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五为“破五日”，人们多于这天送神撤供品，过年期间的种种禁忌至此可以破戒、解除。初五这天要吃“破五饺子”，俗称“捏小人嘴”，据说，这样可免除谗言之祸。陕西凤翔地区初五早晨吃饺子叫“填穷坑”，还要大扫除，放鞭炮，意在赶穷远离。甘肃地区把这一天叫“五穷日”，早晨不吃白面和肉，要吃荞麦或黑面馍，谓之“填穷坑”。也要大扫除、放鞭炮，把垃圾这“穷灰”送到僻静的山脚或沟畔等处。并忌讳在这一天串亲友，以免把“穷气”带给亲朋好友。过了初五再走动，出嫁的女儿也可以回娘家了，五行八作也要开张营业了。
初七为“人日”。南朝董勋《问礼俗》中言：“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是说人在正月初七被创造出来，获得生命，是日为人日。逢人日，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的人们，如今依旧沿袭古俗，剪纸人贴在屏风上或戴在头上。东北一些地区有在“人日”吃面条以求长寿的习俗，还将正月初七、十七和二十七都称为“人七日”，依次对应儿童、中年人和老年人。认为这三天天气好坏，将分别预示不同年龄段人当年生命质量的好坏。
初八为“谷子日”。忌在这一天用生米做饭，需在前一天准备好。贵州西北部很多地区如今还遵循这一古俗。
正月十五元宵节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
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又叫元月；正月十五夜是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夜，又叫元夕、元宵。元宵节也是年的结束语，有些地方也称之为“小年”。这个节日不像“大年”那样讲究多、禁忌多，而是重在热闹、红火，尽力张扬，首屈一指的可说是“闹花灯”。因为灯在元宵节中的被重用，元宵节通常又叫灯节。道教有上、中、下“三元”节，分别在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正月十五又叫“上元节”，是天官赐福日。
元宵节张灯习俗由来已久，最初大约起源于上古时期以火驱疫的巫术活动。如今民间依旧有于正月十五夜执灯笼火把在房里房外的墙角旮旯等处照一照以驱祟的习俗。有资料可查的历史，多追溯到汉代的“太一祭”。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进一步推动了元宵节俗的形成。汉明帝崇尚佛法，得知印度摩揭陀国有于正月十五夜僧众会聚“观佛舍利放光雨花”的仪式，他决定效法，下令在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并亲自到寺院中张灯。上行下效，正月十五夜燃灯祭祀习俗也很快在民间传布开来，并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习俗，不过，乡民仍以祈福为主。唐代段成式在《观山灯献徐尚书》中言：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禳祇也。唐宋时期，元宵灯火极为兴盛。唐代将京城的张灯时间延长为十四、十五、十六三夜，通宵不禁。至开元盛世时期，京城长安的灯市燃灯就有五万盏，皇帝还命工匠艺人制作巨型灯楼，灯楼高达150尺，景象极为壮观。到了宋代，元宵节张灯时间又增加两夜。从京城到地方，极尽华丽奇巧之能事，各式花灯争相亮相，打造出“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繁荣盛景，节日的狂欢性明显增强。宋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的进一步发展，猜灯谜活动成为人们在元宵节的新消遣，百戏歌舞表演等也纷纷登场。明清以来，节日形态持续发展，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小车会、什不闲等各种民间花会表演日渐增多，节日集会的娱乐内容更加丰富，众艺齐集，锣鼓喧天，将年的气氛推向高潮。
“正月十五闹花灯”的“闹”意在闹出红火和喜庆来。日子的红火不仅仅要五谷丰登，还要人丁兴旺。求子、求健康无疚等习俗一直是元宵节俗中的重要内容。“灯”与“丁”音近，人们借送灯、偷灯、摸钉等活动求子，即“丁”。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中对当时人们在元宵节偷灯习俗有过记述：“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西北、华北等地至今仍有元宵节转“黄河九曲灯”的习俗。一为求丰收，二为去疾。许多人也趁机偷灯碗，以给新婚家庭或婚后多年不育的夫妇添丁。除了约定俗成的“偷”之外，北方一些地区还流行光明正大地“送”：舅舅在元宵节前要给年幼的外甥送灯，祝愿外甥顺利成长，以求人丁兴旺。
求健康无灾的愿望是通过元宵夜的“走百病”活动来表达的，走百病又称“游百病”。参与者以妇女儿童为多，人们在元宵节结伴走出家门，或者走墙边，或者过桥，或者走郊外，只为驱病除灾。苏州妇女在元宵节里要相伴走过三座桥，俗称“走三桥”。甘肃中东部地区，人们在正月十六这天早饭后，要成群结队地去郊外转一转，认为这样的游走就能把百病留在外面，保持一年健康。与此相应，当地人还认为出门在外的人这天不能回家，否则会把疾病带进家门。东北地区的除病场所是在冰上。人们在元宵夜要相携着到冰上走走，还要让小孩子在冰面上滚几滚，嬉闹着“接种防百病的疫苗”。
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要在元宵夜举行“迎月”仪式，迎接新年后的第一轮满月。是时，用松枝在广场搭成一座圆屋，当月亮升起时，将松屋点燃，呈现出高大的圆形火炬状，叫火烧“月亮屋”。人们争相望月迎月，求吉保平安，饮宴歌舞到深夜。
依古俗，人们在元宵节还进行一些预卜丰收的活动。很多地方有拜紫姑神习俗，“紫姑”多为南方叫法，北方习惯称“厕姑”“坑三姑”。据传，紫姑出身低微，为人妾时，被大妇妒忌，正月十五日身死于厕。民间奉其为厕神，专由妇女在厕边、猪圈旁祭祀，问卜蚕桑及众事。
还有一些地方不求具体神灵，而是根据一些迹象占卜丰歉。江苏省武进有在元宵节“照田财”习俗，即将芦苇捆扎成火炬，插在田间，根据火的颜色来预卜雨水丰寡。如果颜色偏白，则当年降水较多；若为红色，则以旱为主。辽宁省大连地区元宵夜的问卜习俗也主要是问农事。人们根据油灯或蜡烛灯花的大小来预估当年将要收哪种农作物。如果灯花颗粒偏大，将收玉米、大豆等大粒作物；反之，则可能收获谷子、芝麻等。贵州西北部的苗族村寨于正月十五“小年”这天，不问神灵，不验征兆，而是主动出手求丰收：在果树树干上砍上几刀，砍得树皮有些开裂，他们相信果树将因此而增产。
元宵节的节令食品为元宵，又叫“汤圆”。我们今天所吃的元宵，大约出现于宋代，当时叫“浮圆子”。明清以后，元宵节吃元宵成为全国习俗。元宵是用糯米粉裹白糖、芝麻、豆沙、枣泥及各种果仁等团圆而成。
南北各地的饮食习惯和口味不同，元宵的做法和吃法也各有花样，但逢此节吃元宵的情感寄托是一样的，即取其“团圆”寓意，希望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
综观传统年俗活动的整体节奏，不妨视之为一支中国版的新年交响曲：先是从腊八节的“蜡鼓鸣”开始，鼓动出年的响亮序曲；随后进入一个“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相对舒缓阶段；到了小年，则出现了“大弦嘈嘈如急雨”的紧张气氛，一路紧锣密鼓，声声催人忙；至除夕，鞭炮助声威，众乐交响，“大珠小珠落玉盘”般齐奏高潮，迎来新年；转而低吟，持续到元宵月圆夜，高调收尾。这一轮“年”曲至此基本结束。若觉意犹未尽，还可以在二月二龙抬头日，体味一点余绪。如俗语所言：忙腊月，耍正月，沥沥拉拉到二月。此后，便年味散尽，正式进入新一年的日常生活与节俗流转。
2.端午节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端阳，处处吉祥！
端阳即端午的别称之一，另有端节、端五、重五、五月节、女儿节、浴兰节等多种称呼，节日在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多民族共度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这样一首流溢着“香”与“祥”的端午谣唱出了今日人们过端午节时的喜庆气氛。
但若究其源，这样的喜庆却更多基于对“毒五月”“恶五月”诸种邪祟的避讳与驱赶，要挂艾叶、插桃枝以防御，也基于对忠贤厄运者的追思与祭奠，比如祭屈原等。端午节在我国由来已久，也有多种起源说。流行较广的说法有“恶五月”驱毒祟，纪念伍子胥、屈原、孝女曹娥等。不同的说法成为流传至今的各种端午节俗的起源依据。
从自然时序来看，五月是阳气最盛之月，阴气亦即将回升。逢此时，阴阳气流交锋搅动，各种蛇虫活跃，暑毒盛行，极易给人体带来病患，民间因之有“毒五月”说法。南北各地驱毒避毒习俗花样繁多。汉代《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彩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以彩系臂”是今日仍旧盛行的避毒方法，主要用于儿童。“彩”多为五色彩线缠搓而成，系于儿童脖颈、手臂及脚腕处。人们还在五色线基础上增加佩饰以“加固”防线，比如做一些小布笤帚、布偶和香包等，甚至给儿童穿上“五毒衣”以毒攻毒。五毒即蛇、蝎子、蜈蚣、壁虎和蟾蜍五种动物，五毒衣即指绣有五毒纹样的肚兜和背心等衣服。贵州苗族地区在端午节时不用五色线，而是把一种叫“绷跌”的植物根切成薄片，穿连成索系在孩童颈腕，以避蛇防病。西北关中地区在端午节老幼都戴香包辟邪，节后扔掉，表示弃除瘟病。天津地区在五月初一给孩子戴上小布人、布狗等，到端午这天，主妇带孩子到河边“躲午”，并把佩戴的布人等物投到水中，意为扔掉灾祟。辽宁地区则是在端午节后第一场雨时，将五彩线等扔入河里或水洼中去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