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员说：“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大庆联谊张大生不是病故，严格说是伤故。1997年11月，在联谊股份上市后的首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夜，张大生突遭枪击。张大生侥幸未死，但住院20多天后，出院前猝死。在中国上市公司老板中，张大生之死也算稀有事例。
曾荫权说：“我向来奉行自由经济，因为我认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香港是投资者的天堂。但试问一句，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受人操控，令利率和资产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更令市民、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终日人心惶惶，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脱钩，这是我们所愿意见的自由经济吗？”
【第十九回】·深沪叫板争霸战
《人民日报》不托市
上海给申银万国压任务
阚治东掌控的申银证券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幸免大损。
阚治东说：“其实，1995年年初，上海的证券机构对于‘327’国债合约大部分都是看空的，因为券面连本带息才值140多元，而市场价格已经150元多了，因此都看空，却没有想到财政部会作保值贴补。但是到了2月份，市场行情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当时有50万口仓单，分解到各个营业部36万口，多空仓单都有。到2月23日，总部这边还剩10多万口空单。非常巧，那天我正好不在上海，自营部的经理告诉我，整个下午都找不到我，电话也打不通，想跟着做空也没法做。”
可能是这一偶然，让申银证券躲过一劫。整体上算来，申银证券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还赚了一点，营业部中做多的多。赔的最大的一笔是威海路营业部，开始他们做多赚了几千万元，之后还想锦上添花，多翻空，这一下子亏了近4000万元。
管金生落难，上海市政府要求工行上海分行拨6亿元临时贷款给万国救急，行长沈若雷兼着申银证券的董事长，因为万国和申银是竞争对手，沈若雷问阚治东意见，阚治东赞成。末了，万国、申银合并这6个亿也到了阚治东的兜里。阚治东把亏损13亿的万国证券并入申银体系中，万国的40多个营业网点和申银的50多个营业网点合为一体。据说，1996年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申银万国）在合并的最初5个月里赚到了6亿元利润。
戴园晨嚷嚷半日奈它何？
阚治东是个温和的人，并不十分喜欢与人拼斗。在当年与万国的拼抢中，申银差不多与万国打了个平手，但申银更多的是凭借它背靠中国工商银行的背景，不像万国那样赤手空拳打天下。过去申银、万国还在争谁是老大，这回万国尽入囊中，唯我独尊，阚治东成为上海证券界第一猛爷。
阚猛爷也是时势造英雄，不英雄也不行，政府加任务：与深圳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老大地位。
中国股市已经走熊三年了，许多股票已跌到极点，深发展每股6元多，四川长虹每股7元多，深科技每股4元多。什么叫脸绿？到股市里看看就知道了。1995年春节过后，深沪两市连连跳空高开，大家将信将疑地开始建仓跟进。在这当口儿，宏观政策也跟上来加油打气，利好不断。3月30日，央行发布公告，从4月1日起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
4月1日，国务院领导在听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股市情况的汇报之后，指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虽然这话说得四平八稳，但领导过去总是说规范，喊查处，这回的调子是空前的高。套用过去的说法，这对我们股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十几天后消息传到股市，果然群情振奋行情高升。
在这轮行情中，加油打气的不仅是国务院领导，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支持，1995年，上海股票交易量为3103亿元，深圳为923亿元，沪强深弱。当年广东梅雁原定在深圳上市，但深圳开不出好价钱，于是梅雁北飞，改嫁上海，这给深沪之争火上浇油。
6月20日，央行上海分行宣布，欢迎异地券商在沪开办营业部。此时，上海推出上证30指数。这上证30样本股还有绝妙的设计：先选出60家，然后再确定30家，而30家定了之后又不搞终身制，过一段时间就淘汰三分之一。这样题材就源源不断地来了，想象空间就无限地扩大开来。实际上，上证30样本股后来只调整过一次。
与此同时，深圳也在加油，推出30家绩优公司相抗衡。到1996年9月，深市一下子超过了沪市，上海股票交易量为4893.6亿元，深圳则达到5739.8亿元，上证综指涨幅约为163%，深证成指为300%。如此情境，上海焉能不怒？
两地较劲，是因为股市成交量越大，政府收的银子就越多。阚治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既是上交所理事又是深交所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上海领导觉得深强沪弱的很大责任在于申银万国脚踩沪深两地市场，而申银万国是上海市所属的地方证券机构，理当多为上海作贡献。
阚治东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英雄了。投入地笑一回，末了忘了自己。
“十二道金牌”压不住豪情万丈
1996年9月，阚治东在加拿大接到公司电话，说上海市领导到公司现场办公，要求申银万国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多作贡献，要把自营的盘子加大。申银万国决定把股票的自营规模从1.5亿元提高到8亿元。
阚治东回国后连续开会，“高价股看四川长虹，中价股看陆家嘴，低价股看金山石化”，申银万国被指令炒陆家嘴。阚治东在证券市场浸淫多年，当知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一开始他严格地控制着炒作，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拉升两毛钱的价格就歇手。但有领导不高兴，送他一个“阚二毛”的外号。这样，阚治东被逼上梁山成为“猛人”。工行上海分行给予资金支持，上交所减免部分手续费，申银万国加大自营运作力度。炒作的陆家嘴股票猛涨。
1996年上半年，大家心气都很高，领导高兴股民也捧场，把股市烧得红红火火，一个个声音高叫着：“买进！买进！”国庆节过后，深沪大盘全线飘红，两只领头羊更是雄赳赳气昂昂，深发展从6元起步，到12月12日达到20.5元；四川长虹从7元开练，12月上旬涨到27.45元。
国务院领导终于坐不住了。从10月起，证券管理高层开始变调，一团团冷风吹来，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大致有：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
《关于防范运作风险、保障经营安全的通知》；
《关于严禁操纵信用交易的通知》；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的通知》；
《关于严禁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
《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
《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的通知》等。
其实，这些通知和办法大多不是新东西，说得也百分之百正确，但领导说了再说，大家听了再听，就是作用不大，就是风吹草低啥也没见到。就好比总在呼吁要安全生产，但火灾翻船车祸爆炸总是一拨接一拨的。
深沪两地处在亢奋中，每一次打压，只能让股指稍一回调，随后又勇往直前，市场似乎对平日最害怕的政策利空麻木了。终于，有一句话大家听进去了，这就是1996年12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12月16日见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评论员一句话就把股市定了性：“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依据，即全球股市普遍上扬和国内经济形式明显好转。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评论员在分析了他所认为的股市暴涨的原因后，特别对市场中流行的说法予以驳斥，这些话许多股民都能背诵，就像当年背《毛主席语录》：“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人民日报》的有些说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让人想起了“文革”。谁敢不拿《人民日报》当爷？
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奋勇出走。12月16日星期一，股市开盘后4分钟内，沪市281只股票除去4只例行停牌外，其余277只全部跌停；深市也满盘皆绿。用12月24日与12月9日收盘价相比，沪市跌掉31%，深市毁了38%，这意味着1200多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那两天，大家见面肯定不说“吃了吗”，甚至也不是“离了吗”，而是“套了吗”。
《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有如此威力，真怕一下子把股市打残了。于是12月16日发了评论员文章后，17日证监会发言人赶紧安抚股民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目的是为了规范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18日，深沪交易所两位总经理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坚持“八字方针”，促进证券市场稳步规范发展。
哪“八字方针”？第二天，12月19日，各大证券媒体都发表文章纪念“八字方针”一周年，这八字是“法制、监管、自律、规范”。一年前的这八个字明明是勒马缰绳的意思，一年后到了股市狂跌的关头，监管层着急了，传媒就把意思改了，大标题是《稳步发展，政策未变》。记者先生真机灵。
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
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周道炯任证监会主席，他刚上任时曾有过一场惊吓。
那时证监会还在北京保利大厦办公。“327”国债期货事件后，有期民跑到保利大厦折腾，声称要跳楼，要同归于尽。某日证监会值班室接了一个从云南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准备运一车炸药来，明天就要炸证监会，今天先通个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也不讲。值班室赶紧向周道炯报告，周道炯马上打电话给周正庆，周正庆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周正庆说这是个大事，要赶紧报告何椿霖，他是常务副秘书长呀。何椿霖说不行呀，赶紧打给公安部长陶驷驹吧。周道炯说我不知道陶部长电话呀，何椿霖说我告诉你。周道炯就给陶驷驹打电话，没人接。周道炯只能到公安部值班室，自报家门姓什么叫什么，解释证监会是干什么的，说刚才奉了两位秘书长的命……第二天一上班，保利大厦上上下下净是公安，还有便衣，好几只警犬把证监会楼上楼下统统都搜了一遍，啥也没发现，虚惊一场。
再后来，便是“巧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解惑”，周道炯回忆说：
1996年在央行两次下调利率的利好消息下，股价暴涨，上百只股票涨幅达5倍以上。据说为了炒股票，北方有农民甚至把耕牛都卖了，“十二道金牌”也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副总理提出让证监会写一篇文章对全国股民进行风险教育，他的意思是要用证监会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或者是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名义。我考虑这样不好，因为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不能评论，我建议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朱镕基副总理和李鹏总理都同意了。
这期间证监会重新恢复了涨跌停板制度，股票和基金一天内上涨或者下跌不能超过10%。涨跌停板制度曾经实施过，但后来深沪交易所先后放开股价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同时还将T+0制度改为T+1制度，并增加了当年股票发行量，由55亿元增加到了100亿元。对于恢复涨跌停板制度，有些同志不大赞成，包括我们的专家和学者，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在中国这个新生市场、不成熟市场，采取这个措施是完全必要的，等将来证券市场成熟后，自然就会解决了。
一位媒体人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了当年的状态：
两市同时大涨，对在熊市里陷入水深火热的投资者来说，本是件好事。可是，当时两地政府把股指与金融中心挂起钩来，似乎谁的股市涨得快，谁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于是，从市府到银行，从交易所到一些券商，从上市公司到当地证券媒体，几乎公开共谋如何把股市搞上去。过去，两地交易所的税收和形象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扶持帮助股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股市还是头一遭。
在上海，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其动员讲话由《上海证券报》总编辑向我们传达。尽管总编辑本身就是极易激动之人，可从他绘声绘色豪情万丈的神态言语看，这位市领导真把竞争当成战争了。这真令我目瞪口呆。原先领导鼓动市场，不过是写些充满暗示或转述别人的话，而且也不会指明某只个股的涨跌，但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让券商不加遮掩地在报纸上写文章配合自己做庄的股票，犯了办报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