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700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
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
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
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受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儒学再次面临危机。
儒学发展第四阶段
我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随着戊戌变法的成功，康有为的很多著作被查封，其思想的传播也受到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
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
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
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经学流派
儒学经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多个流派。其中的有些派别具有明显的时间段，这里主要介绍一些具有时间跨度的经学流派。
经学
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我国汉代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
它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所称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也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
从此儒学独尊，由于乐已无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
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今文经学
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代起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
如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学。
训诂学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文学即旧称“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历代的训诂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训诂学知识是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献者所应具备的一项基本功。那么，究竟什么是训诂呢？这就有必要对“训诂”及其有关的问题作一些考察。
“训”字的产生年代较早，先秦时代就已经多见使用。训也可专指古书注解的一种，如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在篇名之后都加上训字，像《原道训》、《天文训》、《时则训》等。
“诂”字始用于汉代。可见训、诂两字都有训释字词、解释语言之义，动词。训和诂也可指字词的解释，《尔雅》的前三篇中，第一篇是《释诂》，第三篇是《释训》，这里的训、诂就都是名词，指词义的解释。
从汉代开始，出现了“训诂”一词，与“训故”、“诂训”意思相同，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作动词时，指解释字词；作名词时，指对字词所作的解释。
虽然最初的“训诂”、“诂训”是指对字词的解释，但后来随着古书注解的兴起，训诂范围的逐步扩大，训诂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广泛了，包括训释字词、串讲句意、分析篇章结构、说明语法修辞、考察典实制度等，也都属于训诂的范畴。
因为先秦以后的儒学，很多工作是对儒家经典进行注解，因此这种以解释、作注为主的工作，在古代非常普遍，并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训诂学。后来这种训诂学和考据学进了结合，训诂学带有了更多实证色彩。
义理学
义理学，指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宋朝后，称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为“义理之学”。
后人认为宋明儒学的思想几乎都是义理之学，并且由于个人的观点立场不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也不太，以至于当时形成了不同学派。
清代初期，训诂考据学兴起，乾隆、嘉庆年间开始大盛，此时的儒学学者开始崇考据而贬低义理。于是，义理学开始衰落。
考据学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也有“汉学”之目。
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而到了清代考据学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主要应该和文字狱有一定的关系。文字狱的实行，使很多读书人受到迫害，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他们纷纷选择躲入故纸堆中。
考据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
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
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故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但另一方面，考据学无疑也不利于学术创新和进步，这一点也让考据学为后人做诟病。
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之学，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我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理学最初由一些务实作风。
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
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派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派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派开始衰败。
在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
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
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
清朝后期，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
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
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我国近代社会。
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