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同性恋现象
王小波在后来的文章中，谈到同性恋的道德问题的时候，他说，以前他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但是后来他就不再觉得困惑了，因为，假如有一个人爱上了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对于这样的恋情，王小波想不出能有什么理由加以反对，因此在他看来，同性恋完全没有触犯道德。
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其实都不反对同性恋。在《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中，我们能看到王小波和李银河也作了很多这方面的考证。好比说，在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他们不仅不反对同性恋，甚至认为男性之间的性爱行为是神圣的。玛雅人对同性恋也持宽容态度。雅典人也是如此，斯巴达人也是如此，古希腊人也是如此，希腊先圣柏拉图还认为，神圣之爱只存在于男人之间。事实上，古代很多国家，甚至都是非常支持同性恋行为的。
在我们国家，古代人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也算十分宽容，大家往往是以一种调侃的心态看待同性恋者的，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厉地制裁。在很多文学作品之中，关于同性恋的片段也时有出现，譬如在《红楼梦》里面就有这样的桥段。在我们国家古代的时候，同性恋行为是非常普遍的，还有余桃、断袖等脍炙人口的同性恋故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宋代的时候还有男妓出现呢，明清两代男色也极为鼎盛。
后来，各个国家习俗渐渐对同性恋者变得严厉起来。法国人放弃烧女巫的陋俗之后，转而改烧同性恋者。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就规定，对同性恋者一律判处死刑。在19世纪的英国，法律同样也相当严厉，直到1961年还规定要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反倒是我们国家，法律从来没有到这么严厉的地步过，尽管同性恋者也遭到反对。在王小波那个年代，一般也是出于维持治安的考虑，派出所和联防队才会出动逮捕同性恋者，但是只要不抓住现行，问题就都不大，关几天马上放出来了。
但是，在我们国家，依旧有一大部分人，对同性恋抱有相当的成见，他们甚至完全不了解这类群体，但是对这类人有着明确的判断。在研究的时候王小波和李银河也了解到了他们的看法，这之中有一部分人说，他们不需要了解同性恋是什么样的，就知道它是不道德的。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不需要了解同性恋者是怎么样的，就知道他们是有病的，需要加以挽救的。这种看法正是王小波在杂文中所提到的愚蠢，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自己的结论，这当然是他所不赞同态度。现在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态度明显是不对的。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在社会规范不允许同性恋行为的情况下，很多同性恋者都感到非常苦闷。不过也有一些人并不因此觉得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哪怕爱的对象不是人。在电影《马达加斯加》中，那只企鹅爱上了木偶，那只长颈鹿还爱上了河马呢，这样的感情都是值得赞颂的。
这部分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不过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罢了，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错误。有一位调查对象对王小波和李银河这样说道：“人有爱的权利……爱的对象是异性就没有问题，是同性就不能公开，这公平吗？”还有一位调查对象说：“现在社会对我们这种人的态度不合理，应该给我们这些人一些生活天地，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侵害任何人……为什么只能过地下生活呢？”
这部分人对自己的行为既不感到罪恶，也不认为这是疾病，心里对此是最为阔达的，但是，有更多的同性恋者充满了自责和愧疚，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罪恶的，好像在犯罪一样。有一位同性恋者说：“同性恋是受谴责的，是不幸的。”他们还试图戒掉这种行为，甚至会用上凶残疗法强行戒掉。有一位同性恋者对王小波和李银河说：“我几次试图像戒烟那样把它戒掉。”
还有一部分同性恋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病态的，就像生理上的疾病一样，他们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治疗改变自己的性倾向。有的人还常常幻想着，医院里能有一种药，只要吃下去，就能把他们变成异性恋。他们甚至行不择路，希望王小波和李银河能治好他们，在调查问卷上，他们向王小波和李银河写上了自己的乞求，希望他们能想出办法来，救救他们这些人。
有不少同性恋者，也的确去医院治疗过。王小波和李银河在书里面引用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强行治疗的情况下，譬如说被警察或家属扭送过去的，这部分人的治疗通常难以取得显著的疗效，但是，如果是自愿接受治疗，内心怀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改变性倾向的，这部人通过治疗还是可以转为异性恋的。有一个参加治疗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报告说，27%的人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参加治疗的双性恋男子中有50%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向异性恋稳定转变的约有40%，这和我国一位医生得出的数据差不多。
学术研究的客观态度
在作完关于同性恋的调查研究之后，王小波和李银河把这个研究报道了出去，因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首次发现了我们国家有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这群人还拥有自己的同性恋文化，这十分值得大家去关注。但是没有想到，这报道出来之后，他们马上就倒了霉，还连带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警告。该刊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顾问，看了这报告之后连夜表示自己不要当顾问了。这些情况可以说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研究是多么不受欢迎。
后来王小波写文章讲到了这件事。在文章中他提到，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习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升赏，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就会被送去喂老虎。王小波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花剌子模的信使。随即他在文章中也明言了，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像。他作出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都还不像花剌子模信使，等他把结论报告出来之后，就像了。
王小波和李银河把关于同性恋研究的情况报道出来之后，他们就成了花剌子模信使。可惜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受欢迎，属于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那一类，不过王小波倒还觉得庆幸，至少北京动物园里的老虎不缺肉吃。除了这一点之外，他们的情况就很不好了。他们为此也感到委屈，因为问题本身就是存在着的，不是因为他们报道出来，问题才开始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因报道问题而倒霉，实在是很说不过去！当然，这样的论述谁也不会去听。
正因为周围有着太多花剌子模君王一样的人物，所以作科学和学术研究就变得十分复杂。如果要避免自己遭到厄运，我们就只能得出受欢迎的结论。王小波说，这样的结论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第一种是从真实之中筛选获得，第二种是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获得，第三种是凭空捏造。这三种方式之中，除了第一种之外，其余的方式都将给学术本身的客观性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样一来我们谁都能够看出，倘使我们永远抱着花剌子模君王一样的态度，那么学术和艺术之类的东西都将远离我们，这当然很要不得。王小波和李银河在撰写那部关于同性恋研究的专著的时候，在开头就明确提到了这方面的态度。在两种立场之中，他们坚定地选择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以客观公正的研究得出结论，而不是用这些研究去迎合权威，迎合社会上主流的意识形态。
也只有用这样的态度，他们的研究才会真正对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同性恋者产生真正的益处。记得有一次王小波去澡堂的时候，听到那里边有位先生对同性恋发表看法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意儿，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这位先生之所以会说出这种话来，正是因为他对同性恋以及同性恋者不了解，而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目的，就在于让大家了解同性恋，了解同性恋者，从而接受他们，宽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