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故的启示
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给人一条鱼能解决其一饭之需，却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如果想让人永远有鱼吃，那就要教会他钓鱼、捕鱼的方法。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个典故：一位老翁在河边垂钓，有智者、愚钝者两个年轻人走过来，都非常羡慕老翁渔篓中闪耀金光的大鲤鱼。智者说：“老丈，您的鱼太鲜美了，我想得到它。”于是老翁将金色的大鲤鱼送给了他。愚钝者说：“老丈，您的垂钓技术太出色了，我想学会它。”于是老翁让他坐下来静心学习垂钓。智者捧着大鲤鱼高高兴兴地回家，家人和邻居大大地称赞了他，相反都讥笑空手回来的愚钝者。多年过去了，两个年轻人也成了老汉，那位智者因为只会吃现成的而一事无成，而愚钝者却凭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垂钓技术、自立之道和耐得寂寞的劳动，成为富有且受人敬重的人。
这句古话、这个典故对人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在教学中既要传授知识，还要传授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并进行知识创新的方法；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可以让人终身受益。梁启超主张“教人当以方法为主”，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指出：“教员不是拿所有的结果教人，最重要的是拿怎样得着的结果的方法教人。”又说：“教学生不能将所点的金给他（金子虽多终有尽日）……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或者他所得的能和你一样多，或看出你的错处”，“教学生就是教会他打师傅”。他认为，教学生、孩子读书，重要的是让他们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善于思考的习惯；教学生、孩子作文，要让他们掌握“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的规矩；教学生、孩子做学问，要让他们掌握治学的门径与方法。
梁启超在教学中很重视方法的传授。他亲自给学生、孩子们讲读书的方法、作文的方法与研究的方法。他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类书”、“随意涉猎书类”五类，开列了国学各个门类的重要书目，分别提出了各书的阅读建议，如关于《论语》《孟子》，提到“《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他又开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讲授中，对如何教学生写文章这一本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提出记事之文详略要得当，“记事前最详”、“记事后亦须详”、记“事际”即事情经过可略；记人之文要合理选择材料，注意“背景”、“个性”和“他心（兼记他人来做旁衬）”三点；论辩文要“耐驳”和“动听”，即论点无懈可击、富有鼓动性等。他还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述治学方法。可见，梁启超的确是很重视“授之以渔”的。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治学方法的点拨，非常注意让孩子掌握自立自强之道、掌握生存的本领。前面已提到的专精与广博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学与西学的结合等，还有给思成开列国学书目、启发式教学、“三步读书法”，都是在给孩子讲授读书方法、学习方法、治学方法。他还注意对儿女进行修身、治家、做人、处世方面的教育，告诫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和思顺谈“寒士家风”、鼓励儿女“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等，都是给孩子们传授立身处世之道。他的点拨、开导，对子女的影响是很深、很大的。
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法
梁启超推崇鼓励孩子自主探寻、教师家长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他在1897年冬制定的《时务学堂学约》就主张启发式教学。他认为读书应该启发学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提出要让学生在读书过程中联系所学内容“发明新义”。他在1922年发表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批评了“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开工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他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强迫子女被动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注意进行思维上的启发、引导。梁思成思忆说：“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通过热烈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
他告诫孩子学习是“求理解”，不要“强记”，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他给思成寄去《营造法式》，给思永联系好回国实习的工作场所，做孩子成长的引路人，给孩子提出建议，但孩子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路。
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读书”的基本意义包括学习功课与诵读书籍两个含义。梁启超这里所说的“读书”是后一义，即阅读、诵读书籍，包括出声读与默读、精读与泛读，它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方法，如同观察、实验、实习等是学习方法一样。
关于读书之“读”，《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读，诵书也。”即通过“阅”和“诵”达到对书本知识的了解、理解与掌握。白寿彝先生则有过这样的解释：“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诗·卫风·墙有茨》把不可读列于‘不可道’、‘不可详’之后，意思应比‘道’（道说）‘详’（详说）更深一些。《毛传》：读，抽也。《郑玄》：‘抽’犹出也，是有抽绎之意。这个古义，我觉得很好。《孔疏》以为：‘划为诵读，于义亦通。’这是孔颖达的浅见。”白寿彝先生所推崇的“抽绎”是一种深读、精读，要能概括出所读书的要义，抽出精华并演绎发挥、举一反三；他批评为“浅见”的“诵读”，包括了一般的浏览、泛读、诵读。两种方法不可偏废，都是学习的必要途径。
“读书”首先面临的是选书、择书，选择自己所读之书。中外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现在光中国大陆每年的新出版物多达20万种，一个读者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大量图书中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精华的书来读。学者们对选书、择书是很重视的。如如何选读古代文献，梁启超拟定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提出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钱穆提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要读的书，可以通过分类进行选择。梁启超把读书分成精熟类和涉览类，前者可以培养读书心细的习惯，后者可以培养读书眼快的习惯，他提出的“国学入门书要目”也具体区分了包括“随意涉猎类”在内的五类。鲁迅先生把读书分三种：职业的读书，嗜好的读书，消闲的读书。职业的读书是为了升学和本职工作的需要而读书；嗜好的读书是为了满足兴趣的需要而自愿地读书；消闲的读书即随便翻翻，作为消遣用的。
在择好了书之后，如何去读？这就涉及到“读法”、“读书法”。中外名家们的读书方法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苏轼借《孙子兵法》“八面受敌”的术语比喻读书，认为读书如用兵，如果问题很多，就要各个击破，逐一读懂读透。鲁迅主张精读，也强调博览群书，他在《读书杂谈》一文中说过：“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了他对读书方法的有关认识，他觉得若问读书方法：第一，要做“抄录或笔记”，“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第二，“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抄录的随读随抄；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抄录的，也俟读完再抄，当时勿窒其机。”第三，有些书要熟读成诵，“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
他还总结出了“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粗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仔细解剖，疑难处仔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到：“读史的方式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他对这两种方式同样重视：“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途径。二者不可偏废。”
他对子女的读书作了具体、细致的指导，有时还直接推荐、寄去他希望孩子看的书。他希望孩子精读与涉猎结合，因为“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他劝孩子们读书要广博一些，要看一些常识性的、人文艺术类的书；又建议他们有的书要精读，如要求思成“熟诵”《四书》，“必须能背诵”，要求思成“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要求孩子在专业上要专精一些。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慢火炖”从学术的角度，读书的目的在于治学，在于在广泛涉猎与精研专业书籍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因此，梁启超不仅重视对孩子们进行读书方法的指导，还非常重视对他们进行治学方法的引领。他给孩子们谈到了做学问中常常要遇到的几种关系：
一是专精与广博的关系。他担心思成“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建议其注意博览，建议其“多学些常识”。后来，他又强调治学要注意专精，指出专精是通向广博的起点与条件。他说：“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选择一两件专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件件要博，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二是规矩与求巧的关系。梁启超在家书中和思成谈到过“规矩”与“求巧”的问题，指出“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规矩是求巧的一种工具，在学校学足了“应学的规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就有了“求巧”的空间，有了“自由发掘自己性灵的余地”，“习熟规矩之后，乃愈益其巧耳”。他在《中学以上作为教学法》里也谈到：“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绝对不算巧。”在梁启超看来，“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学校所教所学不外乎此；“求巧”只能靠天赋，但如不懂“规矩”，“求巧”就会湮灭，而“习熟规矩”，“便有了的可能性”。因此，在学校学习“规矩”是必须的，“求巧”则有待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三是课堂与课外、学问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启超在家书中谈到了“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还要求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从实际生活中求学问。他在《中学以上作为教学法》里则说：“学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纸的学问，一类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指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做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是纸，我仍是我，社会仍是社会，无益处也。”他认为求知的目的有二：“一是求智，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学问。”
四是“猛火熬”和“慢火炖”的关系。他认为做学问把根基打得越深越好，求学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蹉跌者”，学问不必求猛进，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缓则缓。他要求思顺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不要急于求成，“求学亦不许太急，每来福不可达十时”。他和思成这样说：“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他和思庄也说：“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治学需要猛攻、强攻，也需要积累，需要稳扎稳打、甘于奉献、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