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多重角色的好爸爸
每一位父亲都愿意为孩子付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和责任，但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能被孩子认可的好父亲，是每位父亲都要思考的问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母爱比作孩子健康成长的土壤的话，那么，父爱就是阳光。在如何扮演合适的角色、做一个“好爸爸”方面，梁启超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在儿女们面前亦庄亦谐，亦师亦友，亦尊亦亲，扮演了亲情上的好父亲、心灵上的好朋友、学识上的好老师、人格上的好榜样等多重角色。他是孩子心目中长辈的孝子、妈妈的好丈夫、学校里的好老师、社会上的好公民，尤其是爱国如家，对孩子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家的情况是“慈父严母”父亲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很威严、扮“黑脸”，似乎不屑于也不善于以娓娓道来的言语表达对子女的关爱、思念之情，而母亲则是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梁启超则不然，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一位满心慈爱、满怀亲情的父亲。梁启超的400余封家书，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与一群孩子平等而亲切的心灵对话，饱含着款款深情、脉脉亲情和殷殷的慈父之爱。在梁家，孩子的母亲李蕙仙反倒显得严格、坚毅、果决，她在外是一个敢闯敢干的“女强人”，在家是一个让人敬畏的“严母”。因此，梁家的情况与很多家庭的“慈母严父”正好颠倒，在子女看来是“慈父严母”。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提及外祖母时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李蕙仙对梁思成管教比较严厉，曾因他成绩不好用鸡毛掸子绑铁丝打。梁思成小时很喜欢游泳，但李蕙仙规定必须气温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能下水游玩。为了能够游泳，他常常把温度计夹在腋下让气温升高，有一次被妈妈发现了，结果被罚两天不许游泳。对思成与徽因的婚恋，李蕙仙持反对态度，支持“梁林之恋”的梁启超也只能是慢慢劝说，等待机会。倒是被孩子们称为“娘”的王桂荃给孩子们留下了亲切、亲和的印象，梁思成形容“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还说“我们兄弟多人，除早丧的外，后来个个成才，这虽然和父亲的教育有关，但是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应归功于这个普通的‘娘’”。
梁启超亲切地称长女思顺“大宝贝”、“娴儿”、“宝贝思顺”、“Baby思顺”、“顺儿”等；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老白鼻者，老Baby也；给思懿取“司马懿”的外号，也叫“小五”；称思庄为“庄庄”、“小宝贝”，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对岸一大群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等。这些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亲切与慈爱。思礼之女梁旋谈到她的祖父时说：“在我们家里，自上而下都有一个特点，大家全都去营造一种非常自然的爱，梁启超在写信时抬头都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等等。他当时在国内已经比较安定了，小孩都在国外，要不然就是留学，要不然就是工作在国外，他就写信，在信中像大宝贝、小宝贝、乖乖称呼的那些小孩当时都已经三十出头，二十多岁了，可以想想在当时社会中那种大家庭，有谁家家长这样称呼小孩，应该都是比较严肃、威严的。我这些姑姑、伯伯从小被这么叫大的，一看就是非常直白或者非常明显地去表达父爱，这在当时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个环境对小孩心灵滋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温馨、比较宽松的成长氛围，都会有很多益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家庭延续的家庭环境特点。”
梁启超与子女之间的书信洋溢着父女、父子之间互相关爱、互相思念的深厚感情，孩子们记挂着、关心着父亲，而父亲又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孩子们。这种双向的感情交流自然、质朴、直露、温馨而深厚，没有板着的面孔，没有矫饰的虚情，没有相互的提防，没有长幼的隔阂；有的是真情的娓娓道来，有的是亲切的促膝谈心，有的是相互的关心关爱，有的是平等的交流讨论。
梁启超期待着对岸孩子们的来信，而每次接到来信总是让他颇为高兴。他1922年11月的“致思顺书”中说：“我接到你这封信，异常高兴，因为我也许久不看见你的信了，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功夫想。”1923年7月26日的“致思顺书”中说：“一个多月不得你的信，我和你母亲都有点急了。”他在1925年7月9日的信中说：“今天接着大宝贝五月九日，小宝贝五月三日来信，很高兴。那两位‘不甚宝贝’的信，也许明后天就到吧……庄庄你的信写很多有趣话，我喜欢极了。你往后只要每水船都有信，零零碎碎把你的日常生活和感想告诉我，我总是喜欢的。”在10月3日的信中提到，“昨天接到你们五个人的杂碎信，令我于悲哀之中得无限欢慰”。当时，梁启超在忙于亡妻的葬礼，他费了不少心血写了《祭文》，“悲恋不能自胜”，但孩子们的来信让他多少有些许欢慰。他在1926年9月26日的信中：“今天从讲堂下来，接着一大堆信——坎拿大三封内夹成、永、庄寄坎的好几封，庄庄由纽约来的一封，又前日接到思永来一封——令我喜欢得手舞足蹈。”他在1927年10月31日的信中说：“昨日又得加拿大一大堆信，高兴得我半夜睡不着。”
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信，梁启超和家人就会有些担心，他会提醒孩子们要勤一些写信。他在1926年9月4日的信中写道：“今天接顺儿八月四日信，内附庄庄由费城去信，高兴得很……思永两个月没有信来，他娘很记挂，屡屡说：‘想是冲气吧’，我想断未必，但不知何故没有信。你从前来信说不是悲观，也不是精神异状，我很信得过是如此，但到底是年轻学养未到，也不能不有点担心了。”当思成来信很少时，父亲也责怪起来，他在1927年6月15日的信中写道：“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今日忽然由费城打回头相片一包，系第一次所寄者（阴历新年），合家惊慌失措。当即发电坎京询问，谅一二日即得复电矣。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加我的忧虑才好。”1928年4月26日，他写信给回国途中的思成夫妇，也提醒“你来信总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
父亲、母亲期待着在外孩子们的家书，而孩子们也一样焦灼地盼望着父母的音讯。那种牵挂、那种思念是双向的、相互的，正是这种思念的传递使得互通音讯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古人有“家书抵万金”之说。梁启超在1928年1月22日的“给孩子们书”，提到孩子们急等其书信时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撅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作为父亲的他，给孩子写信的确是很勤快的，所以像这样被孩子们“责怪”的情况是很少的。
梁启超疼爱女儿是出了名的
梁启超疼爱自己的儿女，他对海外儿女的思念是出了名的。有的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梁启超疼爱儿女不分男女，他疼爱男孩，也疼爱女孩，他觉得爱是不能拿来作对比的。女儿更为敏感、柔弱，因此，梁启超对女儿的照应可能还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曾提到：“吾爱女之名举国皆知，故交相见者，无不问汝，却无人问思成以下。”
我们可以从家书中品味到梁启超更“偏爱”女儿的一些细节。1912年12月5日，他致书思顺，让其给弟妹分派所赠礼物：“有摹本缎两段，乃赏汝两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国缎一段则赏汝者也。汝三人将所赏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金器两件赏汝，汝两妹亦各一件，此次如姊妹所得独多，汝诸弟想气不忿矣。”1923年8月1日，他在致思顺书中说：“我和思庄说，明年姊姊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思同（梁启超称其为“同同”、“小白鼻”）是梁启超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1926年9月27日，梁启超写信给海外的孩子，告知他们这位小弟弟出生的消息，信中说“你们姊妹弟兄真已不少，我倒很盼他是女孩子，那便姊妹弟兄各五人，现在男党太盛了。”他还说过：“但我到底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他，直到今天还没有抱过一会哩！我想他若是个女孩子，也许我便格外爱他。”甚至在思顺的小儿子周嘉平出生前，梁启超也表达了希望再添个孙女的愿望，他在1928年4月28日的“致思顺书”说：“这信到时，计算着你快要分娩了，我正天天盼平安喜电哩，我也极望添一个孙女儿，得电后即命名寄去。”
梁启超疼爱孩子不分男女，与其所主张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严厉批判女性缠足，极力主张女子教育的必要，力主教育性别公平。他在家里很好地实践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不让自己的女儿们缠足，让她们和男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他的女儿都接受过教育，都有自己的事业，大女儿思顺早在1908年就出版了《艺蘅馆词选》；次女思庄先留学加拿大，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图书馆学，终成了图书馆学方面的专家；三女思懿也学过医学、历史学等，后来担任了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务；四女思宁则成长为革命战士。
梁启超与长女思顺感情尤深，他写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家书，其中大部分是写给思顺的。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家里琐事，不管是高兴之时还是苦闷之时，梁启超都与思顺进行沟通，并尽袒心迹。
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先行回国，此时，父亲想到了还在日本的家人，想到了爱女“竟日游宴，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乐事……吾恨不得汝即日归来，掣汝同游”“吾每有游宴，辄念吾爱女，恨不能与偕”。为了准备家人的回国，他购置地产、布置房间，包括不惜重金并亲自为女儿布置闺房，“汝将归时吾必为汝室中精心结撰陈设完备，令我宝贝一见大悦，在京寓亦为汝别设一室也”，“汝之精室布置极惬意，然已费八百金矣。此外全家家具费乃不满二百金也。吾之书房即在汝室旁，试思吾之宝贝归来，吾岂肯令其离我寸步者。”
他对女儿思顺的想念，在醉酒后会“爱如潮水”、此情难禁，“吾日来昏沉于著书，无暇念汝，每醉辄念，今方醉耳”。1912年12月20日给思顺的信中写道：“吾独处不适，狂饮自遣，今宿酒未解，得汝书极慰耳。因思若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故念汝不能去怀，昨夕酒后作一短简，今日视之乃连呼汝名耳，可笑之至。”1922年11月29日的信中写道：“四五日前吃醉酒……忽然想起来了，据廷灿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1923年11月5日的信中写道：“晚间独斟醉了，好孩子别要焦急，我并不怎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想不起来了。”该信还提到，“徽音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梁启超晚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身体不适时更思念女儿，“吾心中体中每有不适，辄念汝，以为汝在侧，必可以减我之苦痛”。有一次将辛劳成疾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女儿，信寄出后便马上后悔了，“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汝千万不许担忧着急。”1926年因便血加重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尿血症。他怕女儿过分担心，在信中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他1927年写给思顺的信中说：“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就流泪。你们个个都把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从这些情景，不难体会出父女之间的真诚关怀、真诚体谅。
梁启超对思庄、思懿、思宁也都很疼爱，有许多父亲疼爱孩子的感人细节。思宁回忆到，有一次她和五姐思懿在花园里推小车玩，两人一起摔倒，梁启超赶来一手抱起思懿，一手抱起思宁，替她擦干眼泪，又轻轻吹着五姐摔伤的额头。她还回忆，父亲“喜欢每一个孩子，但是他总是很忙，很少带孩子玩。有时高兴，就会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叫到他身边，领着我们玩。他对最小的儿子思礼特别宠爱，我是最小的女儿，也很娇惯我，有时会抱抱我”。
提醒孩子们尤其要注意身体
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有的家长可能会把学习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但在梁启超看来，学习能否出成绩还在其次，身体健康是更重要的。他总是提醒孩子们要尤为关注健康。
他在1912年12月16日给还在日本的思顺写信，告诫她学习进度要以身体舒适为前提，该休息要休息，不能为了赶学习进度而影响健康，信中说：“来复日必须休息，且须多游戏运动（可与诸师商，每来复最多勿过十时。因自修尚费多时也，可述吾意告之，必须听言，切勿着急）。从前在大同学校以功课多致病，吾至今犹以为戚，万不容再蹈覆辙。”他告诫长女思顺：“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此间请商诸师，若能缩短数月固佳，否则迳如前议至明年九月亦无不可，一言蔽之，则归期以诸师之意定之。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也。”他建议思顺，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宁可放慢学习进度，可与日本老师商量推迟归国日期。
在此后的书信中，可以不断看到梁启超对思顺的关注与挂念。他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写道：“看见你的信，四月二十前后还像没有复元的样子。五月三日的信还说‘稍微累点，就不舒服’，真令我诧异……我一月以前，绝不担心你的病，因为我拿自己做例，觉得受手术不算一回事，但是接连看你的信，倒有点不放心了。我希望不久接着你完全复元的信说：‘虽累了，也照常受得起’，那才好哩。”他在1927年12月24日的信中劝思顺在生活费用上不必过于节俭，不行的话可从用于投资的营业款上挪用些，“万不可惜费，致令体子吃亏。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哩。”他在1928年10月也致信思顺，劝其不要在吃的方面太过节省，信中说：“思成说你们吃得太坏，我和全家人都不以为然。宁可别的节省，吃得坏会伤身子，于孩子尤不相宜。”
思成自幼体弱，出国前又遇车祸，其身体一直为父亲所牵挂。思成原打算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即出国，但遭遇了车祸，父亲力主推迟一年出国。他致书思成指出，“吾意以迟一年出洋为要”，“盖身体为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遗终身之戚，甚不可也”。思成出国后，父亲对其身体还是放心不下，他在1925年5月1日致思顺的信中提到了思成的身体：“林宗孟（按：指林长民）说思成病过一场（说像是喉症），谅来他是瞒着家里，怕我忧心，但我总要你见着他面，把身体实在情形报告我，我才真放心哩。”5月9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又问：“思成身体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还要求“成、永二人赶紧各照一相寄我看看”。父亲也时常直接提醒思成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11月9日的信中提到：“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梁启超还决定每年给思成寄去五百美金左右用于增加营养。
1928年8月，思成夫妇回国，梁启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的身体，“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
老来得子，格外喜爱“老白鼻”梁启超晚年，出生于1924年8月的思礼还小，正处于好玩的年龄，能陪父亲在工作之余逗乐，梁启超对他非常喜爱，称其为“老白鼻”。父亲对这个最小的孩子宠爱有加。
他在给思顺等海外孩子们的书信中，常常以细致、幽默的笔墨描写“老白鼻”，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1925年，梁启超在5月的一封信中说：“有一天在外边吃饭，偶然吃了两杯酒，回家来，思达说：‘打电报告姊姊去’，王姑娘和小思礼说‘打电报给亲家’，小思礼便说：‘打！打！’闹得满屋子都笑了，我也把酒吓醒了。”此时的思礼还不满周岁，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说话，但已能给家长带来乐趣了。
6月下旬，梁启超“代”思礼写了二阕寄给思顺，《好事近·代思礼题小影寄思顺（滑稽作品）》“昨日好稀奇，迸出门牙四个。刚把来函撕吃（事实），却正襟危坐。一双小眼碧澄澄，望着阿图和。肚里打何主意，问亲家知么”；“谢你好衣裳，穿着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着，两亲家心照。”“谢你的衣裳”是感谢思顺从国外给思礼寄来新衣；“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瞻儿是思顺、希哲夫妇的长子周同轼的小名，他比思礼年龄大得多，但却是思礼的晚辈。回忆起这段往事，梁思礼倍感亲切，“周同轼经常用这封信的内容跟我开玩笑，谈笑之间总能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梁启超在7月10日的《给孩子们书》中提到：“老BABY好玩极了，从没有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很够他的肺开张了。自从给亲家收拾之后，每天总睡十三四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什么人抱他，他都不要，一抱他，他便横过来表示他要睡，放在床上爬几爬，滚几滚，就睡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他虽然还不会叫亲家，却是会填词送给亲家，我问他‘是不是要亲家和你一首’，他说‘得、得、得，对、对、对。’”思礼、思顺为何互称为亲家，梁思礼后来解释：“为什么管我大姐我们之间互称为亲家呢，这也是我父亲的趣味主义的来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叫大姐的孩子，它不是儿女亲家，因为我们俩差得太远了，所以呢就是干亲家，就是我大姐的所有儿子女儿，全是我的干儿子，跟干女儿。”老BABY即思礼，稍后又称为“老白鼻”。
“老白鼻”能给父亲带来欢笑，逗“老白鼻”开心也就成了梁启超每天休息娱乐也是疼爱幼子的一种方式，同时给孩子带来了美好的童年。他在8月3日的信中写道：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便打打牌，和‘老白鼻’玩玩，绝不用心”，也就是把读书、著述的事先放一边了。信中还说：“老白鼻却黑了许多了，昨天把秃瓜瓜越发剃得秃，三姊听见又要怄气了。今天把亲家送的丝袜穿上，有人问他‘亲家送的袜子’，他便卷起脚来。他这几天学得专要在地下跑（扶着我的手杖充老头），恐怕不到两天便变成泥袜了。”
同年8月，梁启超在北戴河购置了房产，因此，带着孩子到海滨嬉游，就成了梁家父子、父女们新的乐趣，这自然也缺不了“老白鼻”。他在8月16日的信中写道：“司马懿、六六拾得许多螺蛤壳，把我们新辟的曲径都滚上边了。我们全家做工的时候，便公举老白鼻监工。但这位监司是‘卧治’的，不到一会工夫便在树底藤床上酣睡，我们这些工人趁着空儿都一哄而散，下海去了。”
“老白鼻”三个字成为思礼特有的甜蜜，也成了父亲营造幽默的家庭氛围的源泉。梁启超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提到“老白鼻一天到黑‘手不释卷’，我们爷儿俩都变成书呆子了”；9月14日的“给孩子们书”中更戏称“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他在9月17日的信中又给思顺描写了思礼聪慧的一面：“二叔和老白鼻说，把两个小妹妹换他的小弟弟，他答应了。回头忽然问：‘哪个小弟弟？’二叔说：‘你们这个。’他说：‘不，不，把叔的小弟弟给你。’你们看他会打算盘吗？”
1927年1月27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机会（他又来了，又要写信给亲家了）。”2月23日的信中提到：生日那天接到北美那群孩子的贺寿电，“你们贺电到时，我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他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我都深受你们了。老白鼻好玩极了，最爱读书，最爱听故事，听完了就和老郭讲去，近来又加上和他的小弟弟讲，我书房里有客便不进来，有学生便进来，他分别得出哪些人是客，哪些是学生。学生来谈话时他便站在旁边听，一声也不言语，可以听到半点钟之久。”思礼回忆，“我小的时候在饮冰室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的房子分为老楼和新楼两部分，新楼就是我父亲的书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饮冰室。”平时孩子们很少能走进饮冰室，如果能到里面转一转，是父亲梁启超对他们莫大的奖励。但在饮冰室中，却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梁启超手把着思礼的小手，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信。
3月，京津间闹了一场流行病，是肺炎，夺去了一些孩子的生命，包括梁启超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同同”，老白鼻也很危险，“他娘还带着老白鼻住院四天，现在总算安心了。你们都知道，我对于老白鼻非常之爱，倘使他有什么差池，我的刺激却太过了。”月底，孩子的病又有反复，“下午忽然发起烧来，夜里到三十九度四”，梁启超心里又急又乱，只好“靠临帖来镇定自己”，送协和医院抢救后转危为安。4月2日，他致信思顺转告了消息：“前三天因老白鼻着急万分，你们看信谅亦惊惶，现在险象已过，大约断不致有意外”，“老白鼻平安，真谢天谢地，我很高兴，怕你们因前信担忧，所以赶紧写这封”。
无论是对孩子平日的喜爱，还是对孩子寓教于乐的启蒙，还有孩子病重时的焦灼，都体现了父亲深深的亲子之情。
与孙儿的“隔代亲”“几代同堂、其乐融融”，这是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的一种憧憬。梁启超在世时，思顺、希哲夫妇已有4个孩子，因此，他不仅关心儿女这一代，也有祖辈爱孙儿的“隔代亲”。
思顺的四个儿女，名字都是梁启超起的：
长女周念慈，外国名叫Nancy，小名桂儿，为纪念她的祖母；长子周同轼，外国名叫Tomy，小名瞻儿，由苏轼的名字而来，生在北京；次子周有斐，外国名叫Philip，小名斐儿，因出生在菲律宾；三子周嘉平，外国名叫Charlie，小名叫嘉儿，因出生在加拿大。
梁启超在书信中不仅充满了对儿女的关爱之情，也流露出对孙辈的喜爱之意。他称呼的“大孩子、小孩子们”、“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有时也包括了孙儿，也就是他所说的“小白鼻们”。在嘉平出生之前，他就常在书信里夸奖三个孙儿，或流露喜爱之意。他在1923年1月21日致书思顺：“我现在回家看见许多小宝贝，忘记了你这个大宝贝，把三张好玩的小照寄给你的三个小宝贝吧。”短短一封信，既流露了对自己儿女的深深亲情，也表达了对孙辈的厚厚爱意。他在1925年8月3日的信中说：“瞻儿有人请写对子，斐儿又会讲书，真是了不得，照这样下去，不久就比公公学问还高了。”8月16日的信，提到了要给桂儿预备奖品。9月14日的信中又问寄来的海外孩子合影里“为什么没有斐儿在内”。他不只思念远方的儿女，也一直在想着孙儿。
1926年3月初，正在住院的梁启超接到了孩子们给他贺寿的电报。他回了信，信中说：“刚被医生灌了一杯蓖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堂，过生日要挨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Baby，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我想作一首诗，唱唱这段故事，但作来作去作不好，算了罢。”还在医院住着，还那么乐观，还不忘与孙儿打趣，又告诉大小孩子们“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病床上临帖了”，“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从1927年初起，希哲、思顺有了从加拿大调往别处的想法，但梁启超从孙儿培养的角度，建议在那再呆上一阵，“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你们在坎虽清苦，但为桂儿姊弟计，比在菲律宾强多了。第一是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第二是大陆的教育，到底比殖民地好得多。”
他在1928年2月13日的“致孩子们书”中更对三个孙儿都充满爱意地说了一番：“桂儿，你的孟城好玩不好玩？老白鼻有一天问公公说：‘我的干姑娘为什么用我做干爹？’（这是老白鼻自己的话）公公实在答不出来，你写封‘安禀’来，详细的把理由告诉他罢。瞻儿，我听说你在学校里，老把第一把交椅把着不肯让给别人，公公高兴得很。你每天在学校里出来多玩回罢，不然以后真要变成书呆子了。斐儿，我听说你会弹琴了。你快弹一个，用无线电打回来。公公这里有收音机，我同老白鼻也要听听。”
思成寄回他与徽因在加拿大举行婚礼后的全家合影时，梁启超对照片上的每个儿女、每个小外孙都作了仔细的观察，并在5月5日给思顺的信中作了细致、有趣的描绘。信中提到“三个孙子都极有趣，斐儿酷像他爸爸，瞻儿和新郎一比，真是‘外甥似舅’了，桂儿越长越美了，他们三个那种高兴样子，像是比新人还得意。”
嘉平出生前，梁启超就给他取好了名字，他在1928年5月13日给思顺的信中说：“此信到时，计算你应该娩身了，我正在天天盼望平安喜电哩。你和忠忠来信，都说‘小加儿’，因此我已经替他取得名字了，大名叫做‘嘉平’，小名就叫‘嘉儿’，不管是男是女，都可用（若是男孩外国名可以叫做查理士）。新近有人送我一方图章，系明末极有名的美术家蓝田叔（《桃花扇》中有他的名字）所刻‘嘉平’两字，旁边还刻有黄庭坚五句，刻手极精，今随信寄去，算是公公给小嘉儿头一封利是。”
在得知添丁喜电后，梁启超于6月19日致书思顺，信中说：“三天前得着添丁喜安电，阖家高兴之至，你们盼望添个女孩子，却是王姨早猜定是男孩子，他的理由说是你从前脱掉一个牙，便换来一个男孩，这回脱两个牙，越发更是男孩，而且还要加倍有出息，这些话都不管他。这个饱受‘犹太式胎教’的孩子，还是男孩好些，将来一定是个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