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叛徒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来取。
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截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果真，过了半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从后面逃走。
向忠发立即转移了。
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亦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沪）。
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
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出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寺英商“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是个软骨头。被捕后，他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
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
向忠发带着特务们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
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
向忠发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6月24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送他归西。
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被徐恩曾留在中统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1931年6月10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在狱中坚不吐实，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招致顾顺章不满。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眼来眉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在1935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职”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
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耽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
那是接二连三的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
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1月17日及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24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
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
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
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可是，他向来谦逊，更何况早已觉察王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所以不愿当。
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明明白白表露出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
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愿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
卢福坦此人，实在知名度太差，人们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
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份强调工人成份，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
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博古在党内的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孚众望。
王明的最后决策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旦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他可以担任总书记。
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责。
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
王明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赶到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从此，他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
就在王明离沪后一个月，暮色笼罩着上海滩，华灯初上，从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岔口的三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两名男子，他们跳上两辆人力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其中一个男子，穿对襟哔叽中式短上衣、蓝色哔叽中式裤子，广东工人模样，车上放一只手提箱。另一个男子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轮。
那广东工人模样的男子，便是周恩来。他朝广东汕头进发，特意打扮成广东工人。临行时，邓颖超在那杂货铺楼上。只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没有下楼送行。
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
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总负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
后来，博古于1933年1月19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担任总负责。
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1931年4月（也有人说是二月，如中统特务庄祖方的回忆），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
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