩驳说：“南山有竹，人不去管他，照样长得挺直。砍下当箭射，照样能穿透犀牛皮。”孔子因势利导说：“如果把砍下的竹子刮光，尾巴装上羽毛，装在前头的箭头再磨锋利，不就射得更深了吗？”子路听了孔子深入浅出的解释，便哑口无言，心里十分佩服孔子的博学。事后便请孔子的学生介绍他拜孔子为师学艺，孔子也就愉快地答应了。
孔子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可以入学求教，这种不拘一格的招生办法，南郭惠子大惑不解。问孔子弟子子贡说：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子贡的回答，确切地说明了孔子“有教无类”
办学方针的实质。孔子虽然不是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自觉地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树起“来者不拒”的旗帜的人。人们把孔子看作是首开打破“学在官府”之风，创平民学校新局面的先行者。
孔子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春秋时期处于王室式微，周天子的威信扫地；诸侯坐大，大国相继称霸，天下大乱局势。孔子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主张是恢复“大一统”
的天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反对分裂局面，使得人民免受战火的涂炭，能够安居乐业。他办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实现仁政德治而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他坚持教学内容中不仅要重视知识教育，更要加强道德教育；不但要重文，也要兼顾音、体、美。《论语·述而》所说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只是这一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的简单概括，不是全部内容。《述而》中所说的“文”，即文化教育；“行、忠、信”即行为教育。学以致用，这就是“行”。实行时，遵守所学的原则，持之以恒，坚持到底，这就是“忠信”。学而不行，或所行而不遵其所学，这都是不合乎“四教”原则。
孔子教学的具体内容主要突出在：道德修养《周礼》中明确地记载着“言师，教人以道者”。《礼记》中对教师的解释也是“师也者，教人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周礼·天官·太宰》说：“师，以贤得民。”德行，春秋时期有着具体的规定。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孔子在教学内容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以“德教”的优良传统，并把它放在首位。孔子的道德观念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仁”。一部《论语》中“仁”字就出现过一百多次，出自孔子之口即有七、八十次。他对“仁”有过许多解释，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如说“仁”就是“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安仁”（《论语·里仁》）等等。为了使弟子们准确地把握仁，理解仁，孔子曾多次详尽地回答过弟子们提出的问题，例如：“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意思是指刚强正直、果断朴实、言语谨慎，都可说是接近于仁的。他还更具体地提出了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具体的概念，丰富发展了品德修养的内容。
孝悌《论语》第一篇《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把孝悌看成了仁的本源和基础，可见孔子对这种道德的重视。
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即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在孝悌两者之间，孔子更重视孝。那么，怎样做才算是孝呢？首先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为了能随时侍奉父母，还要“父母在不远游”（《里仁》）。但这还不够，当子游问孝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子夏问孝时，孔子说：“色难”（《为政》）。这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抱着敬重的心情，要有愉悦而又谨慎的表情。没有这些，即使形式上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也不能看作是孝。另外，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敬顺还不够，死后也要如此。这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所以当弟子宰我想改变“三年之丧”时，孔子就斥责他说：“矛（宰我）之不仁也。”（《阳货》）服从和继承父亲的志向和事业也是孝的表现，这就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不仅父母的言行合乎情理时要遵从，而且当其言行不合情理时，也要做到“事父母几谏（婉转劝止），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就是说，当父母不听劝告时，自己也不要有什么怨气。孔子重视孝悌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孝悌对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价值，如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另一方面，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在批评宰我想改变“三年之丧”时说：“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就是说，儿女在襁褓中三年间，父母曾施以爱心，关怀备至，所以才能长大成人。因此，父母死后，也要服丧三年，作为父母之爱的回报。这是亲子之间情感的交流。尽管在孔子关于一些孝悌的论述中，存在着在当时或在今天看来都有点儿过分的言论，如当父亲偷了人家的东西，为儿子的要做到“子为父隐”
（《子路》），甚至在父死后也要求儿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这些都是糟粕，应该抛弃。但是他在孝的观念中注入亲子之爱这个因素，却是个创见。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的众多家庭中，都坚持做到了少有所长，老有所养，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父慈子孝的美好习俗和道德风尚。
忠信孔子的忠是指对人，就是诚心尽力，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孔子看来，在人与人的交际中，虽然大家应当相互尽忠，经常检查自己对朋友和同事是否有“为人谋而不忠”（《论语·学而》）的地方，但主要还是指臣下对国君的忠诚，如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的忠君与后世儒家的忠君是有本质曲别的。后儒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把忠君解释为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孔子的“臣事君以忠”，是以君“有道”
为前提的，即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荀子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就曾以孔子的见解为例。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说：“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忠）乎？”
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作回答。孔子出来后，就对子贡说：“乡者君问丘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如何？”子贡回答说：
“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
孔子批评子贡说：“小人哉，赐也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可见后期儒家的“从”是盲从，而孔子的“从”是理性的服从。不仅如此，孔子的“臣事君以忠”，还要以“君使臣以礼”为等价条件。君如果无礼，臣也就无忠，可以离去不干。孔子主张的忠，在一定意义上含有平等的成分，即“忠”字并不是臣下对君主忠诚的专用概念，而且上级诚恳地对待下级和老百姓也叫“忠”。
信即诚实无欺。“信”字在《论语》中出现过几十次，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作为一种信实不欺和讲信用的道德观念，就出现过24次，可见孔子的重视程度。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的正派人，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
《学而》。他指出，只有具备信这一品德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信用——“信则人任焉”（《阳货》）；执政者诚信，才能使民众诚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因此信不仅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友之道，也是仕进和治国之道。一个人如果不具有这品德而整天撒谎欺骗就寸步难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为政》）信固然重要，不过在孔子看来，还有比信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说的“君子以义为上”。与朋友的信约合乎义才履行，这就是他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如果离开“义”，单纯地去追求信，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就是说，单纯地为信而信，就成了不问是非黑白的“小人”。“义”的意思是合理。也就是说，不合理的言就不应该兑现，凡是合理的言才是应该兑现的。
宽惠宽即宽厚，惠即恩惠。孔子对这两种品德也极为推崇。如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
（《八佾》）又说郑国执政子产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一般说来，宽、惠是上级对下级、为政者对平民百姓的一种言行准则，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下级的爱戴，百姓的拥护。
恭敬孔子多次谈到“恭”这种品德。如他曾说郑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公冶长》）；又说“君子有九思……貌思恭”（《季氏》）。当弟子樊迟问仁时，他说“居处恭”（《子路》）。恭在对己要庄重严肃，对人要谦虚和顺。恭是做一个君子的必要条件。但谦虚和顺不等于嬉皮笑脸、花言巧语，这种轻佻的动作绝不是恭，他指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这种过分的做作的恭顺令人感到可耻。
“敬”是孔子屡次提到的一种优秀品德。如他要求弟子们“执事敬”（《子路》），“事思敬”（《季氏》）。敬就是对事业严肃认真，对人真诚，以礼相待。在对人方面，孔子主张敬父母，认为只养不敬就是不孝；敬上级，赞扬子产“事上也敬”（《公冶长》）；敬朋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晏子因为他首先尊敬别人所以受别人尊敬。
爱人孔子要求他的弟子们要有“爱人”（《颜渊》）、“泛爱众”这种德性，可见他很重视“爱人”这一品格。“爱”
就是爱护，一般是指上对下，这是孔子给君主和各级当政者在对待臣下和庶民时规定的一条道德准则。“爱人”
就是君爱民、上爱下。如他说治理国家要“节用而爱人”
（《学而》）；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他要求从最高一级的统治者到最低一级的统治者，都要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施行“爱人”这一原则，即“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其境，大夫爱其官职，士爱其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尽管历代统治者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孔子所倡导的这一“泛爱众”的道德规范，毕竟是有一定约束力。
智勇《礼记·中庸》把孔子所提倡的“智、仁、勇”
三种品德称之为“天下之达德也”，后世称为“三达德”，即三种常行的美德。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并称之为“君之道者三”（《宪问》）。孔子把知（智）勇和仁一样看作是君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智就是智慧，主要指道德认识、道德实践上的智慧和才能。如说“知者利仁”（《里仁》）。这是说，智者由于他们的智慧，认识到行仁有利，他便行仁。智者能知人、知言，所以能通权达变。要成为仁人，只有仁没有智是不行的。勇即果敢，主要指道德实践方面的勇气。孔子说：
“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这要求人们应该见义勇为，包括勇于做一切正义的事业。孔子反对一味蛮干的勇，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不在义指导下的逞勇，只会导致混乱，不是美德，而是很坏的毛病了。
礼让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就是说，能够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讲礼让，只搞些繁缛的礼节仪式又有什么意思呢！孔子把礼让这种品德当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孔子所说的礼让，含有谦让礼貌虚心待人的意思，具有品德的意义，属于道德范畴。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做到礼让，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对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重要的，孔子倡导礼让有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