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我觉得张老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念、言论，甚至是不同的表达方式，西方人喜欢称您是东方的米兰·昆德拉。这种与众不同，您觉得是文人的一种良心，还是说一定要打造成一个别致的文人？
张贤亮：不是，我没有刻意去打造，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给我的熏陶。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当中很多东西都教人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叫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首先要一个正心，心要正，然后，意要诚，然后你才能够修身，才能有一定的道德修养，然后你才能治家，你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些传统的东西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要求我企业的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内，放弃你的绝对个人自由，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企业打造成员工的第二家园。我刚刚跟你说我做的第一个是厕所，第二个修的是员工宿舍，第三个就是食堂。
杨帆：年龄稍长一点的人认为张贤亮是位著名作家，年纪轻的人觉得张贤亮是当今很知名的企业家，您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张贤亮：我还是作家，因为我现在还在写。杨帆你不要把这个企业看得很神秘，这全是我玩出来的。我说我现在过的就是共产主义生活。每一个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就是劳动，把劳动转变为每个人每天不可缺少的娱乐，就是劳动娱乐化。你要把每一个劳动，都当作娱乐，那你就很轻松了，就乐此不疲了。
杨帆：真是见境界了。
张贤亮：实际上是一种心态，我觉得自己比较自豪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我把一个完全不可能成为景观的地方——既无历史资源，又无自然资源的一个地方，打造成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
杨帆：对，目前是四星级的旅游胜地。
张贤亮：第二件事是我能够领一帮人，基本上是农民工，打造文化产业，而且把很多优秀分子培养成管理人员。第三个是我带动了一方经济，这是有目共睹的，原来这四周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
杨帆：所以有的人说张老师整合了一个影城，那么会不会对周边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造成什么影响。
张贤亮：我并不这么看，当初它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环境，一片荒凉。
杨帆：是。您刚才说劳动娱乐化，讲的是一种心态，也是因为这种心态使您年近古稀却依旧意气风发。我想您得谈一谈您的这份经历，除了劳动娱乐化这种精神理念在支撑之外，还应该掌控些什么？
张贤亮：应该是积极。我觉得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非常积极的，我之所以有幸能够有今天，就是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是很重要的。老祖先的东西，没有好和不好的区别，只有适合当代和不适合当代的区别。不适合当代的它自然而然就会被淘汰，适合的自然就会发扬光大。我曾在上海做过一次演讲，我说你们认为裹小脚是封建的糟粕吧，那绝对是腐朽的、落后的、封建的，把什么坏名词都放在裹小脚上。我说那现在女人的丰胸和过去的裹小脚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一个是往小里裹，一个是往大里做而已，对不对？可见过去妇女裹小脚也是一种时尚。过去裹小脚政府也反对的，康熙皇帝亲自下谕旨，就和现在中央文件一样，红头文件，依旧禁止不了民间裹小脚。
杨帆：张老师的观点很多时候都非常有趣也很有见地。那么您能否谈一下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向的看法。
张贤亮：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搞文化产业？必须有文化的人才能搞文化产业吧。那么我觉得我们中国，首先缺乏的是有文化的人。胡锦涛同志提出必须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创新必须要有资源，你的资源从哪来？必须从历史当中过来。什么叫有文化的人？文化最重要的是历史积淀，是对于本民族的历史积淀和历史积累，但我们很多人缺乏这方面的积累。他知道的西方的东西甚至比东方的还多，这怎么能够创新？我们要想在世界的文化产业，文化商品上独树一帜，你去学阿童木，你去学变形金刚，你去学樱桃小丸子，你去学史努比，那你绝对比不过西方人。你只有做自己本民族的东西，你才能够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我在谈小说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历史，就是记忆力的高度爆发，就是你所有记忆的东西碰撞、摩擦、激化，高度爆发，然后从你记忆里面提取、升华成为一种想象。你的记忆都是西方的东西，你的文化产品怎么能够在世界文化商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呢？你怎么比得过人家呢？
杨帆：您所认同的文化模式或文艺作品是哪些？
张贤亮：像美国的大片，美国的大片都是警匪到处乱战，反恐也好，警匪也好，打得一塌糊涂，很热闹也很壮观，制作得也很精美。人家是商业片，但还告诉你一些东西。第一，正义总是战胜邪恶，第二，高度地发扬个人英雄主义，还有爱国主义。你看他的商业片，尽管眼花缭乱，但它能传达这些，就同时具有了人文精神。而我们的东西呢？好看、热闹、壮观、辉煌，但却很难知道它传达了什么。
“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整个西部影城实际上是我的一部立体的文学作品。
——张贤亮
杨帆：每个走到西部影城的人可能首先看到这么一行醒目的字，大概是很能体现您的风格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这是您的作品吧。
张贤亮：我跟您这么说吧，整个西部影城实际上是我的一部立体的文学作品。尽管中国电影也有百年历史了，但第一个获得全球性大奖的影片是从这里诞生的，就是《红高粱》。接着获蒙特利尔大奖的作品《黄河谣》也是在这儿诞生的。
杨帆：是因为片子诞生之后，您才把这个话讲出去的吗？
张贤亮：对，也被现在我们电影界老中青三代电影人所认可。
杨帆：除了是事实之外，是否也是您内心的一种诉求呢？
张贤亮：不，不是。我感兴趣的是，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已经消失了的一些古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一进入西部影城就好像穿过了一条时光隧道，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了。我这儿有真正的古董，有王府里的，有颐和园的。
杨帆：自从张老师以这个影城示众之后，有一些媒体评价说您在“出卖荒凉”。
张贤亮：这个“出卖荒凉”，是1993年日本记者从文学的角度来采访我时说的，他一看，啥也没有，就是出卖荒凉。他在日本《读卖新闻》上登了张贤亮在“出卖荒凉”。不过我觉得“出卖荒凉”这四个字也很好嘛，在这个荒凉当中，要没有文化，没有艺术，谁来看？在中国比镇北堡西部影城荒凉的地方多的是，那儿怎么没有人花钱进去看？他不是来看荒凉的，他还是来看里面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的。
杨帆：其实日本人觉得很是佩服。
张贤亮：对，没错。他说你什么都没有，居然有人买门票进来看，那时我就思考，给这儿取名叫影视城就是完全想靠影视来吸引游客。然后我有准备地逐渐让影视和明星大腕儿退到后台，逐渐把我的这种古代文化展现出来。
杨帆：这是个逐渐替换的过程。
张贤亮：对，逐渐替换的过程，门票价格也就随之不断上升。
杨帆：关于影城以后的日子您有没有具体的考虑？
张贤亮：这个当然是因为现在有《物权法》的保护。如果我百年以后，当然就是交给儿子，但是我也得看儿子成才不成才。如果他感兴趣那么他会来办，他不感兴趣我就捐献给国家，捐献给社会，我成立一个基金——张贤亮基金，把所有的影城收入作为社会福利。
张贤亮的儿子接受记者采访，当问他：“你觉得父亲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他说：“只要坚持自己是对的，你的人生就会成功！”
刘东华：做媒体中的野山参
做真正的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心得融入真正的时代智商。
——刘东华
他，以全新的角度解读全球商业圈的中国年轮。他，用独特的标杆建立企业家新的价值共识。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虚怀若谷的执著追梦人。他说：“不珍视企业家的民族没有未来。”
简介
刘东华，生于1963年，河北沧州人。1983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经济日报》评论部。1996年下半年，调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总编辑，后任社长。
站在企业家立场做严肃的媒体
作为一本杂志，一个媒体，它怎么能够既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又使自己健康地成长、发展，而不仅仅一味地向企业、企业家示好？
——杨帆
杨帆：前不久我们了解到《中国企业家》杂志以及俱乐部联合做了这么样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吸引业界眼球的一件事儿，那就是绿色公司标杆企业的评选。看到“绿色”这两个字，我觉得还是蛮有意蕴的，刘社长解释一下，是怎么样一个来头？
刘东华：马云从达沃斯带回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题，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这个问题如果今天不解决，明天后悔都来不及。在今天能够活得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为世界，为我们的邻居，为更远处的人类同胞，乃至于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
杨帆：很厚重啊！
刘东华：一开始有质疑的声音，怎么落到实处，会不会太空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还没敢想，中国的很多优秀企业不但想了，而且已经做了。因为他要走很远的路，所以他必须站得更高，他的企业战略必须基于对国家的战略，甚至基于对全球宏观走向的判断。
杨帆：所以说我们的创意和企业家以及企业的行为是暗合的。
在企业家群体还像野草那样从宽厚坚硬的石缝中顽强冒头的时候，这本杂志便坦言，它有鲜明的企业家立场。它致力于使企业家阶层成为中国社会最受尊重的主流人群。
杨帆：作为一本杂志，一个媒体，它怎么能够既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同时又使自己健康地成长、发展，而不仅仅一味地向企业、向企业家示好？
刘东华：你首先要创造公信力让大家相信你，然后创造基于公信力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力不是坏的、恶的、不良的影响力，然后再把基于公信力的影响力变成钱。
杨帆：那这种公信力又怎么样建立起来呢？
刘东华：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觉得，如果要做严肃媒体，必须这样做。如果你没有能力坚持到底，你只能死在半路上，你会比那些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死得更难看。所以我就说，一方面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梦想，另外一方面还必须有对自己的梦想埋单的能力。就是说没有钱的时候，哪怕靠施舍也要坚持下去，让人家觉得这个小孩儿将来有远大前途，而且他长大了，他对大家都有好处，在他缺一口馒头就要饿死的情况下，我们要给他这块馒头吃，但实际上当你把你代表的真正未来告诉这个世界上那些有力量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很珍惜你。
在传媒业内历经多年艰苦打拼之后，《中国企业家》杂志如今已在中国众多商业杂志中独树一帜。它精心打造出财富领袖们交流与沟通的广阔平台，被誉为企业家的精神家园。
企业家的精神家园
每个成功的企业家内心都结满了厚厚的茧子。
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
——刘东华
杨帆：我们每年的企业家领袖年会，号称是中国企业界的奥斯卡，那么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家》这份杂志的这段路走下来还是留下了一些印记。您觉得《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立意以及一贯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刘东华：根本上可能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对企业家这个群体有比较深的理解和把握；第二点就是对媒体本身的规律的把握和驾驭。
杨帆：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与企业家建立怎么样的一种关联？
刘东华：我们可能在媒体领域被大家公认为是最了解企业家，最理解企业家，最能够道出企业家心声的一个平台。可能是在大家对某企业或企业家都抱着贬义态度的时候，我们比较客观；在大家众星捧月的时候，我们比较冷静。我说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不珍视企业家的民族没有未来。每个成功的企业家内心都结满了厚厚的茧子。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
杨帆：我们说《中国企业家》这本杂志和企业家建立了一种特别的、特殊的关联，其中包括这种人文关怀。
刘东华：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企业家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让企业家从原来人们眼中的剥削者、无商不奸者变成了时代英雄、创富英雄。
1996年《中国企业家》一度元气尽失，难以为继，刘东华受命于危难之中，调任《中国企业家》主编、法人代表，后任社长。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杂志早期在社会上点燃过为企业家鼓与呼的火种，那么刘东华就是后来把这火种重新拨亮放大的关键人物。
杨帆：您到任后，开始了一次，可以说是再创业吧。
刘东华：我是1996年下半年过来的，我们叫二次创业。这的确是二次创业，因为当时这本杂志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当时我自己也说，之所以敢来承担这个事情，是凭着一种无知之勇。当时我是想把市场规律运用到文化传媒领域，再把媒体价值释放出来。
杨帆：一定是比较艰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