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
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
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
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
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何集》
《无何集》，清初熊伯龙著。《无何集》全书14卷，前12卷，选辑《论衡》的“神怪祸福之说”，兼录其他古书中的有关资料，并加以自己的评论。
原名《论衡精选》，又名《无何集》。第十三卷，题《委宛续貂集》，以选录诸家批佛之说为主，熊伯龙本人所辑。第十四卷，题《勿广余言集》，是无神论言论的拾遗，熊伯龙儿子熊正笏编。该书可称是自《论衡》后，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
《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在熊伯龙生前，这部书一直没有刊行。熊伯龙编著《无何集》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
他认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不能干预人事。人的富贵贫贱、寿夭祸福不过是“偶然之遭遇”。
他认为所称圣王受命于天，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他肯定精神依附于形体，说“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则“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
《无何集》还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说，认为佛教宣扬“来世”，“疏漏畔戾而无据”。所称“天堂地狱”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术，说“血肉之躯，安能长生不死？”
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指出鬼神观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
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说而诘之，其理必穷。”同时，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
从殷周至近代的统治者，无不宣扬天命论与君权神授，借神权来维护皇权，“假天以治人”。而熊伯龙的《无何集》明摆着就是在唱反调，从中可以看出熊伯龙的胆气。
《周易外传》
《周易外传》7卷。清初王夫之撰。由此可知此书始撰于顺治十二年，即从广西返归湖南之后，当时只有38岁。
该书为王夫之有关《周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发挥其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之一。
该书卷一至卷四，论六十四卦，卷五、卷六论《系辞传》，卷七论《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每卷又分若干论，145论。
借论述《周易》来抒发政始抱负，表述政治主张，研讨哲学理论，较系统地发挥了其哲学思想，提出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命题。
如在《系辞上传》中提出：“天下唯器而已矣”，在《大有》中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在《无妄》卦中提出：“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是研究王氏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是对易象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批判了道学太极说和道器说，把朴素辨证法推向一新高度。
《读四书大全说概述》
《读四书大全说概述》，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中年时期的重要哲学著作。47岁时完成，晚年或有订补，共10卷。
《四书大全》是明永乐间胡广等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广收宋元以来程朱派学者对《四书》的解释而汇编成的一部书。
王夫之通过评判此书，深入研究了宋明理学，考辨各家异同，围绕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心物关系、知行关系以及理欲关系、理势关系等宋明时期长期争论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关于理气关系，书中反对程朱将理气割裂为二，强调“理与气元不可分作两截”，“理即是气之理”，只能“于气上见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强调“天人之蕴，一气而已”，坚持了理依存于气的气本论。
关于知行关系，书中批评朱熹的“知先行后”之说是把知和行分为两节。指出在认识过程中知行终始不相离，总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并进而有功”；但二者又并非平列，行是基础，居于主导地位，“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
关于理欲关系，书中一反宋明道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明确提出天理寓于人欲的观点，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人们物质生活欲望各如其分地得到满足即是天理的实现，“终不离欲而别有理”。
力驳朱熹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学说，而赞同胡宏“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主张，启戴震“理者存乎欲”的先声。
此外，在历史观、人性论等方面，书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但同时，由于训解《四书》，崇信《集注》，在不少问题上仍未摆脱程朱理学的影响。
《张子正蒙注》
《张子正蒙注》是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正蒙》是张载最主要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的精粹，具体表现在这部著作里。
朱熹曾经给这书做过注解，名《正蒙解》，虽然也表示推崇，大部分却把他的理论歪曲了。后来做注的，明朝有高攀龙，清朝有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王植等，都不及王夫之所注的精确。
王夫之的这部《张子正蒙注》，不但充分阐明作者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了张载哲学，而且对于原著上有些观点表示不同的见解，对于字句的错误也作了不少的校正。
《尚书引义》
《尚书引义》，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重要哲学、政论著作，儒学作品。共6卷50篇，篇间不相连属，各有独立论题。引申《古文尚书》中某些观点，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
全书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着重对玄学、佛教和宋明道学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较集中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
书中通过研讨天与人、已与物、能与所、心与事、明与诚、格物与致知、知与行以及名实、文质等诸对范畴，试图说明认识运动中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等的矛盾关系，并提出“心有两端之用，而必合于一致”作为普遍的思维模式，蕴含着朴素的辩证逻辑思想。
本书阐明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等著名命题；既反对宿命论，又否定唯意志论，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此外，历史观上关于理、势相成、“即民以见天”的观点，人性论上关于“习与性成”、“已成可革”的观点，均属王夫之的哲学创见。
本书在总结明亡教训中，揭露了“迷以诬天、骄以玩人”的宗教神学与唯心主义的政治危害，并对明代弊政，诸如君主专制、刑罚苛酷等也进行了批判。本书某些观点未摆脱宋明道学的束缚，关于人心、道心的划分把封建道德意识先验化了，其知行观中所强调的“行”，仍局限于个人的道德践履。
《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儒家的“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这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
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就是说，所称“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60余万字，按朝代分为30卷，卷末又附有《叙论》。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憎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
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儒家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
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思问录》
《思问录》是王夫之的论著。分内外两篇。内篇以论述哲学问题为主，外篇涉及天文、历数、乐律、医学等各种自然科学问题。《思问录》中的许多卓越创见，反映了王夫之对宋明儒家道学的批判总结。
本书内容与《张子正蒙注》互相启发。论证了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实有，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等作了朴素唯物论的深刻阐述；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所称“无”不过是对“有”的否定说法，以“无”仅是相对于“有”而言的辩证理解，否定了唯心主义关于“以无为本”的本体虚构。强调认识必须从一般回到特殊，才能掌握具体真理。
书中驳斥邵雍的形而上学两分法，深化了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和发展观，从而表明任何对立统一，既不是“判然分而为二”，又不是“合两而以一为之纽”。
书中运用“天地之化日新”的观点肯定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是进化的，都是旧的消亡、新的诞生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有一个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过程，而这一进化过程中还会出现曲折和倒退。
《原诗》
《原诗》，我国文艺理论史上继《文心雕龙》后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作者为清初叶燮。在这部书中，叶燮将以往诗话单纯从“诗教”、“诗法”角度研究诗歌的模式提升到审美的层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诗学论著，又是一部美学论著。
论文的序论部分论述叶燮的家学渊源、生活经历对叶燮思想的影响，并通过对明末清初文坛现状的研究，考证叶燮写作《原诗》的缘起。
正文部分共分为4章，分别论述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诗歌创作客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以流变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论、《原诗》的历史贡献四个大问题。
后人认为，《原诗》具有清初儒家经学重物理的特征，且表现出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特征。
《二曲集》
《二曲集》，作者是清代李颙。李顒，陕西人，因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
李顒生平提倡讲学，为关中学者推崇，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同时也是明清之际很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之一。
在这部《二曲集》里，主要表现的思想有：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明体适用”之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计划。
总的来说，《二曲集》作为我国古代教育名著，应当说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的。在学术思想方面，它提倡明体适用、真体真用之学，提倡学以经世宰物，主张结会集社，提倡以经世致用为读书目的，批评当时学者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既有其理学家的保守性，又有其重实际的一面。
在价值取向上，《二曲集》倾向陆王心学，主张学术兼容并包，在“明体适用”的原则下改造教育内容。这些应当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