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天蟾舞台，座落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是个热闹的所在。看戏的，演戏的，终日进进出出。
一位42岁的“老板”，住下了紧挨天蟾舞台的两间房。看来，这位“老板”手里有钱——他的“太太”是那样的年轻，只有20岁。那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钱的象征。“老板”做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挂起“福兴字庄”招牌。
然而，外人莫知，每当夜深人静，这对“夫妻”却分床而眠……
这位手头阔绰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中共地下党员。1918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共。他以“老板”身份，在这人头攒动的地方，为中共中央建立秘密机关。
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组织之命为他做掩护工作的，并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绶，也是长沙人。虽说她比“老板”小22岁，入党却比他早两年——1925年入党。
这对假夫妻（后来结成了真夫妇）主持的秘密机关，是当年中共最重要的机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这样忆及：
“开会的地方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两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间。”
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上海这个秘密机关。1928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以及邓中夏、项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后的小屋里。他们逐字逐句研读着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他们立即感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评了罗明纳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从现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1928年4月28日）上，可以见到这样的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11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
“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的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
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
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4月30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检讨。
就在发布《通知》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5月1日一起离沪去莫斯科。
此后，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个人临时主持留守工作——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会被一网打尽，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苏联。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慈维尼里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主义，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
大会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之外，还由于他率中国工农代表团以来，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
政治局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进入政治局，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
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香港工人大罢工。杨殷1922年加入中共，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1925年，他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36人，有21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未能入选！
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因为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
这样，共产国际作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经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
经过研究，把瞿秋白、张国焘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样，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脱离了国内的领导岗位，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张两人之外，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不久，陆定一又出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们在莫斯科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后来，共产国际还是派出代表前来中国。不过，共产国际声称，代表不再对中共起领导作用，而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