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福王朱由崧皇太后
邹氏是京师（今北京）人，福恭王朱常洵的次妃，弘光帝朱由崧的生母。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破洛阳，杀死了福王常洵，邹氏与儿子朱由崧一起逃到怀庆（河南沁阳）。第二年怀庆也被攻破，邹太后仓皇从城东门逃走，来不及照顾朱由崧。后来邹氏辗转于兵火之间。不久朱由崧在阉党头目马士英等密谋和策划下逃至南京。本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认为潞王朱常，涝“贤明可立”，而福王朱由崧则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等七不可立。但马士英以武力为后盾，迫使东林党承认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东林党人以大难当前、大局为重，立国之前自己不可以先闹起来，便支持福王在南京监国。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福王正式即位称帝，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就这样建立了。弘光帝即位后马上下谕参将王之纲到河南迎侯邹氏。秋七月，又遥尊邹太后为恪贞仁寿皇太后。八月，当邹氏一到南京，弘光即令修建豪华的西宫西园所作为太后官。又封太后弟邹存义为大兴伯，又晓谕工部搜刮万金作为充赏供邹氏挥霍。
1645年，弘光帝果如东林党人所总结的七不可立，整日忙着“饮醇酒，选淑女”。不思励精图治，再加上南京很快陷落。弘光帝独自先逃了，马士英只好领着黔兵400人护邹太后渡江，准备逃往浙江。名为护驾，实为挟持，以此作为将来的政治资本。经过广德（今安徽广德）时，知州赵景和说：“你马士英不奉君而奉太后，居心不良必定是诈。”拒不接纳。这下惹恼了马士英，竟下令攻破城门，杀死赵景和，绕道来到安吉（今浙江湖州），知州黄翼圣肃迎道左。巡抚张秉贞传檄讯问真伪，黄翼圣回答说：“阁部马士英既然是真的，恐怕太后不会是假的。”张秉贞这才准备仪仗迎侯太后，并把总兵府腾出来作为行宫。潞王和群臣闻讯前往朝见，只见太后穿一身赭服。只有一名身着紫色衣服的宫女侍在身边，其狼狈样子可想而知，太后虽穿鬻简朴，但圣威仍在，当即传下命令，凡在籍的诸臣一律照例录用，以此安定人心，不久刘宗周、熊汝霖人见太后，当面揭露马士英的罪行，黄道周也上疏说：“马士英诚知弘光帝的去向所在而轻离左右，是有不臣之心，请诛杀马士英。”邹太后看完奏表后只是欷献不止，却没有一句话。其状十分可怜，估计是她仍在马士英掌握之中。
不久潞王投降清兵，在挟持太后一起渡过淮河的时候，邹太后跳入水中自尽而死。也有的说进入浙江的邪个是假的，当弘光帝被俘的时候，邹太后和妃金氏是同居一室，被俘押渡淮河时乘隙投水死了。
曾氏——唐王朱聿键皇后
曾氏，南阳（今河南南阳）人，父亲是诸生曾文彦。岽祯五年（1632），时年31岁的朱聿键袭位为唐王，芳龄19。博通典故。因此两入谈古论今，情趣相投。曾氏统领王府，才华绽露，为此唐王把内政统统交给曾氏管理，曾氏未负夫望，果然治理得井然有序。唐王欣喜万状，两人情好日密。
1636年8月，清兵犯关，北京宣布戒严。唐王激于义愤，报国心切，毅然起兵北上勤王，不料大明律令规定，没有奉到诏旨，是不得擅自出兵的。崇桢帝以擅发护军勤王为罪，废为庶人，安置在凤阳的监狱中。在狱中，狱卒以为皇亲国戚一定少不了金银宝物，就向唐王勒索敲诈，不想此时的唐王已是一贫如洗。狱卒总以为他装穷而变本加厉地折磨他，最后竟以祖制墩锁法来处置唐王，生活一贯娇贵的唐王哪里受得了这般皮肉饥饿之苦，很快便染上重病，奄奄一息。急得曾氏在深夜里，偷偷对着晦暗的夜空，默默地祷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唐王病势仍继续恶化，曾氏毫不犹豫地剜下了自己大腿的肉奉给唐王，唐王因此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唐王病愈后才得知这件事，从心底感激万分，于是更加怜爱曾氏，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了。
公元1644年5月，福王在南京登极后，宣布大赦，唐王也被释放出来，但弘光帝并没有重用他，而是命他移住到广西平乐。唐王在南行经过杭州时，途中遇见了由南京逃来的镇江总兵郑鸿逵，他把南京即将陷落的坏消息告诉了唐王。唐王听后，想到国恨家仇。不禁忧愤慷慨，说到最后竟热泪纵横。郑鸿遣见唐王仪表非凡，谈吐文雅慷慨，一腔热血正气。就暗中派人告诉了他的哥哥、驻守福建的安南伯郑芝龙。他们认为“奇货可居”，在时局激变中，可以用拥立唐王来做自己的资本。不久南京失守，苏州陷落，清军兵锋直指杭州。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唐王为重振国威，主动劝说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涝监国。曾氏不同意唐王的做法，她希望自己的丈夫登基，说：“依我看来，潞王为人平庸，定非英主，他怎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救这个国家呢？您英明睿智，应早为自立计。收拾旧山河。在国家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应该当仁不让，莫做他举。”唐王未置可否。没过多久，潞王果然投降了清朝，浙西杭、嘉，湖等地，全被清军占领，失去了一次光复良机。
曾氏不仅贤惠，对人、对事都看得比较准确。
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郑鸿速、郑芝龙的拥立下在州即帝位，建元隆武，是为隆武帝。册封曾氏为皇后，封曾后的父亲曾文彦为吉水伯。由于曾后从前治理内宫很有条理，这时隆武帝就让她开始参与外政，凡是章表奏议，一般都要经过曾后的批阅。她办事效率很高，批阅后指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多被隆武帝采纳，效果颇佳。隆武帝朱聿键觉得曾后确实能干，他索性就让曾后在他临朝听政的时候坐于帘后，一起帮助他决断朝廷大事。曾氏看到奏疏后，非常怨恨，开始疏远张肯堂。在这一点上，曾后犯了错误，因为张肯堂是隆武政权中一位较有作为的大臣，别有用心的郑芝龙也嫉恨其能，觉得他在朝中于己不利。一忠一奸，竟在用人问题上统一起来，所以张肯堂很快就被调出朝中，率水师在外，未能尽展其才。相比之下，当大臣路振飞上赛说隆武帝“有爱民主心，未见爱民之政”时，隆武帝却能对这样敢于直言诤谏的大臣予以“优旨褒纳”。这件事引起朝野人士的议论，他们说隆武帝虽有英明识见的美名，可太过于溺爱曾氏，看来隆武帝是不能成就光复大业了。
这年冬天12月，隆武帝眼看二郑兄弟，尽收闽粤兵饷，操纵兵权，观望不前，根本无意抗清。自己虽颇思有所作为，又处处受制于郑芝龙，不得行光复大计。当时的明将何腾蛟正与李自成余部郝摇旗、高一功等领导的队伍联合，组成剂襄十三家军，带甲数十万，声振中南，抗清形势波澜壮阔。曾后暗中向隆武帝献计说：“咱们再不能依靠郑氏兄弟了，莫不如借机脱离郑氏兄弟，去依靠何腾姣，倒会有一番大的作为。”隆武帝本人思想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主观愿望未尝不想振作有为，光复故土，建立中兴伟业，但军政大权已为郑芝龙所把持，很难脱离羁绊，况且隆武帝究竟不能摆脱封建宗法的本质，他认为只有大军阀才能保障他的政权和生命，始终不能，也不敢大振“乾纲”。收回“太阿之柄”。对曾后提出的移驻江西，依靠声势浩大的何腾蛟的正确建议，更是顾忌多端，畏首畏尾，认为荆襄十三家军原是农民军，还不如朝廷命官郑芝龙可靠。隆武帝越想越矛盾，最后对这个建议还是不敢采纳和实行，就在这种反复犹豫中，他让郑芝龙留守福州，自行誓师亲征，出师北伐，恢复国土，曾后一起随军出征。郑芝龙当然不愿意隆武帝出征，这样会失去他对隆武帝的控制，就指使数万军民遮道呼号，把隆武帝的车驾拥住，不能前进一步。隆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停驻延平，以府署为行宫。又失去了一次光复故土的良机。
隆武二年（1646）六月，曾氏生下儿子。这时郑芝龙早已暗通清坐镇南京的洪承畴，准备投降，尽撤关隘水陆防线，仙霞岭二百里间空无一人。八月，清兵进犯仙霞关，当时郑鸿遣驻防仙霞关外，闻知清兵到来，立即弃关而逃。清兵长驱直人福建。隆武帝弃延平奔汀州，命曾氏先走，宫眷都骑马相从。到达汀州之后，福清伯周之藩朝见，听到了隆武帝与曾氏争吵的声音。周之藩长长叹了口气劝阻道：“唉，都到了什么时候还吵架，敌兵来了怎么办？”话音未落，十几骑清兵杀人行宫，隆武帝、曾后措手不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俘虏了。在押送经过九龙潭时，曾氏趁清兵看守不严，抢步跳入水中自杀身亡。永历帝即位后，遥尊曾后为恩文皇后，后又加谥“孝毅襄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