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校园
从20世纪50年代起，杨廷宝所从事的设计项目多半是结合教学，或者以他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作为专家而参与其中的项目。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政治路线、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上，民用建设的力量十分微弱。他很快适应了社会大环境，将视角从与单体建筑直接关联的微观环境拓展到了宏观环境的关注上。作为一个建筑师，杨廷宝的作品不如建国前多，但他一贯尊重环境、重视功能、推敲细部、强调实践的执业风格却从来没有变过。
这一时期，杨廷宝的作品主要以校园建筑为主，在规划与建筑设计中，他既注重建筑的新形式，又讲究校园的文脉与传承，恰到好处地使二者达到了完美与统一。1953年，杨廷宝设计了南京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其主体设计采用“一”字形。在设计过程中，他顺应地形起伏变化，将“一”字形平面的底层处理成三个不同的标高，使建筑物的轮廓和周围的地形、山势相呼应，在整体上与环境显得十分和谐。此外，陈列室、实验室和三个大阶梯教室与主体建筑呈垂直布局，分别在纵、横向上与“一”字形平面相交接，一方面使各功能建筑尽可能获得双面采光通风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建筑又相互围合成一个幽静的小院，配以水池、树木，从而创造出优美的教学环境。
在建筑形式上，杨廷宝采用他常用的牌楼形式，局部用十字歇山塔楼，和三段式划分的手法，尽可能将各种屋顶搭接至最佳状态。譬如，在入口设门斗，上为五开间牌楼，入口一侧楼梯顶部设重檐十字脊绿色琉璃瓦屋顶，将水箱藏于其中。这种屋顶比一般的大屋顶更为经济实用，有很强的形式表现力，也是古建筑扩建、增建中最常用的手法。其余教室均为平顶，仅以绿色琉璃瓦加以呼应，栏杆为仿清式寻杖栏杆。整座建筑物的外墙均用青砖清水砌筑，仅檐下及柱枋用水泥粉面，并做出额枋、柱头、霸王拳等装饰纹样，以雕饰表现彩画。可以看出，杨廷宝在校园建筑中仍努力将新的形式与传统建筑语汇相融合。
杨廷宝还指导了南京大学的东南楼（1953年），南京工学院的五四楼（1954年）、五五楼（1955年）、动力楼（1957年）、沙塘园学生宿舍（1957年）、沙塘园食堂（1957年）、中大院扩建（1957年）和大礼堂拆建（1957年）等一系列校园教学楼的设计。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这两所大学虽都源自于三江师范学堂和中央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校园建筑却各有特点。杨廷宝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体现了他尊重历史、重视建筑文化、强调整体环境和谐以及建筑风格沿袭的特点。
在设计南京大学东南楼时，杨廷宝充分地考虑南京大学校园已有建筑群的整体风格及历史传承。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是金陵大学，现在的校园是金陵大学的旧址，其东大楼建于1912年，1917年美国建筑师司迈尔设计了标志性的北大楼，1925年金陵大学工程部的齐兆昌设计了西大楼，都采用了十字歇山屋顶的形式。
北大楼采用塔楼代替西洋钟楼，东大楼和西大楼，在主体歇山顶上另附加一个歇杨廷宝设计的南京大学东南楼局部（苏克勤摄）山屋顶，正立面中部的坡顶向上延伸，其结果是正立面屋顶较突出，而背立面体量却更丰富。
1936年，杨廷宝设计金陵大学图书馆时，使正脊位于同一条投影线上，中部门厅和歇山屋顶高于两侧屋顶，“十”字形平面，使屋顶正、反面都完整一致，而且与北大楼轴线相对。1953年杨廷宝在设计东南楼时，延续历史文脉，将东南楼定位在与学校主要标志性建筑北大楼的横向轴线相平行的副轴线的东端，并面对西端的西南楼，其间是横向宽绿化带，并与正对校园南大门的教学主楼围合成校园前绿化广场。而东南楼单体平面采用“H”形，以保证两翼多数房间为南北向，并以大屋顶形式与校园建筑整体风格一致。只是从东南楼在整体环境中处于配角地位出发，并不像其他校园建筑拔高入口的体量加以强调自身的突出地位，而是谦逊低调地处理东南楼的主入口，并尽量简化细部做法。因此，东南楼的设计无论在与校园环境的整体关系上，还是在造型、细部上，都显示了他出众的环境意识和设计古典建筑的深厚功力。
南京工学院校址是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的旧址，又是原国民政府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旧址，在此之前的1924年就在校区中心区建成了图书馆和体育馆，后来陆续又建成了科学馆（1927年）、生物馆（1929年）和大礼堂（1931年）。这些早期建筑基本上都是西方古典风格，均为坡屋顶，并设有西方古典建筑式的入口门廊。1933年，杨廷宝为当时的中央大学设计了南校门，由三开间的四组方柱与梁枋组成。外形则采用简化的西方古典建筑式样，大门立面自下而上由柱基、柱身、柱头、檐底托板、额枋、檐冠、压顶边条几部分组成，柱式简化、无纹饰，柱身上有竖线纹，十分简洁。至今，他所设计的大门仍矗立在东南杨廷宝设计的原中央大学校门大学校门口，成为东南大学的一个坐标。
1954年，杨廷宝在做南京工学院校园前区的规划时，强调学校应有一个宁静而有文化含量的教学环境，重视延续学校历史文脉和建筑风格，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和布置校园环境，使新、老建筑有比较统一的格调，并有完整的校园中心。
他为校园设计的7幢建筑中，其中5幢教学楼在教学区内，除采用坡屋顶之外，还细心地推敲这些建筑的形式、比例和尺度，以及建筑的材料、细部处理，使之既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痕迹，又结合中国建筑装饰纹样，有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也是杨廷宝在设计中得心应手的惯用手法。值得一提的是，动力楼的平面设计，建筑平面基本是风车形，位于学校前区老图书馆西南，原校园会堂附近。杨廷宝将入口放在风车一角，使建筑之间空出较为方整的用地。风车的几个长翼都是教学用房，教学所需的大空间则被置于端头，特别是南端的生产机械电力装备实验室，层高为普通教学用房的1.5倍，杨廷宝结合楼梯设计来组织空间，即错层处理，这样不会影响其他部分的空间使用，同时保证主要立面的节奏、高度一致，可以说既美观又经济，而主要控制室位于建筑背面，有直接的入口，便于管理和疏散，又在背面形成了内院。大小变压实验室的一翼则与其他建筑又形成一幽静的小院。
此后，杨廷宝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建筑规划讨论，参加了革命博物馆工程设计，以及石油学院、南京农学院总体布局等。
学部委员
1955年，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担任系主任和国家一级教授的杨廷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1955年6月1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宣布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6月3日，国务院公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共233人，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61人。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大家如华罗庚、苏步青、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钱伟长、童第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大家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吕叔湘、季羡林、金岳霖等都在学部委员之列。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三位建筑学大家是技145术科学部委员。成为学部委员的三个条件是：学术成就，对科学的推动作用和忠于人民事业。
在国际上，院士是国家研究院或科学院的重要组成分子。院士一词源于Academy。传说古希腊有一位拯救雅典免遭劫难而牺牲的英雄Academy，为了纪念他，希腊人建立了一个以Academy命名的幽静园林。建成后，该园林成为各流派学者讲学、开展自发的学术活动的场所，因此后来很多学术团体都自称为Academy。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到科学院工作的著名科学家首次被称为“院士”。此后，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都纷纷使用“院士”这一称谓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院士”成为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中国最早的院士产生在1948年3月，当时中央研究院通过五次投票，层层选拔，选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81名院士，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著名学者。吴大猷回忆当时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是这样进行的：“三十五年（1946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这次选举中，除了中央研究机构以外，获选人数最多的四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
“1949年后，老的中央研究体制不能再延续了，但当时的中国仍然要和国际科学界发生联系，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学部委员也就相当于原来的院士，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学部委员的英文译名和院士是同一个词。”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科学基础总体上来说还比较薄弱，学术水平也不是很高，各门学科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因此，国家对未来科学体制进行了思考，但如何组织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一些领导是有所担心的，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在科学家的思想尚待改造的情况下，把科学院作为院士的组织，以院士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可以说是一种冒险。因此，才有了学部这一个学术机构。当然，成立学部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选择，最终的目的是与国外的科学院一样建立院士制度。“学部委员是产生院士的基础。”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开幕词中说“（学部）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按146当时的设想，这个过渡期，也就是实行学部的时间大约是一到三年。但由于种种原因，1957年增选了21位学部委员后，这项工作就停止了。直到1980年，才又恢复学部委员增选。
1955年5月9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认为，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后来根据这个原则，定出一些标准。但总的来说，在自然科学方面，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49年没有离开大陆的基本上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变动较大的是社会科学方面。
技术科学部当选的40人中，涵盖了冶金、机械、电子、化工、水力、桥梁、建筑、声学、光学等领域，其中建筑领域当时仅有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三人当选。
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三人在年龄上相近，三人同为建筑师，同为建筑学教育家，是中国建筑学教育的重要开创者，在建筑创作和建筑教育上思想也相近；但杨廷宝的成就重在建筑设计创作上，梁思成与刘敦桢的成就重在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上，尤其是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可以说三人既有共同点，又各有侧重。
在建筑创作设计上，三人都有作品，但杨廷宝的作品最多，梁思成次之，刘敦桢最少；在建筑思想上，三人均注重建筑形式与功能的结合，均认为建筑应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形式之美，但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以及思想的变化发展上略有不同。
杨廷宝一生主持、参与设计的建筑作品达百件之多，他的设计思想和设计哲学全部包含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形态各异的建筑无声而又强烈地表现出来。他的设计风格稳健、严谨、精致、大方。在作品中他对中外古今的建筑特点兼收并蓄，在设计中量体裁衣，切合实际，照顾全局，结合自然；主张洗练凝重，反对浮华铺张；不喜欢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风格，反对脱离实际，不顾具体经济技术条件的空谈。
杨廷宝认为，“建筑设计是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绝不是我们画几张图就能解决的”。“建筑是解决人的衣食住行四个问题之一。‘住’并不单指卧室而言，就广义来说，凡日常生活上所需用的各种蔽风雨的建筑物都要包括在147内。”他还认为，“建筑学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创造着空间与良好的环境，不断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需要”。
杨廷宝的建筑理论从实践而来，因此其建筑思想表现为实用性与艺术形式的结合，并不断简化繁复的形式，逐渐强调环境意识，采用现代建筑的设计手法，实现向现代建筑思想的迈进。与梁思成相比，他并没有刻意强调建筑结构形式的表现力。“从建筑师本身职业特点而谈，注重实践和反思，而不注重思想的刻意表述，特别是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体现建筑师对功能、形式、结构、材料、构造、经济方面的全面考虑，杨廷宝在这方面也许可称得上是第一代建筑大师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