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孩子的择业就业问题，是每一位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学校、社会和国家都会广泛关注的。梁启超也关注孩子的职业，他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他指出，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唯有无业游民，那是圣人拿他也没办法，所以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现在的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就业问题上对父母有着严重的依赖，希望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满意合适的工作，自己没有为就业做充分的准备，在择业时又拿不定主意，事事依靠家里人，而不愿付出自己的努力。父母关心关注子女的就业，出主意，想办法，找门路，都是人之常情，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子女及早动手，努力学习，通过提升自身素质入手，为就业谋生作好准备，同时要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避免过度趋热避冷、“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也避免以现实主义取代自己的理想和“眼界高、能力低”等倾向。
在指导孩子选择专业、选择职业与实现就业问题上，梁启超这位父亲的做法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之处。
在梁启超看来，职业无所谓高低，事业无所谓大小，只是为社会做事的岗位，关键在自食其力，适合自身；关键在人尽其才，用其所长；关键在能够通过做事回报社会。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再普通的职业也可以有闪光点，只要鞠躬尽瘁，努力向前，在每个职业岗位上，都是可以发出光亮的。对一个孩子来说，有事可做、有业可就是第一步，也是第一位；首先是不能当无业游民，不能游手好闲；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1923年11月5日，他致信思顺：“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他还曾经发表过《敬业与乐业》的讲演，指出“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
当然，梁启超也主张职业最好与人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把就业视为谋一饭碗。1928年4月26日，他致信思成夫妇，认为职业是求自立，但最好符合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
“做官实易损人格”千百年来，儒学倡导“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使“官本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厚传统。在现实社会中，“官本位”还有着广泛、深厚的影响，社会价值观以“官”来定位，择业就业也首选做“官”，于是，报考公务员一再出现火爆的场面，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官迷”。
在发达国家，声望靠前的职业多为医生、教授、法官、律师、工程师等一类高级知识分子，而我国的“城市居民职业声望表”的调查表明，列在前位的还是官员。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社会领域的改革，也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认识显得颇为独到与超前。
“做官实易损人格”，这是梁启超同女婿周希哲说的话，这层意思他也同自己的子女多次谈起。他在1913年4月18日致思顺的信中，表示“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同时表示希望希哲“入大学为教授”。后来，希哲做了外交官，梁启超并不满意，多次表示希望他改行干教育或做实业。1916年10月11日，父亲致信思顺，提到：“希哲就外交部职无妨，吾亦托人在国务院为谋一位置，未知如何？领事则须侔外交总长定人乃可商。但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此后，梁启超多次致信思顺，希望希哲辞职改行，不再从政。
1921年7月22日，他致信思顺说：“吾日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盖此种鸡肋之官，食之无味，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虽不辞亦不能久，况无款可领耶？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更做官数年，恐将经商机会耽搁，深为可惜。”“希哲之才，在外交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做外交官常须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
梁启超在1925年7月10日的书信中，还让希哲利用余暇看书学习，信中说：“希哲既有余暇做学问，我很希望他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因为欧战以后国际法的内容和以前差得太远了。十余年前所学现在只好算古董，既已当外交官，便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还有中国和各国的条约全文，也须切实研究。希哲能趁这个空闲做这类学问最好。”希哲在这个方面知识上的准备，为他回国后在大学当教授教国际法创造了条件。
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在“致孩子们书”中回答了思成提出的自己和弟弟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有用无用”的问题。在其看来，一流学者、文化人的贡献，并不亚于政治家。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了。”
1928年9月，离去世仅几个月的时候，梁启超仍在考虑周希哲未来的生计，还是希望其改行。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我想希哲如果有门路不妨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限量。”
10月12日，他写信给梁思顺，说到他对政界的厌恶：“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万贯，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觉得从政界抽身退出是一件幸运之事。
梁启超的儿女个个成才，其中，多为各学科出类拔萃的学者、专家，这与父亲厌恶“官本位”的取向、不提倡子女从政，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也按“官本位”去设计子女的人生之路，恐怕是难以出现“一门三院士”的家教奇迹。2005年温家宝探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中国教育界、中国社会急需破解的一个艰深问题，相信身为父母的也都很关心。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可以从梁启超的家教案例中找到启示。
也支持思忠“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梁启超并非一般地反对子女从政，而是主张尊重个人意愿，如他对思忠“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的选择就是肯定的。
思忠在出国前已表明了有意“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梁启超也已接受。1926年2月27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提到：自己住院时，思忠很焦急，“忠忠真没出息，他在旁边看着出了身大汗，随后着点凉，回学校后竟病了几天，这样胆子小，还说当大将呢”。“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他本来想思忠学工程，将来和他合作。现在思忠既走别的路，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由于思忠自有打算，连带着父亲操心起思成的专业来。
思忠去美国留学后政治热情很高，选择了学习政治，还有意加入政治团体，梁启超不无担心，但又觉得要尊重孩子的志愿，他在1926年12月写给梁思忠的信中表示：“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
他在1927年2月16日的信中，又提到：“忠忠会自己格外用功，而且埋头埋脑不管别的事，好极了……你既走军事政治那条路，团体的联络是少不得的，但也不必忙，在求学时期内暂且不以此分心也是好的。”
他在5月5日的信中明确表示：“你明年能进西点便进去，不能也没有什么可懊恼，进南部的‘打人学校’也可，到日本也可，回来入黄埔也可（假使那时还有黄埔），我总尽力替你设法。就是明年不行，把政治经济学学得可以自信回来，再入那个军队当排长，乃至当兵，我都赞成。”但鉴于国内变局，他也不看好“党军”，因此反对思忠回国，“现在殊不必牺牲光阴，太勉强去干”。
梁启超还希望思忠在国外留学后，再入国内的军校。他觉得既然“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那么，国内的人脉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忠忠学业的事情，我新近去过一封电……我的主张是叫他在威斯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因为美国决非学陆军之地，而且在军界活动，非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不可以。”后因国内政局动荡，思忠回国入国内军校的打算取消，“幸亏思忠没有回来。前所拟议的学校都解散了。生当今日的中国再没有半年以上的主意可打，真可痛心”。
思忠不仅自己的政治热情很高，也不主张父亲对政治过于冷淡。思顺的信中也说过“不能不管政治”。他们的态度对父亲也有触动。
梁启超在1927年1月底的信中说道：“忠忠的信很可爱，说的话很有见地，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不过出面打旗帜，时机还早，只有秘密准备。”2月28日的信中又提到：“忠忠信上说的话很对，我断不至于在这当口儿出来做什么政治活动，亲戚朋友们也并没有哪个怂恿我，你们可以大大放心，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我已经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全部的具体主张，现在先在清华讲堂上讲起，分经济制度问题、政治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四项……现在同学颇有人想组织一精神最紧密之团体（周传儒、方壮猷等），一面讲学，一面做政治运动，我只好听他们做去再看。我想忠忠听着这话最高兴了。”
5月5日的信中从思忠的“激进”谈到自己的政治态度，表示：“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狠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
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在骨子里还是牵挂的，因此与思忠也就有共同语言，与年轻学生也有心灵上的相通，但当时国内政局确实有让他心灰意冷的地方，且到晚年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自然要影响到他对政治的态度，也影响到他对子女从政所持立场。
关心思成与徽因的职业问题
正像在婚姻问题上，梁启超生前只是操心了长女思顺与长子思成；在孩子职业问题上，匆匆离世的父亲也只管到了思顺一家与思成一家。于思顺一家，让父亲费了不少心力的是希哲的“调职”，而于思成一家，在思成夫妇回国前后，梁启超为他俩的职业生涯没少思量与忙活。
在思成夫妇回国途中，梁启超在家里认真考虑、筹划着他们的职业，也多次写信与他们进行沟通。父亲在1928年4月26日的书信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思成夫妇的职业问题。信中说：
你们回来的职业，正在向各方面筹划进行，虽然未知你们自己打何主意。一是东北大学教授，东北为势最顺，但你们专业有许多不方便处，若你能得清华，徽音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一是清华大学教授，成否皆未可知，思永当别有详函报告。另外还有一件“非职业的职业”——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六朝）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们，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亦盼望到家以前先用信表示。你们既已学成，组织新家庭，立刻去找职业，求自主，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我的意思，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不妨，暂随缘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一般毕业青年大多数立刻要靠自己劳动去养老亲，或抚育弟妹，不管什么职业得就便就，那是无法的事。你们算是天幸，不在这种境遇之下，纵令一时得不着职业，便在家里跟着我再当一两年学生（在别人或正是求之不得的），也没有什么要紧。所差者，以徽音现在的境遇，该迎养她的娘娘才是正办，若你们未得职业上独立，这一点很感困难。但现在觅业之难，恐非你们意想所及料，所以我一面随时替你们打算，一面愿意你们先有这种觉悟，纵令回国一时未能得到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回来时立刻得有职业固好，不然便用一两年工夫，在著述上造出将来自己的学术地位，也是大佳事。
该信末尾另有附言：“清华教授事或有成功希望，若成功（新校长已允力为设法）则你需要开学前到家。届时我或有电报催你回来。”该信提到的可供选择的单位有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庞莱臣画室，此外还有基泰建筑公司也希望思成去那里工作。后来，思成最终就职于东北大学，有两层重要因素：
一是清华归属问题上陷于纷争，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与外交部双方互不相让，正常校务难以开展，经双方协商同意委派梁启超暂代校务。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不愿意给人利用手中权力将儿子塞进清华的感觉，遂代表儿子表明了不去清华任教的意向。他在6月10日信中作了解释：“前在清华提议请你，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我劝校长增设建筑图案讲座，叫你担任，他很赞成，已经提出评议会。闻今年此类提案甚多，正付审查未表决，而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况且东北相需是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因此我便告校长，请将原案撤回，他曾否照办，未可知，便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几年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会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前议作罢，倒反干净哩。”
二是梁启超多次陈述了清华园生活过于舒服，不愿意思成夫妇消磨于其中。梁启超在5月4日的信中，对清华大学与东北大学的优劣做了比较。他在信中说：“论理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尤其是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我本来不十分赞成，朋友里头丁在君、范旭东都极反对，都说像你所学这门学问，回来后应该约人搭伙办个小小的营业公司，若办不到，宁可在人家公司里当劳动者，积三两年经验打开一条生活新路。这些话诚然不错，以现在情形论，自组公司万难办到（恐必须亏本。亏本不要紧，只怕无本可亏。且一发手便做亏本营业，也易消磨志气）。你若打算过几年吃苦生涯，树将来自立基础，只有在人家公司里学徒弟（这种办法你附带着还可以跟着我做一两年学问也很有益），若该公司在天津，可以住在家里，或在南开兼些钟点。但这种办法为你们计，现在最不方便者是徽音不能迎养其母。若你得清华教授，徽音在燕大更得一职，你们目前生活那真合适极了。只怕的是‘晏安鸩毒’，把你们远大的前途耽误了。”“东北大学事也有几分成功的希望，那边却比不上清华的舒服（徽音觅职较难），却有一样好处，那边是未开发的地方，在那边几年，情形熟悉后，将来或可辟一新路。”
在此后给思成夫妇的几封信中，梁启超也反复强调了这层意思。5月8日的信里说：“清华事亦已提出评议会，惟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更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5月14日的信中说：“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都议聘思成当教授，东北尤为合适……关于此事，我有点焦急，因为未知你们意思如何（多少留学生回来找不着职业，所以机不可失）。但机会不容错过，等那边聘书来时，我径自替你收下了。”
关于思成夫妇的职业，梁启超也和思顺等通过气。他在5月4日致书思顺谈到：“关于思成职业问题，你的意见如何？他有点胡闹，我在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信和他商量，及此他来信一字不提（根本就来信太少），因此我绝不知他打如何主意，或者我所替他筹划的事，他根本不以为然，我算是白费心了。这些地方，他可谓少不更事，朋友们若是关心自己的事，替自己筹划，也应急速回话给他一个方针，何况尊长呢？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事劳动我的思虑，也是他的孝心，但我既已屡屡问及，总要把他意旨所在告诉我才是。”父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主要当在人在旅途的思成夫妇通信不便。随着事情的进展，梁启超也向思顺作了通报。他在5月13日给思顺的信中也对选择东北大学作了解释：“清华及东北大学皆请他，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到彼后便可组建公司，从小规模办起，徐图扩充，所以我不等他回信，径替他做主辞了清华，清华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6月19日的信里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系初到校教员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尚未得他信，他来信总是很少）。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因思成夫妇还在归国的旅途中，在取得梁启超的同意后，东北大学于6月19日先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东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4月26日，张学良于1928年接任校长后，积极网罗人才，全校的师资大部分都留学于英、美、法、意、德、日、俄等国的世界名牌大学。在思成夫妇旅欧期间，东北大学就有意请美国宾大建筑系毕业生、梁思成留美时的校友杨廷宝去当建筑系主任，但他已接受了上海基泰公司的聘请，不能北上赴任，便向校方推荐了梁思成。5月7日，他致书梁启超商量此事。次日，梁启超又致信思成，转告“廷宝谓奉天建筑事业极发达，而工程师无一人，汝在彼任教授，同时可组织一营业公事房，立此基础，前途不可限量。渠甚望汝先往开辟，渠将来尚思与汝搭伙云云”。
梁思成夫妇回国不久，就赶在东北大学开学之前走马上任，担任建筑学系系主任，承担起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的重担。
思永也学了冷僻专业
多数家长在指导孩子选择专业时，会紧盯着热门专业。有的家长把孩子选择专业完全等同于职业选择，只考虑所谓的“热门”专业，因而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热门专业志愿的“撞车”现象十分严重，导致高分落榜现象较为普遍；有的家长在孩子填报志愿时，往往不考虑孩子的学习兴趣，形成了盲目填报的误区。
梁启超在孩子的专业选择上，可谓独辟蹊径、别具一格，思成学了冷门专业，思永也学了冷僻的考古学专业。兄弟俩都学有所成，都成了院士，与当初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设计是分不开的，与梁启超的学术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显示了他的独到、深邃、博大的学术眼光。
梁启超让思永学考古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谈到过：“听父亲说，他之所以选择考古，是因为祖父梁启超的影响。在当时，很多国外的‘外来户’窜到中国‘发财’，这些人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祖父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在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父亲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其实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不会要求别人怎样做，但他在1922年之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祖父的这种影响力，对父亲是很有效的。”梁启超在书信中提到，“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鼓励思永好好努力，“你将来学成归国机会多着呢”。
思永在海外学习期间，清华大学的李济、袁复礼在山西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这使梁启超对思永将来回国从事考古并取得开拓性成就更加充满信心。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9月，李济、袁复礼同赴山西进行田野考古，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了两个多月，到12月30日结束，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于次年元月初运到清华研究院，陈列在新设立的考古室。看到此次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梁启超很是激动，于1月10日写信给思永，信中介绍：“他们这回意外的成绩真令我高兴，他们所发掘者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层，地点是夏朝都城安邑的附近一个村庄，发掘到的东西略分三大部分：（一）陶器，（二）石器，（三）骨器。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近几年来（民国九年后）瑞典人安迪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建议思永回国好好学习考古学，将来“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他支持思永回国实习，并与李济具体联系，对实习事宜作了周到的安排。他希望思永利用回国之机，“把中国考古学的常识弄丰富一点。再往美两年，往欧一两年，一定益处更多。城里头几个博物馆你除看过武英殿外，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都是新近成立或发展的，回来实地研究所益亦多”。他希望思永和思成都埋头学术，“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相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
为思庄选择专业当参谋
梁启超在世时，思庄等其他子女还没到就业之时，但在他们选择所学专业的过程中，父亲也颇为关心。他向子女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但又要从子女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子女自己的志趣、兴趣。梁启超对思忠选择“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是这种态度，在思庄选择所学专业时也体现了关切而又开明的态度。
每当高考结束，家长们都会遇到如何帮助孩子选择专业这一问题。选择专业要看未来的就业前景，也要看孩子的兴趣，要看孩子的特点，总的原则是适合自己的孩子，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完全不顾孩子的志趣，完全不顾孩子自身的特点，只从功利上考虑什么专业更容易就业，难免会走弯路。完全不考虑未来的就业前景与发展空间，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不管是侧重从哪一方面去考量，都应该做到尊重孩子，可以引导，但不能强制。
梁启超很尊重孩子们的专业兴趣。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对所学专业更是如此，不能设想一个孩子对选择的专业毫无兴趣，而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1927年8月，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在选择专业时，梁启超想到生物学的前景，希望自己的女儿学习这门专业。他在信中说：“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业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兄弟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学生物学科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至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父亲虽提出了建议，但从信中可以看出还是很尊重思庄的，是一种征询的口气，还是让女儿自己做主。
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思庄一度选择了生物学。1927年10月31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表示：“庄庄学生物学和化学，好极了，家里学自然科学的人太少了，你可以做个带头马。我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还希望烂名士将来也把名士气摆脱掉，做个科学家。”后由于教授课讲得不好，思庄感到学生物索然无味，十分苦恼，便向思成谈了此事。梁启超得知后，心里颇为懊悔，后来写信给思庄：“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哥哥姐姐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有了父亲的支持，思庄又换了个专业，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