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周喜：城市资源的经营者
知足，知不足。
——王周喜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革。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天津城投集团）在这个改革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担负起新时期天津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投资、建设、管理重任。借助财政资金与政府资源，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一举突破了城市建设的资金瓶颈，成功撬动近2000亿元的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入到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
集团掌门人王周喜曾于1990年指导建设我国第一条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建设的跨省市高速公路工程——京津塘高速公路。该工程1996年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王周喜也因此项工程荣获199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简介
王周喜，1951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68年~1973年进入天津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三工区当工人，之后历任团支部书记，市政一公司、市政五公司副经理，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考入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2002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现任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幸福城市的幕后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于城市发展有多大的效能？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数据。
——杨帆
一元钱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会拉动8000元的房地产投资。
——王周喜
杨帆：王总，我们知道天津市被评为“2008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这与天津城市面貌这几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无关系。您怎么认为？
王周喜：感同身受地说，老百姓的幸福感无非来自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近五年当中，城市面貌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善。尤其以京津城际高铁和京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二十项民心工程”、“迎奥运综合整治工程”相继竣工。预计到年底，天津将有7大类、61项基础设施工程竣工。2008年成为天津城市建设历史上基础设施竣工数量最多的一年。由此带来的城市综合价值上升、居民收入增加及居住与出行环境的改善，自然会使百姓的幸福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杨帆：身在福中也知福啊！我想问一下，这些项目为什么不是政府直接来投资，而是由天津城投集团完成这些事呢？
王周喜：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在天津城投集团成立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城市建设基本上靠地方财政拿钱，每年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儿，根本承担不起工期连续几年的大型工程。由于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向银行借钱，也就形成了一直困扰各地政府的资金瓶颈。成立“天津城投集团”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一资金瓶颈，因为“公司”是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借钱的。说白了，天津城投集团就是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的一个市场化投融资平台。应该说“城投”起到了一个城市建设的“金融引擎”作用。
杨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里大家都觉得因为公用事业有个“公”字，所以它的投入自然是政府拨款，没得说。
王周喜：现在这个“公”字的属性也没变，政府对它的投入职责也没变，只是它的外延扩大了，不单单姓“公”了，过去用一个词来讲就是“拨改投”。过去是政府拨款来建设，现在政府将资金以资本金的形式注入，作为投入，一字之差“拨”就变成了“投”。以前是单纯的“政府建城、政府养城、百姓受益”，现在的概念是“以城建城、以城养城、全城受益”。
杨帆：既然“拨改投”了，那就要找您要效益了。
王周喜：是的。这个“拨改投”，还要增添一个新内容，就是“拨改付”，属于二次创新。政府要根据与天津城投集团签订的政府采购协议，以城建领域的收入等财政性资金作为购买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应付账款”。这一有着良好政府资金背景的长期收益，是支持天津城投集团长线直接融资的有效依托。我们拿这些收入就可以在社会上发债券，甚至可以发企业债、发我们天津城投集团的债。我们用发行债券得到的资金再修更多的路，更多的桥，使我们的基础设施以更大的设施量增长。
杨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于城市发展有多大效能？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数据。
王周喜：一般来讲，就是一元钱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会拉动八元的房地产投资，一元的房地产的投入又可以拉动2.68个百分点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海河上游综合开发改造项目的竣工就引来沿岸近千亿元的房地产投资。至2010年，海河沿线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将达334亿元，平均每年将拉动全市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你可以算算我们投下去的这近2000亿元，对于我们天津的经济发展起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在视察天津时，对天津工作提出了“一个排头兵、两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选择这个时期对基础设施进行高强度投入，这对我们天津实现新城市定位，对于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营城市资源的修路工
那会儿的艰苦程度可能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与现在民工干的那些活的辛劳程度相比呢？
——杨帆
比民工还要民工。
——王周喜
杨帆：说起来，王总与路相伴、与桥为伍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您无论什么时候谈到路，和一般人的感情都不同吧。
王周喜：是啊，我是1968年参加工作的，介入到路、桥这个领域已经40年了。
杨帆：王总曾经是一个铺路工？
王周喜：我刚参加工作时，是一个马路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修马路。
杨帆：那会儿的艰苦程度可能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与现在民工干的那些活的辛劳程度相比呢？
王周喜：比民工还要民工。现在民工们的工作条件应该说比我们那个时期的要好得多。现在的工棚里有床、有空调、有食堂，我们那个时期，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只有大通铺，夏天别说是空调连风扇也没有，热得要命。工作环境也非常艰苦，摊铺沥青油，现在都是用设备来做，民工无非就是在旁边做一些辅助性的工序，过去我们都是人工摊铺，一车沥青油浇下来以后都要人工一锨一锨地把它铺开。
杨帆：沥青油大概得有多少度？
王周喜：沥青油大都在120度左右吧，应该说是100度以上。摊铺沥青油这道工序一般都是在夏季进行，直射温度有50多度，再加上沥青油自身的100多度，这个温度可想而知。一车油铺下来以后，浑身上下都是汗。
杨帆：那是肯定的。
王周喜：那么这时候要找个地方暂时休息一下，凉快一下，所以有时候就躺在马路边儿上或者是房檐儿底下，或者是楼道里，赶紧消消汗，凉快一下。长时间下来，对颈椎、脊柱都可能造成一些影响。
当年因为感觉身上有股劲儿而选择了修路工这样一份重体力劳动的工作，若干年后他把更大的力气和心思用在了城市资源的综合经营上。
杨帆：从一个铺路工走到了“科技科”并且做了领导，已经很不容易了，您当时完全可以选择夜校读一读，为什么您却毅然放弃了工作和职务，全身心地去做一个全日制的学生呢？
王周喜：关于职务，我当时想的不是太多，应该说上学对我来讲比保留一个科长的职务更重要，因为当时毕竟还比较年轻。
杨帆：这段时间的学习，您觉得对日后自己的事业有一个怎么样的影响？
王周喜：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两门儿课程是运筹学和价值工程学。一直到现在，这两门学科对我，不管在管理上，还是在领导岗位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筹划一件事情，那么我运用从运筹学里学到的一些方法，就能抓住这个工作的关键点，解决好、处理好这件事情。价值工程本身讲究投入和产出的一个价值比，那么实际上我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就是价值工程。
杨帆：所以您是受益匪浅了？
王周喜：受益匪浅，应该说上学，对我后半生的影响很大。
“大交通”的亲历者与筹划者
关于城市交通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特大型城市交通问题是个永恒的难题。
——王周喜
杨帆：在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我觉得特别的亮点应该是在京津塘高速公路这个工程中担任工程负责人。
王周喜：是的，当时这个工程的监理是丹麦的金硕公司，工程师全部都是外国人，这种场面在我们过去修马路时是没有遇到过的。修高速公路有很多技术规范，可以说从管理理念到实际操作，我们对所有的设施设备都非常不适应。
杨帆：因为这份落差，您也少不了经历一些摩擦吧？
王周喜：是的，比如有一次我在工地上进行摊铺沥青油的工序，当时正赶上下着小雨，按照我们日常国内的情况看，100多度的油温，下点小雨，在这种情况下摊铺沥青应该说是对工程质量没有影响的。
杨帆：掺了一点儿水而已。
王周喜：不影响的。但是外国人看得很重，他认为下雨了就不应该铺，我当时感觉把这十几车沥青油拉回去，即使不倒掉也要重新加工，这样得费不少钱，就是说很多投入可能在这个环节当中要浪费掉了。我当时就答应这个外籍监理说车都退回去吧。等到外国监理走了以后，我就用步话机把车又调回来了继续铺，刚要铺的时候那个外国监理又回来了，他说我就知道你要铺，我要杀你们个回马枪。
杨帆：被人识破了。（笑）
王周喜：所以当时我们在质量和进度方面与外国人的理念还有很大差距。
杨帆：因为跟国外工程公司的合作，好像也做了一些创新。
王周喜：是的，后来跟国外监理公司的工程师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们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我记得在我主管的那个项目上，对摊铺机这种设备在引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工程平整度大大提高。
京津塘高速公路是我国第一条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建设的跨省市高速公路工程，它连通北方经济中心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大大超出了预计，在公路建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我们带来了新观念、新技术、新制度，标志着我国公路建设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王周喜：照我个人的看法，解决特大型城市交通问题是个永恒的难题。包括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大城市，到交通的高峰期，特别是上下班的时间也是非常拥挤的，在快速路或者高速公路上堵车超过一两小时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这就需要交通有各项功能的分配和组合。
杨帆：您知道，这期间地铁的建设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
王周喜：是的，天津地铁1号线自投入运营以来，年客运量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地铁2、3号线建设也已经全面铺开。
杨帆：有人说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他的第一交通工具应该是地铁。（王周喜：是的。）好像其他一些城市也是这么样的一个现状，比如说香港、北京。
王周喜：我们还要解决公交和地铁方便换乘的问题，我们叫“零换乘”。换句话说就是，从地铁出来更方便地换乘公交，从公交下来更方便地进入地铁。天津市的地铁建设规划，充分结合了线路两端居民区建设、公交换乘、商业组团设计，这个你可以在新的城市规划展中看到。
杨帆：可以说城投集团参与了天津“大交通”的建设。
王周喜：的确是个大交通的概念，构建“京津”两个特大型城市的“同城效应”，让天津港口城市的优势深入华北、西北、东北腹地，一直是几代天津城建人的梦想。我们和市政府一起出资，组建了“天津铁路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代表天津市政府，与铁道部和有关省市，共同建设京津城际铁路等几条国家级铁路，这使天津城投集团的业务拓展到天津周边区域。现在京津城际铁路已经通车了，天津到北京现在只需短短的28分钟，这把中国两个特大型城市拉得更近，使这两个城市变成一个。而且，京津城际现在也通到了滨海新区，形成了“两城三地”相互支撑的“城市发展群落”。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走向未来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些年职业生涯的感受，您会怎样说？
——杨帆
我想这一句话其实就5个字：知足，知不足。
——王周喜
杨帆：从您刚才的话里，我听得出您对天津城市建设具有深深情结。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些年职业生涯的感受，您会怎样说？
王周喜：我想这一句话其实就5个字：知足，知不足。我想一个人也好，一家企业也好，其实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反思的能力。自我反思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在顺风顺雨时候不骄躁，时时刻刻反思自己有什么不足；另一种是被动的，在生存的危机时刻反思自己，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然后放平心态变革自己，进而走出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这是我这些年为人、从政、干事儿的一个集中体会。
李庆云：左手胆略、右手战略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李庆云
从濒临倒闭的国企到全国服务业500强，他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津门商界传奇。年逾半百三次请缨，使企业重生。在家具业已然称雄区域，又进军汽车售后服务领域，这是蓝海探宝，还是另辟蹊径？
简介
李庆云，环渤海金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渤海）总裁，中国建材市场协会副理事长，从事经营管理工作30多年，连续盘活了3个国有亏损企业，被授予“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30周年功勋人物”、“中华慈善人物”、“天津市优秀企业家”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