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大师而儿女是各学科领域的专家
在孩子的学业上，梁启超是儿女们严格的老师，他对子女在治学方向上进行引领，在治学方法上进行指导，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点拨，在治学态度上潜移默化，对儿女的成长、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这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科学史也是屈指可数。这与父亲梁启超所发挥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不妨借用一本时下流行的家教书的书名来形容，那就是“好爸爸胜过好老师”。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过，“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父亲梁启超是一位博学的大师，而儿女则是具体学科领域的专家，儿女从某一具体角度、某一学术领域入手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将其拓展、深化。这就像一颗参天大树，父亲梁启超是扎根的树干，而九个子女是分叉的树枝，树干为分叉提供基础与养料，枝繁叶茂是树根的扩展与延伸，他们一起成就了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好大一棵树”。
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这代人既有传统国学的训练，又接触了西方新知，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但有时失之于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或失之于以政治伤害学术。经过五四一代的过渡，成长起了后五四一代专家型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语言学家、文学家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等，他们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梁家父子父女，正是晚清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从大师到专家变迁的一个缩影。
梁启超一生以著书求学为乐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经此变之后，益当知世俗知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唯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常可及也。”民初参与过政治，1917年后告别政坛，专心于学术，“吾一切不问，安心读书著书，殊畅适”。他很博学，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如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文物史、图书文献学、民族学、军事学等，趣味驳杂而“多疏”，他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特点。儿女们选择了父亲开创过、拓荒过、涉足过的某一领域，如思顺的古典文学、思成的文物保护、思永的考古学、思庄的图书馆学、思达的经济学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梁启超还不止一次表示，子女中学自然科学的太少，希望有人朝这一方向努力，思礼在科技上取得的成就，弥补了父亲的缺憾。
为思成完成学业提供帮助
思成赴美留学后，梁启超为他的专业学习提供了很切实的帮助，如介绍研究资料、邮寄专业书籍、提出具体的学习建议、规划考察欧洲建筑的路线等。
梁思成的成就主要在中国建筑史领域，完成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其实，在思成所开拓的中国建筑史领域，梁启超也是先行的涉猎者，曾经搜集过这方面的资料，也有一些“有趣的意见”。梁启超在1928年4月26日致思成夫妇书中谈到：“《中国宫室史》诚然是一件大事业，但据我看，一时很难成功，因为古建筑十之八九被破坏，其所有现存的，因兵乱影响，无从到内地实地调查，除了靠书本上资料外，只有北京一地可以着手。书本上资料我有些可以供给你，尤其是从文字学上研究中国初民建筑，我有些少颇有趣的意见，可惜未能成片段，你将来或者用我所举的例，继续研究得有更好的成绩。幸而北京资料不少，用科学的眼光整理出来，也狠够你费一两年工作。”父亲肯定思成编写《中国宫室史》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又认为要写这部书非到各处实地游历、考察不可，因此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客观条件不允许，建议暂时放一放。“所以我盼望你注意你的副产工作即《中国美术史》。这项工作，我狠可以指导你一部分，还可以设法令你看见许多历代名家作品。我所能指导你的，是将各派别提出个纲领，及将各大作家之性行及其时代背景详细告诉你，名家作品家里头虽然藏得狠少（也有些佳品为别家所无），但现在故宫开放以及各私家所藏，我总可以设法令你得特别摩挲研究的机会，这便是你比别人便宜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你在旅行中便做这项工作的预备。所谓预备者，其一是多读欧人美术史的名著，以备采用他们的体例。关于这类书认为必要时，不妨多买几部；其二是在欧洲各博物馆、各画苑中见有所藏中国作品，特别注意记录。”
父亲还给思成寄过与其专业学习有关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的书籍。1925年，梁思成收到父亲专门寄来的一部重新出版的宋代书籍《营造法式》。据《大匠的困惑》一书所记，梁思成回忆：“1925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是北宋李诫编修的建筑设计、施工专书，是中国古籍中比较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著作，印刷精美，有很多漂亮的建筑构件图和彩画。从此书可以清晰知道“宋代建筑蜕变的程序，步步分明”，并据此进一步把握“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关键。该书长期被埋没，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18年才被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偶然发现。朱启钤对此书极为重视，先是出影印本，1925年校订后又出石印本并分赠亲友，梁启超也在受赠之列。梁启超在扉页上特别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梁思成回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后来，梁思成对该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于1932年写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建国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
梁启超还从毕业后去向的角度，对思成的专业学习提出过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思成当初留学选择美术建筑时，父亲曾有过一个考虑，即思忠去学工程，将来与思成进行合作。但思忠要走别的路，如果思成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将来回国就不适合谋生了。因此，父亲建议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思成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还把治学方向进一步具体到中国建筑史。梁启超又建议儿子不妨在西洋美术史上多下一点工夫，将来或许还可以到学校去当教书匠。父亲鼓励思成继续走学术这一条路：“思忠选择了政治军事，而我以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样的选择是容易使人堕落的，至于你则比较令我欣慰，不要满足于学校的虚荣吧。”为避免思成所学过于单调、知识面过于狭窄，父亲建议思成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他又告诉思成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思成去实践力行，扩大眼界，观察世界，并安排思成夫妇回国途中取道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
薪火相传，父子共同开拓中国现代考古学
思永选择考古学专业，可以说是对父亲事业的一种继承。梁启超有意写一部《中国史》，还希望思永做自己的助手。1926年2月27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表示：“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第一件，我做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望他们在我指导下，帮我工作。第二件，把我工作的结果译成外国文。”思永是堪当此任的，但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做中国史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不过，思永在考古学上、思庄在图书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父亲在“新史学”与图书馆学、目录学等领域的开拓之功。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书信中几次谈到了《中国史》的编写。他在1927年3月10日的信中说：“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帐，若我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3月21日的信中也提到：“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若风声加紧，我便先回天津；若天津秩序不乱，我也许可以安居，便摒弃百事，专用一两年工夫，做那《中国史》，若并此不能，那时再想方法。”
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并高度重视考古学，他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作了重要贡献。早在20世纪初，他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在会上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梁启超则发表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梁启超在讲演中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分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
他进而提出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了新疆、黄河流域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处中国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二是注重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他谈到了“旧方法的改良”和“新方法的引用”，旧方法的改良“例如从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纹文字，以断定它的年代，这种方法，当然十分精确；不过遇着器物上没有花纹文字，那就没有办法了。今后应当在它的质料、形状、色泽上寻出标准，纵然没有文字花纹，亦可能推定它的年代”；新方法的引用“例如有地质学的知识，可以用崖层状况，以判定时代的早晚；有人类学的知识，可以考出头颅骨骼的派别。这类科学，于考古方面，直接间接，裨益甚大。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有的方法，从荒榛断梗中，辟出一块田园来。”梁启超很重视田野发掘。1926年冬，李济、袁复礼主持我国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与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李济后来回忆：“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
梁启超支持思永回国实习，鼓励他参加田野考古发掘。由于战乱，思永回国后没有能如父亲所愿参加田野发掘，原先都已定好1927年10月4日启程，“行装一切已置备，火车位已定妥了，奉、晋战事于其行期三日前爆发，他这回回国计划失败大半了”。这样，思永主要是留在清华从事西阴村文物主要是陶器的整理与研究。“思永出外挖地皮不成功，但现在事情也狠够他忙了。他所挂的头衔真不少——清华学校助教、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新改组）审查员。但都不领薪水（故宫或者有少些），他在清华整理西阴遗物，大约本礼拜可以完工，他现在每礼拜六到古物陈列所，过几天故宫改组后，开始办事，他或者有很多的工作。”思永在国内实习期间基本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这篇硕士论文。
思永在国内期间也给父亲带来了乐趣，父亲写信给思顺提到：“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经不知多快乐了。”
梁思永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成为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其父亲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父女两代结缘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有意让思庄学习自然科学，他在信中跟思庄说“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得知思庄对生物学并无兴趣后，父亲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思庄转而学文学，父亲予以理解与支持。父亲去世后，思庄于1930年获麦吉尔大学文学硕士后，转入哥伦毕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后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思庄的这种选择与梁启超的影响、与家学传统是分不开的。梁启超与梁思庄父女两代人，都是图书馆人，都担任过图书馆馆长，都结缘图书馆事业。父亲是图书馆学领域走在思庄前头的先行者，思庄则成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她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目录学”，被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万木草堂读书期间，就其师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为依托，与数位同道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收录西书300余种，对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着开创性的贡献。1916年蔡锷去世后，梁启超发起创建松坡图书馆以为纪念。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北海快雪堂正式建成，梁启超亲临祝贺。
1925年后直至去世，梁启超更多地关注图书馆事业。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促办“中华图书协会”，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6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成立仪式上，被推选为该会董事部部长的梁启超即席发京师表演说，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为该会的两大责任。他在5月9日给孩子的信中提到“我本来打算二十日后就到北戴河去，但全国图书馆协会月底在京开成立会，我不能不列席，大约六月初四五才能成行”。
二是就任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馆长。1925年12月上旬，梁启超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4月初，梁启超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职。他在1927年7月3日写给思顺的信中提到：“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
三是编写《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两部书。他在1926年1月26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做的事，在编两部书：一是《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一是《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劳。”1927年7月，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通过梁氏关于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提议，并给予津贴。1928年6月18日，梁启超致函袁同礼，报告一年来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情形：“此书编纂颇费苦心，其义例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衍刘略阮录之正绪而适应于现代图书之用。”8月24日，因病请辞《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此前两日，他致信孩子对此作了说明：“我辞了图书馆长以后，本来还带着一件未了的事业，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每年受美国庚款项下津贴五千元。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我的病态据这大半年来的经验，养得好便真好，比许多同年辈的人都健康，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我再三思维，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地辞掉。”9月7日，梁氏接北京图书馆来函，仍请维持续编《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工作。两书因梁氏1929年1月遽尔去世，未能完成。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的重视与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见识，对思庄是很好的熏陶与涵养。梁氏父女在开拓中国图书馆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