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美国的官员是可以接受礼品的，美国的公务员人员接受礼品，哪怕每年接受一百次也好，一次也好，不能超过一千美元，超过这个数额，就算犯罪，不超过，就是合理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能接受任何礼品，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更符合实际一点。当然了，其他机制也要跟上，比如官员财产申报。
有人说，如果能做到廉洁奉公，这些岗位就不存在风险。这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素质极高、非常自律的，那么这些岗位肯定不会是高风险岗位。如果官员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背离了党纪政纪的要求，那么这个岗位就变成了高风险岗位。所以说，这种风险还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2）官场“高危”生态之文化探源
官场高危岗位，在古代官场用语中可以叫做“肥缺”，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是专指旧时收入（主要是非法收入）多的空额官职。我们今天说的官场高危岗位，当然是指占据了空额肥缺并且依据手中的权力可以继续出卖肥缺的职位。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核心理念就是“升官发财”。升官为的是发财，升官可以发财。
“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无不诠释了这一理念；而且早在为当官做准备的读书阶段，就向学子们描画了这一诱人美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这就像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追逐资本以获取财富一样，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官吏以追逐升官而赚得金钱，以权力换取各种好处。
难怪林语堂当年痛骂：“中国的官，就是读书的土匪。”会当官，会捞钱，会读《论语》，成为为官者的基本功。正因为当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因此穷官就成为清廉、有操守的象征。今天的官场作为一种特殊的“高危岗位”毕竟不同于古代了，但封建官场文化的胎毒和烙印，在短时间内还挥之不去，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较量，官员们也必须经受一场洗礼。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岗位并无危险可言，为官者也切莫受到误导，认为自己做官很辛苦，危险是政府加予的，来个得便宜还要卖乖，这是不明智的。
11.职高保不了德劭，薪高保不了廉洁
在我国，曾有人提出高薪养廉。高薪养廉有何理论依据？似乎没有人论证。官德和官俸绝非正比例关系，缺德的官员给他再高的俸禄也改变不了缺德的本性。
说到弗兰西斯·培根的一生充满智慧可能没有人不相信。做学问应该学培根，但做官可千万别跟培根学。
蒙田说道：“这世界无非是一所探究真理的学校。问题不在于谁将最终抵达目标，而在于在奔向这一目标中谁最出色。”无疑，培根算得上最出色的寥寥无几者。培根的散文堪与莎士比亚的诗歌并负盛名，哲学堪称新时代哲学的开拓者。培根自己在遗嘱中说：“我把灵魂遗赠给上帝；把躯体留给泥土；把名字留给后代和异国他乡的人们。”无论散文还是哲学，都会使他万古留名，何况是头戴散文巨匠和哲学大师两顶桂冠者。
培根在政坛上长袖善舞，官至掌玺大臣、总检察长、大法官。
然而，这个充满智慧的天才，却道德沦落，在宦海沉没。培根在大法官高位上遭受弹劾，要不是国王的开恩，他这个曾经的特权人物就将享有从狱内来窥探世界的特权了。
说起来，充满智慧的人物犯的竟是低级错误——收人钱财，没替人消灾。
那时代，法官的美德往往靠当事人赐予。英国是一个善于创造惯例的国家。最不可思议的事，行贿也构成当时的惯例，做法官的凭不受行贿影响而表现美德。但是，这份美德的获得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可惜我们的哲学家培根把持不住，一生英明，竟毁在几个无名鼠辈之手。
是哪几个无名鼠辈呢？
首先是奥贝里。奥贝里控告威廉·布鲁克爵士，案子迟迟未予审理。经接近大法官培根的人点化，奥贝里携带100英镑，叫上两个朋友（包括乔治·黑斯廷斯爵士）去了培根的官邸。要说三百年前的英国，受贿技术太落后了，当着奥贝里两个朋友的面，培根竟然把100英镑“笑纳”了，放在现今，中国的众位贪官，打死也不会干这等蠢事。
身居大法官高位的培根又娶得富婆，按说不差钱。1608年，培根的年收入是5000英镑，十年后，在大法官任上，收入是16000英镑。要知道，女王伊丽莎白青年时代的英国岁入仅50万英镑。
但挥霍无度的培根，筑的最高的是债台。他雇佣了40名男仆和成比例的其他仆人。他非常讲究感官上的舒适，不但自己穿华丽的服装，而且仆人穿一律的用西班牙皮革制成的靴子。他需要不断地用美丽的物品恢复精神。正因为如此，区区的100英镑，培根为了过“美好生活”，就用友好的态度把它揣到怀里了。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善于创作格言警句的培根，却把这句俗语忘记了（不知英国有无此类俗语）。钱送出去了，奥贝里先生满怀希望地等待有利于己的判决出现，然而，他盼到的是晴天霹雳：
一个对己非常不利、非常苛刻的判决。此刻的奥贝里懵了，他眼中的培根肯定是疯了。
爱德华·埃格顿是培根遇到的另一当事人。假若是同时代的中国法官审理爱德华·埃格顿当原告的案子，免不了挥动板子，在原告的屁股上狠揍几十下，揍完赶出衙门。但在英国的培根，却不得造次。爱德华·埃格顿虽告了哥哥，但在没受孔圣人思想洗礼的英国，法官是奈何不了他的。好在爱德华·埃格顿实在懂事，案子一到培根的案头，爱德华·埃格顿就把一个手提包放在了培根的桌上，里面放着沉甸甸的400英镑。培根的第一反应是：这太多了，我不能接受。在那个时代，400英镑确实有点多。培根1603年受封为男爵时，得到的赏赐是年金60英镑；被委为皇家法律顾问时，赏赐是年金40英镑。面对着如此多的钱，培根嘴在拒绝，手却在伸长。爱德华·埃格顿好不高兴。然而，才高兴了没几日，就接到了败诉的判决。爱德华·埃格顿免不了在沙发上蹦几下，高度自然比不上现代那些蹦床运动员。但老实说，爱德华·埃格顿家的沙发质量不赖，弹了几下，就把他弹到了下议院。下议院听了他的一番话，成立了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培根受贿问题。
调查委员会人员当然不是酒囊饭袋，皆是慧眼识才者，还没调查，就把培根赞扬了一番，认为培根才华横溢、品行无双。尽管没有赞扬够，但只好加以节制，他们还得干事，解剖天才所判决的案件。
当初奥贝里的朋友乔治·黑斯廷斯爵士在面对培根所下的判决时，警告培根，将把受贿之事公之于众。培根鄙夷地说：如果要告，我将用我的名誉否认此事。然而，当许多案件的当事人都到下议院控告培根受贿时，大法官傻眼了。整整28件物证摆在那里，培根不敢对质。这些物证有价值800英镑的饰盒，价值500英镑的钻石耳环，价值50英镑的金扣子……
培根认罪了，被关进了伦敦塔，并处罚金4万英镑。尽管由于国王的关照，培根不几日就被释放，4万英镑的罚金也被免掉，但培根的政治生涯完结了。
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说：“最要者节操乃是他们（法官们）的本分和应有的美德……一次的冤判比多次的罪行其害尤大，因为罪行不过搅污了水流，而冤判则搅污了水源。”培根的这段话已成名言，在许多揭露法官贿赂的案件报道中常引用。不光彩的培根也成了搅污水源者。
但是，培根承认受贿却不承认枉法。有人怀疑培根可能吃了原告吃被告，一方之所以败诉，是因为另一方行贿数额更大。罗素就说过：“在那个年代，法律界的道德有些废弛堕落。几乎每一个法官都接受馈赠，而且通常双方的都收。”不过这方面的证据不足，尚难认定。然而，培根所谓“不枉法”的辩解却难以成立。曾有一漂亮的贵妇人带了100英镑去培根府邸，培根接过贵妇人的钱包，激动地说：“一个法官怎么能拒绝一个如此漂亮的夫人亲手做的钱包呢？”不久，贵妇人又给培根送了200英镑，有利于贵妇人的判决就做出了。无疑，培根在道德上存在严重的瑕疵。诚然，此责不能全由培根来负，因为那个年代，正如一首打油诗所说：
“欺骗，吹牛，拍马，再加厚脸皮，这是宫廷邀宠四妙计；你若有一条用得不仔细，去吧，比尔！回家吧，约翰·切斯。”培根生活的年代，胜利者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奉者。培根从案件当事人手中收钱，别人也会从培根手中收钱。培根为了谋官，就曾送给伊丽莎白女王一颗珍贵的钻石。女王不想把高官厚禄赏赐给培根，就拒不收受。但这足以说明，下至芝麻官，上至女王，都有收受贿赂的嗜好。
国王伊丽莎白的继位者詹姆士曾对西班牙大使说过，如果他对在他那里服务的所有受贿者都解职，那就无人能留下来为他的王国工作了。看来，洪洞县里确实没好人。但是，且慢，英国历史上伟大的法官爱德华·科克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既是前任大法官，也是扳倒培根的功臣。培根是国王的宠臣，若科克是贪官，培根联合国王，收拾科克易如反掌。但科克却没遭到任何指控，说明科克的廉洁。培根的《新工具》一书出版后，曾赠送科克一本，科克在书上写道：“奉告作者，你想依赖智慧老人的学识，但你应该首先确立法律和公正。”事实上，大法官的薪俸如此的高，只要不是培根那样的无度挥霍，完全不用靠受贿贴补生活费用。歌德曾说：“一个人的缺陷来自他的时代；而他的美德和伟大则属于他自己。”培根的伟大属于他自己，而缺陷既属于时代，也属于自己。培根是伟大的智者，也是著名的贪官，他以智者和贪官的名气蜚声后世思想界。
在我国，曾有人提出高薪养廉，高薪养廉有何理论根据？官德和官俸绝非正比例关系，缺德的官员给他再高的俸禄也改变不了缺德的本性。培根的薪俸不可谓不高，但他的奢侈作风不可谓不严重。如果官员像培根那样海吃海喝，大摆排场，再高的薪俸也养不了廉。培根每升一次官，薪俸都升高许多，但高薪不是用来养廉，而是方便借贷。培根死时尚欠债两万英镑，令人可笑的是，欠了巨笔债务的培根，逝世前竟然在遗嘱中指明把他遗产作为大学设置科学讲座的基金，以及学生的奖学金。真是做大事不拘小节。
由于培根是伟大的哲学家、杰出的文学家，所以，后世替他辩解的人很多。但是，培根的所作所为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任何人对他的辩解都是徒劳的。还是培根自己说得好：“司法之处所是一种神圣的地方，所以不仅裁判所，就是坛阶庭院都应当保持圣洁，不受秽闻贪污之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