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客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整整照射了一天，人们现在闷热得叫人喘不上来，聂赫留道夫干脆就不到车厢里去坐，只是停留在车尾那小平台上。但是这里也吸吮不到多少的清新空气，只有当列车开动起来，车厢里能吹过一阵穿堂风时，聂赫留道夫才深深地吸上了一口凉气。
“不错，他们都是被害死的，”他自己把他告诉过姐姐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的头脑里，从今天所有的印象里，尤其是那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面孔，以及他那前额严峻的神态，剃光头发而有点儿发青的颅骨的下面那只不太大的、结实的耳朵，给他的印记太深了。
“最最可气的，就是他曾是被人害死的，然而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把他害死的。他们是按照麦斯连尼科夫的指示把每个犯人，都押解了出来。麦斯连尼科夫也许只不过是下了一道例行命令，用自己那难看的花体字在一份公文纸上签个名字，当然，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自己该负什么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罪犯身体的监狱医生，更加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他无非是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监狱长呢？……可是那狱长不过是发号施令，在一天把一些男女苦役犯和流刑犯押送上路罢了。甚至连押解官同样没有什么责任。他的职责只是按照名册来点收若干犯人，到一个地方再将这些犯人交付出去。什么人都没有责任，但是人却被活活给害死了，总而言之，这确实就是被那些对死者没有一点儿责任的人谋害而死的。”
“出现这样事情的关键，”聂赫留道夫心里想，“就是因为那些人——省长了、狱长了、警官了、警察了，他们都认为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大家不用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关系。说实在话，所有这些的人，麦斯连尼科夫也好，监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他们这些人，他们如果不是当了省长、监狱长、军官，那就会反反复复的认真思考：在这种炙热的天气里，能让人们排列成这么密不透风的队伍上远路吗？他们即使是上了路，中途一定会安排休息的，看到有人身体虚弱而且呼吸急促，就会将他带到有荫凉的地方，让他喝点儿凉水，歇息一下。即使碰到了不幸的事故，他们也会表示同情。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做人，他们根本没有他们对人所担负的职责，而是职务还有这种职务的规章制度，他们想这种要求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了。”
“这简直好极了，好极了！”他对自己反复地说道，感觉到双重的愉快：一是在这种难忍的酷热过后，一阵凉爽的风让他浑身倍感舒适；另外在自己心里埋藏已久的那个疑问，在此时已经完全清楚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