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上海，天气很热，阳光很足，人们都想法子往荫凉的地方走，街上也显得安静多了。归国以后的朱德已经40岁了，但当他回到离开了4年的上海时，心中依然有几分激动。
4年了，朱德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迫切希望党组织尽快分配任务，尽快加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热潮中去。他来到上海闸北区的一所房子前，按照预先约定的联络办法，去寻找党组织。
4年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26年初，广东、广西统一以后，广州革命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革命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反动军阀，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有20万人，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陕西一带；孙传芳有20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南五省；张作霖有35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地区。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了扑灭南方的革命烈火，准备联合起来“南伐”。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确定了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将北洋军阀各个击破的战略，调集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先发制人，出兵北伐。
7月份，北伐军顺利打下了长沙。为了尽快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非常需要北洋军在上海的兵力部署情况。党组织考虑到朱德的特殊身份，决定要朱德在上海搜集北洋军的各种情报。
朱德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这一任务以后，决定先去找过去滇军中的同事和讲武堂的同学。朱德在云南提任过宪兵司令、警察厅长，在护国军中也颇有威望，旧时的许多同事都在上海，有的经商，有的在军界，这些人见了朱德，都分外热情。朱德在同他们叙旧和闲谈中，了解到了许多有关北洋军阀的情报，这些情报对在前线作战的北伐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一带，当时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1921年升北洋军第十八师师长。1923年率领北洋军进入福建，驱逐了在福建的皖系势力，自任福建督理。第二年又通过齐卢战争增强了实力，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1925年10月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只用5天时间就驱逐了驻守在沪宁的奉军，占领了福州，控制了东南五省，成为北洋后期的最大军阀之一。江、浙一带，也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迹的地方。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向湖南、湖北进军的同时，第一军也开始向福建、浙江进军，北伐军很需要了解孙传芳的有关情况。有一天，一位同事把朱德介绍给孙传芳的一名参谋时，朱德逢场作戏，同这位参谋一谈就是3个小时，富有军事经验的朱德在言谈之中，把孙传芳的实力和军事部署摸得清清楚楚。不久，当孙传芳指挥部队在南昌、九江与北伐军发生激战时，朱德作出的军事判断对北伐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8月上旬，北伐军李济深军长率领的第四军、李宗仁军长率领的第七军和唐生智军长率领的第八军沿汩罗江与吴佩孚的北洋军对峙，当时任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的态度如何，对北伐军继续北上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说服杨森不反对北伐军进军湖北，不支持盘踞在武汉三镇的吴佩孚的军队，党组织决定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做杨森的工作。
朱德同杨森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朱德出国前，杨森曾经希望朱德回国后再回四川，他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当时杨森带领10万军队驻守在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一度与长江中游的吴佩孚有默契。出于上述考虑，组织上决定让朱德去劝说杨森。
朱德乘轮船西进时，曾经在汉口上岸。武汉三镇已经戒严，北洋兵不分昼夜在街上巡逻，任意搜查行人，一旦发现有人拒绝搜查或逃跑，就开枪射击。见这情形，朱德干脆打扮成阔商模样，在武汉见了几名负责军事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朱德在街上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北洋兵去查问。
8月11日，朱德到达万县。
杨森得知朱德回国以后果然来找他，以为朱德有意和他合作，非常高兴，把朱德当作嘉宾接待。
当朱德把国民党代表的主件递给杨森时，杨森满脸堆笑，连声说：“好说！好说！我杨森也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嘛！”
朱德深知杨森是个善于投机取巧、朝秦暮楚的两面派，月前刚刚宣布就任吴佩孚委派的四川省省长一职，现在又说“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对于杨森的这一态度，朱德心里还打了一个问号。言谈之中，朱德不断地向杨森讲述北伐战争以来的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朱将军，国民党能给我多少钱？部队要有钱发饷呀！”果然，杨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钱的问题。杨森同其他军阀一样，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就同谁站在一起。他以为朱德一定给他送钱来了。为了钱，杨森几乎不择手段，在川东一带，他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所有的过境货物都收“过境税”。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过长江时了要收“过境税”，这在外国人享有特权时是一个大胆的行动。
我并没有带钱来。朱德说得很干脆：“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一定胜利。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
杨森听了，没有表态，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北伐军能不能像朱德所说的那样取得全胜，他还要骑墙观望。国民政府没有给他钱呀，一旦他宣布效忠武汉政府，吴佩孚就不再接济他，他杨森不干这种事。
出乎杨森意料之外的是，北伐军进展神速，朱德接连告诉他一个接一个惊人的消息。朱德还说：“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吴佩孚是爬上火车逃回武汉的。对此，杨森很惊讶。汀泗桥是鄂南的门户，粤汉铁路上的一道天险，易实难攻，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二万余人在汀泗桥固守待援，想不到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突破了吴佩孚部署的坚固阵地，顺利攻克了汀泗桥。”
但是，杨森还是踌躇不决。
朱德对杨森说：“北伐军很快就要打下了武汉了。”
杨森只是一声冷笑，似乎看不到吴佩孚的末日。
正在这时候，四川万县发生了“万流轮”事件。朱德因势利导，促使杨森的部队转向革命阵营。
“万流轮”是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商轮。1926年8月29日，“万流”号沿长江上驶至万县。杨森部官兵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搭乘“万流”号回万县。谁知当“万流”号接近木船时，突然加快航速，浪沉了杨森所属的两只木船。这两艘木船上装有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的盐款及粮税各款85000元，枪支56支，子弹5600发。船沉没后，不仅款银和枪支、子弹丢失，船上58名官兵全部溺水而死。杨森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询问朱德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朱德也义愤填膺，鼓励杨森坚决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正义的抗争。
当“万流”号驶抵万县时，杨森命令轮船检查长率领8名士兵前往检查，并询问在云阳肇祸的经过。谁知停泊在万县港口的“柯克捷夫”号军舰也派全副武装的海军官兵登上“万流”轮，强行解除了杨森所属官兵的武装，还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并让“万流”轮离开万县上驶。
杨森更加愤怒，命令部队立即扣留英商太古公司的“万县”、“万通”两艘轮船，当“万流”轮停泊在陈家坝码头时，杨森也派部队将其扣留，并向太古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
但是，谈判毫无结果。
针对这个事件，朱德对杨森和他的士兵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的宣传教育，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川军58名官兵惨死的第4天，朱德还同陈毅一起在万县图书馆阅览室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商人、士兵等各界代表五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陈毅那年曾在中共北平地委工作，后来受李大钊派遣，随他留法的同学、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从北京来到万县，在万县第一次见到朱德。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争取杨森。朱德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帝国主义列强派出军舰侵略中国，他们敌视中国人民，在我国内河肆意横行，草菅人命，撞沉我船只，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直接迫害。这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人民生存的大事。我们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独立，人民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朱德还号召，大家要坚决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杀人罪行。
朱德和陈毅还派人到重庆、成都等地呼吁声援，形成了一股震撼巴蜀大地的反帝惊雷。
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9月5日，英方将原来停泊在宜昌的“嘉禾”号军舰调到万县，在“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的掩护下，突然向被川军扣留的“万县”、“万全”两艘轮船冲击，抢走两艘轮船上的全部船员，毙伤了几十名川军士兵。当他们的暴行遭到川军抵抗时，英国军舰竟然对长江两岸的南津街、陈家惧、万县县城和杨森省长的公署用排炮轰击，炮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时间，万县城内一片火海，千余家民房被击毁、焚毁，人民死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十分惨重，制造了一起罕见的“万县惨案”。
那天下午，朱德正在寓所阅读一部《太平天国》，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即刻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杨森的指军部。朱德对杨森说：“英帝国主义竟敢如此狂妄地屠杀中国人民，你应该立即派兵封锁长江，截击英国军舰，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些杀人凶手。”
在朱德的敦促下，杨森命兵炮令部队和江岸部队互相配合，坚决还击，将一艘英国军舰击伤，杨森的宪兵司令于渊还率领手枪排同英军进行搏斗。
英国侵略者一手制造“万县惨案”的消息传开后，全中国人民无比愤慨，重庆、汉口、上海等地的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声明，抗议英军的暴行，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历数和抗议英国军队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一丢失武汉、逍到河南郑州的吴佩孚为了博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倒行逆施，责令杨森立即释放被扣的英国轮船。
朱德知道后，在杨森面前严厉遣责吴佩孚的倒行逆施，反复劝说杨森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向北伐军靠拢。
杨森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吴佩孚已经遭到惨败，就明确向朱德表示，愿意“效忠”广东国民政府，拥护北伐。
朱德见杨森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经做出抉择，就到武汉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报告杨森的意图。邓演达听后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朱德的工作成就。
由于杨森拥护北伐，使长江上游的形势趋于稳定，北伐军能够集中兵力歼灭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
杨森是个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人，当朱德再次返回万县时，险遭杀身之祸。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广东国民政府得知杨森愿意效忠国民革命、拥护北伐战争以后，即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委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代表兼该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朱德就可以用合法的身份在杨森的部队里开展政治工作了。朱德临走前，邓演达要他挑选了三四十名政工人员随行，以便在杨森的军队里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
杨森接到朱德带回来的委任状和关防时，还显得高兴，可是当他看到国民政府派出了几十名政工人员，又听说这些人要按照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就惶恐不安起来，竟然派出了暗探和特务去监视朱德和政工人员。
在国民革命军中设立政治部，这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孙中山的本意是防止军阀的兴起。孙中山在斗争实践中看到，以往有的将领把军队看作私人财产，从而演变为军阀，设立政治部是为此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孙中山还希望这些政工人员给广大官兵讲解革命的纲领、政策、目标，要求政工人员动员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战争。当时，许多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员。对此，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和杨森等人犹如芒刺在背，不择手段地阻挠政工人员开展工作。
朱德不顾杨森采取派人监视、暗探等种种法西斯手段，巧妙地利用合法身分，在川军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帮助官兵理解和掌握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军阀，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道理。杨森对此很反感，有一天，终于同朱德面对面地发生了争执。
“朱将军，国民政府让你带多少钱来改编我的部队？”杨森皮笑肉不笑地问。
朱德也淡然一笑，说：“没有钱呀！你也知道，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北伐战争，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
“可是，我的官兵总得发饷吧？”
这句话，杨森在朱德面前不止说一次了。今天，朱德直截了当地说：“对，官兵需要粮饷。可你在川东收的捐税和田赋，完全能够维持部队的粮饷。”
杨森又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和刁难朱德，明知国民政府没有给钱，却开口就向朱德要钱。他哪里知道，朱德当时拿的军饷，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当时，国民政府曾经命令杨森调部队去攻打吴佩孚的北洋军。当时，吴佩孚的主力已经被北伐军打垮了，川军出动，只是加速北洋军的崩溃，但杨森百般敷衍，勉强调一师兵力到宜昌附近，又按兵不动，却向朱德诉苦说：“吴佩孚是我的老朋友，他曾经帮助我在四川站稳了脚跟，谁也不忍心打老朋友呀！”
朱德深知杨森的行为反复无常，就抓紧时机在川军官兵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官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一位参谋还悄悄告诉朱德，在朱德回武汉时，杨森曾经同吴佩孚的代表秘密接触。这个情况引起了朱德的高度警惕。
一天夜里，朱德刚刚上床休息，忽然听到有人轻声敲门。
谁？朱德一骨碌坐起来。
“朱将军，是我呀！”
朱德一听，知道是杨森的参谋，正想点灯，却被来人制止了。
黑暗中，那人说：“朱将军，杨森又把赌注押到吴佩孚身上了，他将和吴佩孚一起率领部队向武汉反扑。为了表示他脱离国民政府的决心，他还要对你和全部政工人员下毒手呢！朱将军，你千万要小心呀！”说完，那人转身走了。
朱德回忆起杨森这些天的举动，认为来人通报的消息是确实的，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杨森的一些不正常举动，于是马上通知政工人员，连夜撤出第二十军，离开万县，翻山越岭，直奔武汉。
10天以后，朱德在武汉给杨森拍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只有17个字，却使杨森心惊肉跳：
“兹警告，如敢与我为敌，必将全部消灭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