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先做人，为官先修德。虽说好人未必能做得好官，但好官必须首先是个好人。做好人是做好官的基本前提和根本条件。一个官员，不但要琢磨做一个什么样的官的问题，更要琢磨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做官者如果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为人不坦诚，待人不真诚，工作不赤诚，亵渎职业道德，冒犯社会公德，轻慢家庭美德，又怎么能做到“廉政为公、勤政为民”呢？又怎么能期望他作风正派、襟怀坦白、光明正大、一身正气呢？做人要讲人格，做官要讲官格。官格就是官德，就是基于人格之上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操守。
1.做官要坚守底线，绝不闯红灯
为官做人的底线就是一条警戒线、一道分水岭，不能搞变通，不能“闯红灯”。突破了，就失去了为官做人的根本和资本，就会受到法纪的惩罚。
常听人们说阴间与阳间只一步之遥，你只要跨出不该跨的一步，就会从人间跨入地狱，这关键的一步常被人们称作“底线”。
事实证明，底线的突破是最致命的突破。很多官员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突破党性原则、道德规范、健康生活的底线开始的。可以说，为官做人的底线就是一条警戒线、一道分水岭，不能搞变通，不能“闯红灯”。突破了，就失去了为官做人的根本和资本，就会受到法纪的惩罚。做官者要有不做好人就不做官的气慨。
贪欲过多，是突破底线的根源，也是欲做坏人的开始。坚守底线，首先要戒贪。贪如水，不遏则滔天。很多党员干部滑向罪恶的深渊，无不是从“贪”字开始。“山树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贪心是无止境的。防止突破底线，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贪欲的问题。要明白“知足者富，知止者久”的道理，保持重事业、淡名利的健康心态，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美色所迷，不为享受所惑，自觉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以实绩求进步、以品行树威信、以作为得地位。
祸患常积于忽微。一个人失去底线让自己变得自私自利、卑鄙腐败往往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次宴请、一个红包开始，逐渐发展到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最后成为“阶下囚”。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党员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如果政治信仰不坚定、纪律约束不严格、生活作风不检点，就很难把握住自己。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细节虽小见风骨。小事、小节中有政治、有方向、有形象、有人格。因此，坚守底线，要慎微。
一般来说，翻船大都在“平流无石处”。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逆境时，往往比较谨慎小心，因而也会平安无恙；而在顺境中，则容易麻痹、骄傲，也就容易出问题。愈是身居高位、成长进步顺利之时，愈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允中守直、激浊扬清、谨慎从事，常以“蝼蚁之穴、溃堤千里”的忧患之心对待自己的一思一念，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之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夙夜在公、寝食不安”的公仆之心对待自己的一职一责，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良好的品行、先进的表率。
政治底线，用忠诚守卫；思想底线，用信念守卫；道德底线，用良心守卫；生活底线，用健康守卫；法纪底线，用荣誉守卫。当然，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坚守底线仅是一个基本要求，还应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廉洁执政，勤俭为民，在做人和道德建设方面成为楷模、成为导向、成为旗帜，真正体现先进性的本质要求。
2.正官品先正人品
心志端正的为官者，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宁可不做官，也不可使自己的人品受到怀疑，而这样的人也终究会固其品行得到上司的认可的。
所谓的心志也可解释为做人的志向和品性，之所以要求做官心志要正，是因为一个人的心志正与不正影响他的人品，同时也影响他的官品。
富于权谋的人会损害忠诚，热衷功利的人会损害正道，追求虚名的人会败坏心术。如果一个人心地正派，那么他对权职也会看得很轻，这样的人工作起来是为尽职、尽本分，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所以这样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敬重而被重用。元世祖至元年间，李仲谦自嘉兴路的一个小官，调往浙西按察司主管文书。
李仲谦为人廉洁耿直，精明能干，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因对拉关系走门路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他从不去上司那里套近乎，每天从官府办完事回到家里，把门一关就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由于他只是一个小官，所以俸禄非常微薄，这微薄的收入，要来养活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经济非常紧张。为了缓解生活压力，他就让他的妻子日夜不停地纺织布匹，拿到市面上卖了，来贴补家用。
李仲谦只有一件布衫，因为平时要穿着去官府办公，需要洗涤或是缝补，就得等到官府放假休息的时候。若这时候有客人来拜访，他就不得不让他儿子出来向人家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呀，我父亲正在家收拾衣服，不能出来见您，请您多多包涵。”
按察使雷彦正有一次和他开玩笑说：“你外边穿个布衫，是不是在里面藏着珍珠？”李仲谦听了也不答话，慢慢地走到自己的书案边，写个辞呈朝几案上一放，转身走了。雷彦正非常后悔自己胡乱说话，忙亲自到李仲谦家中向他赔礼道歉，请他重新出来办事，但李仲谦始终没有答应。
雷彦正调走后，又来了一个按察使，这个按察使得知原委后，亲自去请李仲谦，李仲谦这才又出来办事，后来他官至行台御史。
像李仲谦这样，心志端正的为官者，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宁可不做官，也不可使自己的人品受到怀疑，而这样的人也终究会固其品行得到上司的认可的。
在清代也有一位类似于李仲谦的一样的好官，叫孙嘉淦。
孙嘉淦，字锡公，清山西兴县人。他自幼家贫，但好学不倦，白天到田间务农，晚上刻苦读书。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3年，他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位，从此走上仕途。孙嘉淦走上仕途后，以居官清廉，克己修身，直言敢谏而闻名。
公元1722年，雍亲王即帝位后下令让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孙嘉淦在上书中，针对雍正残酷杀害亲兄弟，对西北连年用兵、加重百姓赋税等事情，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见了孙嘉淦的上书大怒，说：“翰林院之中竟有这样的狂徒”。大学士朱钱在一旁劝道：“孙嘉淦虽然狂妄无知，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这种胆识，我也很佩服。”于是雍正下令，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连续升迁，官至刑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就在他官运亨通之时，有一次因为得罪雍正皇帝，被治罪关到狱中，后又贬官到户部银库当一名小会计。孙嘉淦被贬为会计后，毫不屈节丧志，而是兢兢业业，勤于职守，公正持重，与手下库卒甘苦与共。户部尚书果亲王允礼，听别人中伤孙嘉淦，说他被贬到银库后，仍然大摆大臣的架子，盛气凌人而且还接受别人的贿赂。允礼于是亲自带人到银库去检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孙嘉淦正与银库的吏卒们一起干活。允礼问孙嘉淦有没有接受别人的混路，孙嘉淦把允礼带到一间房里，别人送的贿赂都在这里，孙嘉淦丝毫未动。允礼很受感动，就如实报告给雍正皇帝，雍正下令恢复孙嘉淦的官职，任命他为河东盐政。
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孙嘉淦见乾隆年轻，只有25岁，恐怕他不能治理好国家，便上著名的《三习一弊疏》。
《三习一弊疏》的中心思想，是要求皇帝修身治人治国之时首先就要注意治己，克服在用人、办事等方面偏执顽固，以自己的喜好决定事情的毛病。在奏章中，孙嘉淦总结历史经验，把皇帝常犯的毛病概括为“三习”，即：耳习、目习、心习。所谓耳习，是指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发一令，听到的称颂之声远多于针砭之词，如果做皇上的过于习惯臣民的颂扬之词，就会听不进忠贞正直之言。
所谓目习，是指皇帝所看到的，都是对自己的顺从和千依百顺的臣子，长此下去皇帝就会习惯于大臣们的恭顺，而容不得任何不顺从。所谓心习，是指皇帝由于自己的一切要求都能照办，久而久之使得皇帝骄慢之心渐起，只喜欢阿谀奉承，绝对顺从，而不喜欢哪怕稍微的违逆。这三习既成，就生一弊，这一弊就是宠爱任用谄媚奉承的小人，而疏远耿直中正的忠臣，即“喜小人而厌君子”。皇帝为小人所包围，国事难免混乱，势必危及国家。孙嘉淦在奏疏中还分析了造成“三习”的原因，是皇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因此皇帝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善于明辨忠奸，采纳正确意见，从而治理好国家。孙嘉淦的这份奏疏，深受乾隆和朝中大臣的称赞，深受后人的褒扬。
孙嘉淦以后曾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在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以“居官八约”为戒，奉公守法，廉洁自守。孙嘉淦的“居官八约”是：“事君驾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础其无用，自守独避人，以清爽摄取。”意思是：对君主忠诚而不自我炫耀；与同僚共处谦恭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求功名；办事只限于除去弊端，说话删去无用的词句，不结交权贵和结党营私，生活力求简朴以保持廉洁。
孙嘉淦在历任各种重要官职的时候，都以这八约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力除弊政，为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他处处为民着想，对收受贿赂的行为深恶痛绝，不但自己完全杜绝，对自己的下属也严格要求。因而，孙嘉淦的官威声望都十分好，直至去世，除了恶言中伤的，孙嘉淦在自守自制上，从没落人口实。
直言敢谏，在齐口众声的颂扬中，甘愿冒丢掉性命的危险，说出自己为坚持儒者应有的道德操行而言的意见，这是为人臣者最难得的品性，也是为人修德中最难逾越的关槛。毕竟无论是身在上位者，还是普通人，忠言逆耳是必然的事实。在众人为趋利避害而一致大谈违心之言时，能不为这样的趋势所动，坚持自己的操守，这也应是今天为官者必备的人品。
3.公平正义是为官者的良心
只有领导干部首先树立了正义感，才能引导整个社会树立起公平正义的良好风气。
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解决处理群众反映上来的各种问题，能否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让群众满意，取决于领导干部有没有公心，取决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一个主持正义的人。
作为领导干部，首先心中要存正义感，要公平公正，正直无私，要认同正义并主持正义。只有领导干部首先树立了正义感，才能引导整个社会树立起公平正义的良好风气。只有整个社会充满强大的正义感，我们才能克服正义局面的脆弱性，进一步解决社会道德生活领域中的无序、失范、冷漠等问题，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
公正是一个人应持有的做人、做事的理念，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是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准则，是实现社会有效整合和有机团结的基础。公正，就是按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事物，实事求是地判断是非，公正合理地处理问题。
公正，表达的是一种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说：“正即顺其天命。”韩非子认为：
“公就是背私为公。”荀子说：“公正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西汉太傅萧望之说：“公正立，奸邪塞，私权废。”显然，他们都把无私公正作为为人做事之本、从政之基。在今天，公正是指为人处世的态度和精神、准则与规范。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奸邪兴、私权盛，公正必然废，事业必受损。领导干部能否做到公正，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党的团结，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不能正直为人和公正地处事，必然要脱离群众，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不仅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甚至有失信于民的危险。如果领导干部是公正的，能够做到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不因喜以谬赏，不因怒而滥刑；不因爱而溢其美、饰其非，不因憎而增其恶、没其是，那么，党的原则就能得到维护，人们的心情就会舒畅，就有利于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
做到和坚持公正，就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定的信念。有了远大抱负和理想，才能做到“矜持不苟，舍己为公”，为国家和百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自觉地把个人的利益同党的事业需要统一起来，始终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做到和坚持公正，就要加强思想修养，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公正是对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权力的行使是否公正、公平，是否指向公众利益，与领导干部的学识、能力、道德密切相关。而在这几个因素中，道德往往是第一位的和最关键的。人的德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权力运作的效果和结果。领导干部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权力，必须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坚持从严治政、依法办事，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行使权力，反之就会违背权力道德，丧失公正原则，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力和道德水平是保证权力运行公正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