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争角度看成本
凡事都有代价，这就说明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成本。因此，成本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所谓的代价，就是指放弃了些什么。很多时候，人生需要作出选择，舍乙而取甲，乙就是甲的代价。事实上，任何成本都包含着机会，都是机会成本，所以机会说出来是多余的。
“成本”是一个熟悉的词，但是要正确理解经济学上的成本，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成本。成本因选择而引起，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因此，成本就必须面对未来，成本就是一个将来时态。也就说，人们不能回头到昨天补作决策。昨天的决策今天看，不管是错对，都是覆水难收。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因为无法作出选择了。就拿一件很简单事情来说，到饭店里点几份菜而花去了100元，但是这菜是否吃，这100元都不可能再要回来了。因为这是无法选择了，所以就没有存在所谓的成本。
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做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说放弃的是最有价值的机会。如果今晚要和女朋友约会，就没有时间学习经济学，就没有时间去喝酒，等等。这么多项之中，哪一个要放弃的有最高的价值，就是你约会的成本。因此，能否去约会女朋友，就要看各项选择的价值。没有了选择，空谈成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虽然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终决定人的行为，还是成本。成本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也就会发生了变化。就拿约会的事情来说，每个人成本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很悠闲，约会要放弃的最高代价不高，但是有的人很忙碌，约会要放弃的最高代价很高。因此，前者在约会方面的成本比后者具备了优势。如果那个女孩从他们两个人约会之中得到收益是一样的，那么前者就在爱情竞争之中具备了优势。
成本不是专家计算出来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没有了竞争，就永远不知道真实成本。价格管制的原则往往都是采取按照成本进行定价，也就说通过成本进行核算，再加上合理利润，从而得出一个价格。价格管制可以控制所谓的合理利润，但是却无法控制成本。这种定价原则，给企业的信号就是，积极降低成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既然限制利润了，那么企业就可能拿成本出来做文章。很简单事情就是，把办公室装修得豪华，出现各种铺张浪费，毕竟这些都是可以算进成本里。成本提高了，价格就可以提高了。因此，各种生产成本就高得惊人。一些行政垄断企业，正因为政府对他们采取了成本定价原则，所以成本就一直都没有降下来。没有竞争，就没有所谓的成本。就拿写文章来说，写一篇文章的成本是多少？这个成本可以很低，也可以高得惊人。我可以在家里写，也可以搬到宾馆总统的套房里写。要是写作的报酬是按照成本定价原则，那么我就搬到总统的套房里写。如果这个价格是定下来了，那么我就考虑自己的成本是多少，是否值得做。要是觉得合算的话，我就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就拿选择电脑配置来说，我考虑就是的功能能否满足写作，上网查找资源就可以，而不是考虑配置非常高的电脑。如果电脑配置过高，对于我一个不玩游戏的人来说，往往是多余的，也是没有必要付出的成本。
没有从竞争角度看成本，就永远无法看到真实成本。就拿生产一件衣服来说，甲的成本是11元，乙是15元，丙是8元，那么通过竞争而形成的成本就是8元。如果对方出价10元买这一件衣服，那么要让自己有钱可以赚钱，就必须把成本降低到10元以下。现在，甲乙的生产成本都高于10元，因此必须想尽一切方法把成本降低到10元以下，否则只能放弃生产衣服。真实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成本决定价格的，而是价格决定成本。也就说，先有了一个价格，然后再对自己的成本作出估算，从而判断做不做。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否值得去做。讨论爱情时，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他（她）不值得你这样做。这句话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就是，你为对方付出的成本高于你的收益，是不值得去投资的。成本这个东西，要从将来收益角度来看。
市场之所以存在交换，这就是因为存在比较成本，同时又称为比较优势定律。对于这个问题，张五常说道：“生产同样的物品，只要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各自选择成本较低的来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可以互相得益。”如果没有竞争，比较成本就没有任何意义。30多年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仅是发达国家的1％，但是这个成本优势并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些产品不能放到同一个市场上竞争，成本再低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相同一件产品，人家卖100元，你卖10元，但是你的产品并不能拿出去卖，再便宜也是没有意义的。
30多年前，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但是制度成本却是非常昂贵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80年代时上升了很多，但是产品却更有竞争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答案就是，制度成本降低速度比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快，再加产品质量提升。为何制度成本能够下降得如此快？这就是竞争的结果。因此，并不是制度成本本身就是这么高，而是缺少竞争导致的。竞争的引进，从而鼓励人们积极降低制度成本，实现产品能够取胜。
没有外在竞争的压力，一个人很难做到积极降低成本。从这点就可以明白，为何那些行政垄断企业的成本是那么高的。面临各种竞争压力，成本高低就决定了生死，企业就会积极降低成本，从而获得生存。没有放到市场竞争，通过专家进行核算出来的成本，都不是真实成本。只有参与市场竞争，人们才可能意识到要砍掉一些多余的成本。没有那种压力，就不可能有节约成本的概念。
竞争是进步的因素，同时也促进成本的降低。每个人都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那么就必须不断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在各个环节下功夫，做到压缩成本，并且再压缩。生产企业就积极采取技术改进，提高管理效率，从而达到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作为经销商，就会捕捉各种信息，获取更低的进货价，获取更低的物流成本，同时也在销售方面，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以及在降低资本成本上都苦下功夫。就这样，从而形成一种追赶，进行成本的比赛。每个人都在想尽方法以最低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从而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一些企业追求产品创新，生产出所谓的特色产品，本质就是追求自己的产品成本优势。要生产别人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就等于说要生产出别人需要很高成本的才能生产的产品。
很多时候，人们对资产的评价，往往是根据过去投入，折旧因素，从而得出价格。要知道，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过去投入多少，与现在无关。真正的成本是要面向未来的，没有未来，就没有选择，更加不可能有什么成本。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竞争，这个最高的代价就不可能降低。比如，做一件事情，漫不经心去做需要三四个小时，但是认真去做，可能一两个小时。有了竞争，这个最高的代价就可能降低。因此，观察真实世界的成本，需要从竞争角度去看。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
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讨论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意义不大，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却给我们很多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如今，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主流，婚后性行为反而成为一种另类。人们从普遍选择婚后性行为到普遍选择婚前性行为，这就说明了婚后性行为成本增加了，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了。
从文化观念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强调某种价值观念，从而否认经济学常识，这就错得离谱。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就说明成本发生了变化，也就说做这种事情的代价降低了。这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价格降低，需求量增加，反之相反。因此，需求曲线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增加，就证明了婚前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了。当然，经济学解释的精彩之处，并不是套套逻辑去解释真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而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独特的分析。
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这和企业生产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离不开成本的约束。尽管性行为可以给双方带来生理上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成本高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放弃。正如慕容雪村说的：“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因为这事风险太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很少人选择婚前性行为，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性可以带来快乐，而是做这事的代价太高了。那时，社会观念认为，没有婚姻关系的性关系是有罪的，所以婚前的性行为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这有外生变量的因素，也有内生变量的因素。外生变量就是这个社会宽容度发生变化了，减少外界的压力，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内生变量就是个人观念发生变化。当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选择自杀。现在，这个社会不仅宽容婚前性行为，同时还有一股潜流在鼓励婚前行为。这个外生变量的成本迅速降下来，从而促进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相对内生变量成本来说，外生变量成本下降得更快。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17年之后，性用品店已经是到处可见。如果没有这些安全套，就增加人们婚前性行为风险。毕竟，意外怀孕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出，婚前性行为成本代价降低了，需求量就猛增了。
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并不是人们对性偏好发生变化，而是约束人们做那事的代价降低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是不想做那事，而是成本太高了，做不起。那时，要做那事，就必须通过结婚途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让生理得到满足而选择结婚，代价是极高的。如今，性行为成本降低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也是很正常的。以前，想做却做不了，付出代价太高了；如今，想做就可以做，毕竟付出代价降低很多了。这就好比买车，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20世纪90年代，却很少人买车。难道人们以前对车没有产生偏好吗？肯定不是，而是买车代价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买得起车。
尽管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些反对者之中，他们理由也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把人生第一次留到结婚那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有的担心将来丈夫介意她的第一次。当然，凡事都有代价的。为了结婚那天的意义，就是付出性压抑的代价。第一次没有了，将来丈夫不可能介意，也可能介意，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将来丈夫不介意，就必须付出性压抑的代价。这个付出是否值得，这就要看个人如何评价。道理很简单，要让马跑得快，就必须给它吃草。不想给马吃草，同时又想它跑得快，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其实，婚前性行为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版本，婚后性行为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版本。道理很有简单，如果有机会提前享受，为何要放弃？一些人固执坚持把留到结婚那天，从而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并不反对，但是经济学却告诉人们，为了这种特殊偏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中美老太太的故事，折射了不同观念偏好。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观，或许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经济学却清楚告诉每个人，不同价值理念的选择发生费用是不同的。现实生活往往是这样的，某些价值观可能造成个人生活成本的增加。一个社会价值观往往影响制度的选择，不同制度的选择，背后的运作费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婚前要不要性行为，也就成为经济学问题。个人的生活方式深受价值观影响，问题不在于执着坚持自己价值观是否重要，而是思考坚持的成本是多少。
性可以给男女双方身体上带来满足，拒绝婚前性行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享受就要推迟。可以这样理解，婚前性行为就好比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然后再把产权清楚界定。那么婚后性行为就是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或许，这样比喻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如果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遇到房子涨价就有点不合算。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不好的就是推迟享用。人生苦短，推迟享用就会错过黄金时间。因此，婚前或者婚后性行为，无非就是这两种购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