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欢喜得如此脆弱——这应该是2004年的时尚用语——一个学者几句话就能打翻这共同的欢喜。
一位居住海外的草庵居士话语尖刻，他在网上说：“郎咸平与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争论，更显示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的弱智，在我看来，郎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私有化、在什么条件下私有化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回答跑题不说，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干脆讲到中国正在否定私有制问题。私有化和私有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怎么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达的思想呢？难道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真的如此弱智？”
最有力量的当是政府。2004年9月29日，国资委研究室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国资委网站和《人民日报》上。文章指出，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至此，国企MBO又一次搁置。
这场争论谁是获益者？应该是郎咸平。但巧的是，郎咸平炮轰了TCL集团，而8月，TCL集团把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聘为独立董事，而郎咸平又在长江商学院当教授——郎先生不怕项兵院长修理他吗？
好像不怕。郎咸平说，“从来没有企业花钱收买我。我的研究都是香港特区政府赞助的，我在长江商学院只是上课，也没有企业利益牵扯。企业通常都是抹黑我、丑化我、诬告我，这是它们一贯的做法，这也是我比较倒霉的地方。我所有的案例都是自己花钱做的，从没有得到过别人的支持”。
一个台湾人，不远千里从美国来到香港，又闯入内地，以正统共产党员的姿态掀起一场多年未见的争论，到年底似乎了无结果地淡掉了。其实，这在中国人心里戳了一刀，令中国人从另外的角度思考改革开放的25年，思考未来。
后来，顾雏军出事了，被抓了，有人秋后算“主流经济学家”的账。其实，此时是不适合算账的，因为掺入了太多的旁的因素。
【人物】MBO成就李东生身家10亿
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000100）在深交所上市，开盘大涨78.17%，报收于7.59元。47岁的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因持有公司1.44亿股计5.59%股份，按2月2日收盘价计，个人身家达到12亿元。不仅是李东生一人暴富，TCL集团管理层亦追随其后。
TCL集团的前身是广东惠州地方国有企业，1996年李东生担任总裁。1997年4月，惠州市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TCL集团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
在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TCL集团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10%。国有资产快速增值，管理层的股权也在增加。2001年上半年以前，TCL集团员工持股已经拓展至基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高达42%，其中管理层达25%，只要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有TCL集团股份申购权。此后，TCL集团引入了五大战略投资者——日本的东芝、住友，香港的金山、南太科技和Penteld科技，TCL集团逐渐由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转变为多种投资成分构成的现代企业。
有了前期的铺垫，2003年2月，TCL集团从上市公司TCL通讯手中收购股权，加上集团下属公司TCL通讯设备（香港）有限公司原来持有的TCL通讯25%的股权，TCL集团对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达到56.7%，为后面的协议并购铺平了道路。分析师认为，李东生吸收合并TCL通讯主要是为了加快上市速度、厘清产权关系、减少关联交易及一鱼多吃（同一块资产归属于多家上市公司）等。因为若按普通的首次公开募股程序排队来达成这一目的的话，李东生还要等上一年半载。
这样，TCL集团此前公开进行的MBO方案，虽然实际上确认了李东生和他的伙伴们在过去5年中分配股份的合法性，但是这些股份只可享有分红权，除非公司回购或被收购，变现的可能性很小。要解决这25%股份的流动性问题，必须让TCL集团整体上市。至此，TCL集团MBO完成了最后一步。
李东升是幸运儿，因为中国对MBO一直犹疑不决，大家屡战屡败。2003年3月，财政部便发文要求暂停MBO，以防国有资产流失。到了2003年年底，国资委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被认为是MBO之门重新开启的信号。但之后又没了下文。
李东生的成功，更衬托出其他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悲剧。与当年红塔集团褚时健相比，李东生的手段何其阳光，结局何其美满，令人慕煞！有业内人士评论，TCL模式是“从薪酬制度改革入手，逐步实现产权改革，用阳光的收入和阳光的工具实现阳光的MBO”。
中国企业掌权者，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是官员，一纸调令就走人。他们东游西逛胡吃海塞可以，掌权时拿国家规定的工资，走时不带走一片瓦。于是心理不平衡了，褚时健落水了，于志安出走了，李经纬住院了，仰融跑到美国起诉了。前仆后继几代人，李东生是个幸运儿。
2003年有三位国有企业掌权者改任政职，他们在企业中的权益便只能放弃。李毅中原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国石油化工有限股份公司董事长，后调任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中国石化2000年上市时对高管人员有一项股票增值期权奖励计划，在李毅中任职期间，如果股价高于最初发行价，李毅中便可以得到股价差额乘其所持期权股数所得的现金，当时李毅中有20多万股认股权。刘明康原是中国银行行长，后调任银监会主席，他放弃了所持有的1735200股中银香港股票的认股权。卫留成是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任上转任海南省代省长的。在中海油上市当年，2001年3月和8月采纳了两批股份期权计划，卫留成获得期权各50万股，行使价分别为每股5.95港元及6.16港元。截至2003年6月30日，卫留成所持有期权达150万股之多，按10月市价每股14.3港元折算，这批期权市值约为2145万港元，套现可获利396.5万港元。后来卫留成也比照李毅中、刘明康二人的榜样放弃利益。
【人物】孙成钢大意丢名嘴
2004年4月6日公布的安源股份2003年年报，位居第十大股东和第四大流通股东的乃孙成钢。此人持有流通股股份22.03万股。一时间市场炸了窝——此孙成钢是否与股评家孙成钢同为一人？孙成钢否认。然而，孙成钢执掌的山东神光证券咨询公司在2003年和2004年都力荐安源股份，之后安源股份都有大涨。
监管部门介入后，孙成钢承认自己是安源股份股东。作为证券咨询从业人员，证监会规定“不允许自己或为亲属买卖股票”；作为从业近8年且市场形象不错的著名股评家，孙成钢为什么要铤而走险故意违规？
实际上，许多营业部的大资金客户都是在一个主账户下面分设众多分账户，20多万股安源股份计100多万元资金，如果批量买入，股票可以被平均分配在不同的账户里，这样就不会显露。此事肯定是孙成钢大意失荆州，意外失误。意外的含义是，仅仅22.03万股100多万元资金量竟然会浮出水面，排列到了前十大股东，而孙成钢竟大意地用自己的名字开户，轻易地把自己暴露了。太不把股民的智商当回事了。
话说到这份上，确令股民心惊肉跳：还有多少个孙成钢没有意外地躲藏在股评家、上市老板和监管官员中间，咱还敢相信谁呀？
【主张】股市最深层的病根是圈钱
燕京大学校长华生在2004年年初与《中国证券报》记者有一段问答——
问：股市最深层的病根是？
答：圈钱。
问：与国际接轨的最大障碍是？
答：股权分裂。
问：最大不规范是？
答：规则不规范。
问：最准确的术语是？
答：股民。
问：理论与实际最脱节的概念是？
答：市盈率。
问：最有欺骗性的公平回报是？
答：现金分红。
问：最荒唐的现象是？
答：资产重组。
问：对法律最大挑战的案例是？
答：郑百文重组。
问：存在过的最大的特权阶层是？
答：战略投资者。
问：最可能负负得正的政策药方是？
答：只向持股人配售按计划低价发行的新股。
问：脱离国情照搬西方最典型的例子是？
答：市场价增发。
问：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是？
答：让国内股民补贴境外投资人。
问：留下最大后遗症的做法是？
答：外企和海归股上市。
问：最正确的决策是？
答：叫停国有股减持暂行办法。
问：你最不能接受的股市缺陷是？
答：运动员和裁判员不分。
问：你最能原谅的股市缺陷是？
答：市场参与者无奈的炒作。
问：论起来最难、做起来也许最易的事是？
答：股权全流通。
【第三十七回】·唐万新大鳄崩盘遭破产
陈久霖期权巨亏被父爱
德隆也是宏观调控的靶子？
郎咸平的杀伤力在德隆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2004年4月，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是被宏观调控打倒的，德隆似乎不应算在这个账上。但是，德隆这只曾神话般的民营企业大鳄，经过年余缓慢但坚决的阴跌，偏偏在2004年4月突然崩盘——尽管当时许多人并不认为4月14日德隆系旗下的上市公司湘火炬（000549）、合金投资（000633）、新疆屯河（600737）三只股票的跌停是崩盘，但事后人们认同了这个时点——这与宏观调控有无关系？
唐万里、唐万新兄弟的故事是从20年前开始的。唐氏兄弟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唐万新天性不安分，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1986年唐氏兄弟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印店，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新街口附近开设JJ迪斯科舞厅，据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从1992年开始，兄弟俩开始涉足证券市场。当时唐万新借了5万元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1.5元的差价。“到1993年3月，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
新疆德隆实业公司（简称德隆）于1992年成立，注册资本800万元。唐万新要搞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融资平台，于是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并在2000年控股。1994年，德隆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在武汉，唐万新开始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之后在一级半市场上，唐万新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所在地，然后雇用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万新称。
唐万新并不总是能成功。1995年，唐万新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那时唐万新与管金生们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不幸还站错队跟错庄。
占压银行资金四五百亿元
唐万新在两个世界跳舞：通过金新信托投资公司委托理财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但没有利润，完全是净消耗”，唐万新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亿元；另一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做实业。
然而，这是无法兑现的幻想。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气氛越来越疯狂，唐万新隐隐感到不安，有人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2000年年底中科创业崩盘，吕梁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赫然写有“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当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张，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
2001年德隆的目标扩张为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中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投资公司”，德隆两翼齐飞。产业一翼，德隆斥巨资收购了数百家公司，所涉行业含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等；金融一翼，德隆控股或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金新信托、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伊斯兰国际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大江国投、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一一被德隆纳入麾下。
收购或参股后，德隆便露出张扬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