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第二次调整主要是由于我们产业的分工不同，我二哥主要负责华东、华北地区的业务，而我主要是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发展。我们当初约定了一个十年的期限，现在十年期限早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限制了。同时，我大哥在电子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使我们明确了发展方向。
杨帆：有人说成败论英雄。从目前刘氏四兄弟的资产情况来看，刘永好刘总是最高的。您同意外界这样的评价吗？
刘永好：我觉得也不一定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子还长着呢，我大哥三哥他们也做得相当不错。我们最终要做百年老店，100年以后再来检验谁做得最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几兄弟都共同用我们自己的实践丰富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进程。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中国理应产生世界级的农牧企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肉蛋奶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理应产生世界级的农牧企业。
——刘永好
杨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永好董事长的发展大计！
刘永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肉蛋奶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理应产生世界级的农牧企业。但是我们的农牧企业规模都特别小，怎么样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呢？我们在努力。我们集团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应该率先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我提出要用3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联系和帮助100个村。
杨帆：这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刘永好：这是在2007年两会的时候我提出来的。一年多过去了，我们已经联系了41个村。我们从中选择了几个村，分别作为养鸡、养猪、养牛的重点发展区，我们的技术人员去帮助他们，实现技术、饲料、销售三位一体的服务，在这个格局下农民的收益一般都会得到极大提高。让更多的农民通过规模化管理成为农业的投资者和受益者，在受益成倍增长、提高的同时，建立一个现代的农牧业体系，让城市消费者吃上安全的产品。这就是现代农业。
刘永好作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下简称光彩事业）的创办者之一，倡导民营企业家们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培养人才、积极参与社会扶贫等活动。
杨帆：帮助那些贫困村建立养殖基地，您觉得这是公司的一种需要，还是社会本身也需要公司这样的支援？
刘永好：我觉得这既是我们公司发展做强做大的需要，也是帮助农民，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和换代的需要。这是顺应国家农业产业发展的潮流的，顺潮流而动有可能会事半功倍，我们确实是这样去做的。做企业肯定得讲“利”，不讲“利”不能够长存，同时做企业还应该讲“义”，“义”就是对社会的义务，对农民的义务，讲道义。我觉得这就叫义利兼顾，这也正是我们“光彩事业”所倡导的。1994年，我在北京联合了10个民营企业家，发起一个“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
坚持大农业为新希望主业的刘永好，却也不失时机地在各个行业试水。相对于农业，作为辅业的金融、地产、化工等产业，为刘永好带来了更大的收益。1994年，刘永好又联合一些企业家组建了一家银行，这便是后来的中国民生银行。这家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由非政府企业拥有的银行。
步步进取终有因
您更看重哪个名头？
——杨帆
我比较看重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刘永好
杨帆：您看，刚才您谈到这么多产业链，可是据我了解您现在70%的企业收益还是来自于您后来对金融领域的渗透，比如说投资成立中国民生银行。
刘永好：现在看起来我们又抓住了一个新的机会，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金融事业和房地产事业得到发展，我们也得到好机会取得了大过农产业的收益。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产值的绝大多数——大概百分之八九十还是来自农产业，可能金融、地产、化工产业的利润相对高一些，但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剪刀差”。
杨帆：到现在为止我就没有发现您在整个创业历程中有哪一步有过闪失，先是农牧业，后来涉足房地产、化工、金融，步步为营呀。
刘永好：我也在认真思考，我想可能主要有这几点原因：第一是勤奋，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很努力，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员工都很努力；第二个是勤学习，我们不断地学习，学习专业知识，学习国家宏观经济的知识，了解国家的大政策，顺潮流而动。当国家提倡改革开放率先发展的时候，我们率先下海，当国家提出国有企业要改革的时候，我们通过兼并收购重组了不少国有企业。我们始终在国家发展这个大格局上把握节拍，略有超前地发展。慢了机会就没了，太快的话机会可能还不成熟。
杨帆：这是从整体上的一个把握。
刘永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批判式的论证。每做一件事之前，我们都找不同方面的人来批判，如果批得倒这事就做不成，如果批不倒这事就有可能做成，我觉得这个方法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杨帆：您曾经被评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经济人物，胡润排行榜的金融首富，您更看重这其中的哪一个名头？
刘永好：我比较看重在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我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时候，我回家和我夫人讲，你看我拿到全国劳模的奖章，而且还有些补贴呢，我夫人说你早该成为劳模了。（笑）
杨帆：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的？
刘永好：我觉得我这个人脑子还算好用，还是比较勤奋的，虽然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人家都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一定是个二百五，我觉得我没有二百五，我只有一百五十多斤（大笑）。
王健林：从足球“江湖”到“笑傲”地产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王健林
他是国际级卖场在中国的最大房东，他的农民工救助基金让地产商在众多非议中显露出侠骨柔情，他是2005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奖得主，他是创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的第一人。大连万达6年征战55场不败辉煌战绩，他却决然退出，一进一退创造了中国职业足球迄今无人可及的纪录。一个棚户旧区如何造就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如何从最初的四面楚歌到坐稳商业地产的头把交椅？
简介
王健林，出生于1954年，1970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同年7月进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王健林在2005年10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11月，又获得民政部颁发的首届“中华慈善奖”。
不一样的青春年少
任何成功都产生于你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只要稍微咬咬牙就过去了。
——王健林
杨帆：王总，有媒体这么评价您，说您左手点石成金，右手雪中送炭，是精神上和物质上先富起来的人。我觉得这种评价很特别，显得很有质感，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自己？
王健林：我觉得这个评价对我们企业和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准确，我也比较满意。
杨帆：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自然地就想研读他的曾经。我刚才听您说，您15岁就当兵了，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路呢？
王健林：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上山下乡”，毛主席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有读书的学生，还有其他的知识青年，通通要上山下乡。因为我出生于军人世家，对当兵天生有一种情感，所以就选择去当兵了。当时当兵还要走点儿后门儿，不然15岁也不能当兵。
杨帆：规定年满18周岁才能当兵是吧。都说当兵是跳进部队的大熔炉，接受对意志和性格的磨炼，对于这番经历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要听特别的。（微笑）
王健林：第一次野营训练就走了60天，冰天雪地里行军1200公里，还要负重，背上手枪弹药什么的。你想十几岁的小孩儿在冰天雪地里，每天要走三五十公里的路。
杨帆：再想出来就没后门儿可走了吧？
王健林：已经进去了，那是没有办法了。而且那个时候如果掉队，就觉得是很丢脸的事情。你掉一次队，就要填一次收容登记表。走的时候家里面讲，你不能给父母丢脸，要努力。我不能不坚持下来，所以就咬咬牙吧！
杨帆：现在说起来“咬咬牙”就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身临其境的时候，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您是否有真的不想走、爬不起来、想打退堂鼓的时候？
王健林：（略带感慨）哎呀，很多次。不仅是那一次，以后有很多次，一直是比较艰苦的。说穿了，实际上就是考验你的意志品质。任何成功都产生于你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只要稍微咬咬牙就过去了。我们第二年野营训练的时候，碰巧沈阳军区抽签，就是军区越级指挥到团，抽中了我们这个团，搞了一个叫“三天三夜七百华里行军”的极限试验。大家在冰天雪地里行军，采取轮流睡觉的办法，就是最前面两个人睁着眼睛走路，背着背包，后面这个人拉着前面这个人的背包带一边走一边睡，一个小时以后轮换。经常是前面带路的人，走的时候也在睡觉，于是走着走着就走歪了，噼里啪啦摔倒了，因为都是雪地，摔一跤大家就醒了，爬起来又接着走。最初参加这次行军的有1100多人，最后坚持走完的只有400多人。不仅普通战士，还有很多干部也掉队。还有哭鼻子的，很高大的人痛哭流涕，坚决不走，实在是忍受不了了。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自己要掉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咬咬牙就走下来了。在我人生的记忆中那三天是永远抹不去的，非常深刻。那一次的锻炼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了。
王健林转业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当了办公室主任，工作虽然琐碎，但他依旧保持军人本色，干得一丝不苟，然而他的心没有就此安分下来。两年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机会”，对于一个没有人愿意接手的包袱企业，王健林却另有一番解读。
从“将军”到总裁
股份制改革应该也经历了吧？
——杨帆
大家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股份制改革，我就宣传嘛忽悠嘛。
——王健林
杨帆：我想既然您入伍后第二年就能做班长，那接下来肯定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王健林：那时候干部和战士的区别就是（衣服）“四个兜”和“两个兜”，进军队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穿一身“四个兜”。
杨帆：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王健林：不瞒你说，当时在军队，如果没有1986年那次大裁军的话，也许我在军队的目标就是做将军。
杨帆：也许是机缘巧合，那次的百万大裁军，裁下来很多现在非常有业绩、非常有成就的企业家，您也是其中之一。
王健林：我是自己要求走的。
杨帆：您不是想当将军吗，怎么又要求去地方？
王健林：小平同志在一个讲话中提出“从现在开始，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讲了五个字的一句话，从现在起“军队要忍耐”。那么我就分析，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军队在一段时间里面要忍耐，就是说军队的发展要差一点，待遇要差，因为要为经济建设让路。我就想既然经济建设是中心，那我就围绕中心工作，去试一试。
杨帆：您有了新的感触和目标。
王健林：当时他们给我一个地块，就在大连市政府的北侧，紧挨着市政府的北京街小区，是一个棚户区，一条20米小路之隔正对着市政府。这么大的小区二三十户、五六十户共用一个水龙头，共用一个外面的旱厕所，所以特别脏。政府也觉得脸面不好看，就鼓励来改造，四大国有企业来测算了一圈，回去都说会亏损不能干，要干除非有财政补贴。于是我的主管领导、规划局长还有市长跟我讲，你不是要指标要任务吗，北面的北京街交给你改造吧。你要改造的话这一片全划给你批给你。
杨帆：那您怎么办呢？
王健林：我说，好，咱们起码有事干了。
杨帆：在今天组织开发旧城改造是个香饽饽，当初可是个烫手山芋。
王健林：我到公司时才32岁，以前也没有从事过房地产业务，公司员工对我还是有点不太信任。4家专业的大公司都不干，我们一个小公司凭什么干呢？当时我跟大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说“开发开发只有开才能发，开都不敢开，怎么能发呢？”当时大连市的房价，最高按每平方米1100元来测算，算上拆迁费、安置费等，建房成本大大增加，如果依旧按每平方米1100元来卖的确会亏损，我说那咱就卖1500块不就不赔了吗？
杨帆：这个想法怎么来的，当时您见过这样的房子吗？
王健林：大家开会讨论得出的结论。我不被逼的嘛！（笑）
杨帆：那也需要有眼界。当时您自己家里住多少平米的房子？
王健林：我那个时候还没住房呢，住在岳母家里。我转业的时候没有分房。
杨帆：这个想法很有魄力啊！
王健林：1988年底1989年初，我们成为全国第一家搞旧城开发的企业，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时候新区房地产建设都非常非常少见。
1992年全国推行股份制试点改革，那个时候众多企业都认为这是被“推下海”，还是希望能继续躲在国有体制的庇护之下，而王健林却是迫不及待“跳下海”。
杨帆：股份制改革您应该也经历了吧？
王健林：大家当时还不懂什么是股份制改革，我就卖力宣传卖力忽悠。我就说，股份制好，我们将来的发展自己说了算，大家还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保证大家有吃有喝，退休有保障。如果你们不同意，不赞成这次改革，我就辞职。
杨帆：为什么一定要搞股份制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