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本堂赶在1801年完工，正是在这一年，鲍志道去世，他是新祠堂迎入的第一块新牌位。在鲍漱芳和鲍勋茂的恳请下，当时名气最大的文豪、礼部尚书纪晓岚亲笔为他作传并撰写墓表。纪大才子所写的题目为《中宪大夫鲍公肯园暨配汪恭人墓表》，肯园是鲍志道的号，从标题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商人的墓表，而这正是鲍志道所渴望的。
这是一个中国商人“完美”的一生。他少贫而有志，壮富而好善，家足而子贵，在官府和同道中均受尊重，而最后的名声则留在了生兹葬兹的家乡。他的一生，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
与“超稳定”的鲍志道相比，同时代的西方人却似乎要不安分得多，英国人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19世纪的社会共识，贯穿那100年的是对科技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事实上，正是在鲍志道生活的那些年里，世界开始摆脱沉闷的惯性，焕然一新。
在1776年，比鲍志道年长7岁的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公元1736~1819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这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在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元1706~1790年）则发明了避雷针，提出了电流理论，创立了邮信制度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跟鲍志道一样，富兰克林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墓表”，不过他拟定的墓碑文字更为简捷——“印刷工富兰克林”。
19世纪初期，蜷聚在扬州的两淮盐商，如江春、鲍志道辈，尽管富可敌国，可是已完全丧失了进取的能力。当其时，帝国最著名、最有创新精神的两大商人分别出自北方的山西和南方的广东，他们的年纪相差一岁，各自从事的是金融和对外贸易。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公元1770~1849年）向东家李大成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把颜料庄关掉，转而从事一项名为票号的生意？
天才横溢的雷履泰是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的重大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很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他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让晋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
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
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作为全球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银本位制国家，自古以来，银两的长途搬运从来是一个难题，唐代和宋代虽曾有过“飞钱”、“飞票”，但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与之相关，武装护送银两的镖局成为一大产业，中国民间武林风俗即因于此。票号的出现，让货币流通现状为之一改。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在同一条街上，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为了与日升昌竞争，他把侯家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和蔚丰厚绸缎庄一口气都改为票号，组成“蔚字五联号”，马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雷、毛两人一生交恶，雷把自己的孙子改名为雷鸿翙，而毛则把一个新生孙子起名为毛履泰，意思无非都是把对方看成是“孙子”，斗气之际，就各自抱了小孩，当街遥骂，对打屁股。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凉州（今甘肃武威），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5家，“蔚字五联号”的分号更多，其中蔚泰厚33家、蔚盛长22家、蔚丰厚26家、新泰厚和天成亨分别为26家和23家，合计130家，为各家之最。
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其中最出名的是太谷曹家，他的创始人叫曹三喜，早年闯关东，在辽宁朝阳县种菜、养猪和磨豆腐，当地人称“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后经营绸缎铺和茶庄，业务遍及北方各地，最远在莫斯科都开了商号。票号兴起后，曹家及时转型，迅速做大。当时的票号界有所谓的“标期之约”，也就是票号与商人彼此之间结算清账的日期，因曹家票号的资金流实在过于庞大，所以他家约定的标期就成了太谷商界的共同标期，时称“太谷标”，其影响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在祁县，最大的票号集团是靠“买树梢”起家的乔家，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合计共45家。
经营票号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而且分号遍及各地，管理难度极大，一家票号之盛衰，完全取决于经理层的忠诚与才干，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作为投资者的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以平遥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为例，初始资本为16万两，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为1.6万两。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唯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仍会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一般而言，掌柜故后享受8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7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2~6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100年中，山西商人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诚信精神，这显然与“以义制利”的商帮传统有关。在数以百万计的汇票交易中，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及信誉的可靠。根据票号规则，所有的汇票必须在兑付后当即焚毁，这一规则从来没有被违背过，以至于到今天，学者们找不到一张使用过的汇票。19世纪40年代，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回忆说，“25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