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战争、萧条与更多的战争过后，相继涌现了大批企业巨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对于在全球冲突中幸免的美国来说更是如此。
结果，美国企业蓬勃发展，规模与影响力日趋扩大。逐利的金融寡头与垄断组织应运而生，竞争的焦点日益从价格转移到创新型营销方面。资本盈余与产能过剩的出现，使得在传统型投资、生产及消费之外制造盈利机遇变得至关重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化的到来无异于向投机者伸出了援手。金融寡头们对美国经济的控制从工业转到了金融市场，市场上正上演着一场场赌博，其下注数额屡创历史之最。企业越来越被视为大宗资产，流动性越强越好。一个全新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格局逐渐发展起来，其目的就是开发利用金融市场。
它催生了众多新兴的市场，为那些流动性盈余，尤其是投机性游资开辟了一片崭新的热土（金融业、保险业以及房地产业）。游资不再热衷于早前诸如商品生产线、工业设备、运输基建和公用事业等传统领域。如此一来，利润更丰厚的投资机遇便应运而生，这些机遇在60时代末期还算是稀罕物——尽管它们本身也蕴藏巨大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债务规模呈指数增长。70年代，债务规模是GDP的1.5倍。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则翻了一番。截至2005年债务规模达到GDP的3.5倍，并且不断增长，接近44万亿。此后，新出现的金融工具与相关市场的数量激增，赌场资本主义顺势蓬勃兴起。像高盛等主要参赌者充分利用机会，通过投机、耍手段与诈骗赚得盆满钵满。越向前发展，被解除管制的市场数量就越多，而开启这一过程的就是美国第39届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很早以前，凯恩斯就曾警告：要当心“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而这种情形曾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经济萎靡，需要实行新的刺激办法才能使之好转。然而，由于工业无法创造出有利可图的机会，企业纷纷转向金融与投机市场。金融体系作出的反应则是提供了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金融工具，包括股票期货、期权、衍生品、对冲基金等。
自此，美国的新经济非但没有制造让生活更美好的东西，反而使得具有毁灭性的贪婪欲望更加肆虐，而私人无限度地制造货币对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足以成为毁灭整个国家的罪恶根源。
结果，迅速发展的金融统治阶层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如今，这一阶层比以往更具统治力，而其统治中心正是华尔街，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公然剥削全球各经济体，而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又痛宰投资者与房主，夺取一切散发着金钱气味的东西。
之前的时代与此截然不同。然而当新经济的概念落地生根时，就不再有限制了。不断膨胀的泡沫总有一天会爆炸。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当时危机的蔓延速度相当快，可与当下的危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危机则蔓延至全球，而且比报道的更加难以掌控。不当政策加剧了其蔓延速度，政府为了紧急援助银行而牺牲了长期的经济利益。
这无异于一个令人绝望、破绽百出的策略，但对于华尔街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在这里，被非法操纵的会计准则掩盖了企业损失，使得华尔街的利润得到迅速增加。
而且，美国政府一方面将利润装进私人的口袋，另一方面又让社会承担损失。政府为了华尔街的利益而牺牲了公众利益，试图通过某种骗局或空前的偷窃手段将公众的财富转到上层阶级，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死尸，并希望这样能发挥作用。
要从投机和债务生意中大赚一笔也需要采取相同手段。不过，最终它只是一个失败的游戏。债务扩张程度越大，经济就会跌得越惨——尤其是当我们无计可施而美国工人阶层被剥削时，情况更是如此。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便停滞不前，而且随着通胀加剧，其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退休储蓄等福利也遭受侵蚀。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家庭债务也有所增长，双职工家庭亟须维系。结果，垄断金融资本却使大众的生活日益悲苦，使人回想到2008年全球崩盘的状况，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以及具有破坏性的各种矛盾，尤其是金融化形式下的矛盾。
如今的金融资本失去了理智，它们肆意剥削、极具破坏性，使得生活在其下的全球人民饱受重创。结果，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下，数百万人家破人亡，它的威胁历历在目且不断扩散，其危害之大也超出大多数人所想象、记忆及知道的。这与本书中所赞同的观点完全背离（下一章将予以讨论），即重建并制定一项可行的体系来取代这支离破碎的体系。
将美国卖给华尔街
金钱买不来一切，但可以用数十亿的政治捐助买来影响力，而且大部分影响力都是这样买来的。仅1998年至2008年间，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公司、房地产公司以及保险承保集团（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先是直接斥资17亿美元，然后又增加34亿美元用于游说。它们所获得的回报有：
·不受监管。
·可以对金融衍生品以及无所不包的缩略字母证券垃圾进行投机买卖，这些证券包括资产担保证券（ABSs）、抵押担保证券（MBSs）、抵押担保债券（CMOs）、债务担保债券（CDOs）、信用违约掉期（CDSs）以及基金担保债券（CFOs）等。这些证券被分配、切割、包装、再次包装，然后分批卖给老练和普通的投资人。还有许多人在购买共同基金、交纳401k及养老金时，不知不觉地就上了当。
·可以合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保险公司。
·通过实行诈骗阴谋欺骗投资人与公众。
·在策划了经济崩盘后获取巨额紧急救援资金。
几十年来，华尔街与历任政府沆瀣一气欺骗公众，他们使用各种阴谋将公众财富转移给特权阶层。通过任命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为民航局局长，卡特延续了由尼克松和福特开始的解除管制政策。
1978年航空业撤销管制法案（1978Airline Deregulation Act）随后出台了。该法案解散了民用航空局，去除了行业限制，放宽了企业合并政策。继1976年铁路复兴与监管改革法案（1976Railroad Revit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Act）颁布后，货运与公路的管制撤销法案——1980年汽车法案（the1980Motor Carrier Act）与1980年斯塔格斯铁路法案（1980Staggers RailAct）也相继出台。
同时，通过制定1980年存款机构与货币管制法案（1980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nd Monetary ControlAct），卡特分阶段逐步废除了存款利率上限。卡特解除了新政施加的限制，使得随后的管理部门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在里根执政时期，能源管制撤销法案出台，主要是针对石油和天然气。之后在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又将重点转移到电力设施方面，结果导致物价居高不下、限电和安然丑闻出现。早些时候，1982年替代抵押交易平价法案（1982Alternative Mortgage Transactions Parity Act）的出台导致了特殊按揭贷款的产生，这种贷款的利率可以调整，或只需支付利息。它还可以提供为期数年的较低“象征性”利率，到期之后便可调至更高，常常使得贷款无法偿还，对于使用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①的低收入借贷者而言尤其如此。
1982年甘恩·圣日耳曼存款机构法案（1982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解除了对储蓄的管制，刺激了诈骗，以致储蓄与贷款机构危机随后而至。危机中，数百家银行关门，纳税人被迫承担16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损失。1987年，政府问责办公室（GOA）宣布：由于大量银行倒闭，储蓄与贷款储存保险基金已无力偿还。
1988年，全球监管机构强制规定了银行资本金储备下限，即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或第一次巴塞尔会议协议（BaselI），并在十国集团成员国中予以实施。（现在召开的是第三次巴塞尔会议。）
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与复苏法案（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and Recovery Act）废除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董事会与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将其转交给储蓄监督办公室（OTS）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该法案还建立了资产清理信托公司（RTC），以清算不良资产、履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董事会的保险职能并肃清有问题的体系。
克林顿执政时期出台了电信管制撤销法案。这使得媒体与电信巨头合并，为现行电视台的所有者提供了全新的数码广播频谱空间，同时促使有线电视公司加大了地方垄断。
解除银行监管
大萧条时期，1933年银行法案（Bank Act of 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促使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使银行存款保额增加到5，000美元，将商业银行从投资银行与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此法案包括其他旨在遏制投机活动的条款。
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Glass）是该法案的主要倡议者，他把参议员亨利·斯蒂格尔（Henry Steagall）拉拢进来。因为斯蒂格尔提出过旨在保护存款的修正案。格拉斯认为银行应当坚持放贷，而不是进行投机、交易或持有企业证券。他责怪银行家酿成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银行相继倒闭以及大萧条。1933银行法案很快通过，从而遏制了银行的投机行为。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这一法案便再也不能遏制银行的行为了。
虽然该法案的作用后来逐渐削弱，但它仍然能遏制银行的胡作非为，直到1999年被废除。这使得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保险公司得以合并。法案的废除促使了随之而来的大企业合并、欺诈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其他解除管制措施允许银行利用资产负债表外记账隐藏债务。
克林顿执政时期颁布了《1994里格—尼尔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案》（1994Rei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允许银行控股公司进行跨州经营。
1996年，美联储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重新进行了解释，允许银行控股公司从投资银行利润中获得25%的收益。1988年，花旗集团（Citicorp）与Travelers进行了合并，这是一家商业投资银行与一家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并，而为这一行为发放通行证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直到1999年才出台。
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获得通过，终止了对众多衍生品和杠杆化作用的管理监管，使互换协议及其他混合金融工具合法化。这一问题在当今种种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之前正是因为这种监管放松，才使华尔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赌场。
该法案还包括“安然在线”出现的“安然漏洞”。“安然在线”是第一个在线商品交易系统，它允许公司能够不受管制地进行能源和其他商品期货交易，实质上就是向公司发放了掠夺和欺诈证书。安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直到其“空中楼阁”轰然倒塌。
该法案还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期权、期货、掉期、期权证、长期股票期权、虚拟炒基金、互换期权以及不受管理的信用衍生品——这种衍生品主要指信用违约掉期——助推了肆意妄为的投机活动。
由于双方将不受管理的保险赌注下在公司是否会发生债务违约上，2008年4月11日，艾伦·布朗（Ellen Brown）在其发表的题为《信用违约掉期：正在上演的金融崩盘与今日特别推荐的衍生品灾难》的文章中问道：要是那些聪明的家伙设计出了信用违约掉期，却忘记确认一件事——万一对方无力支付，那该怎么办呢？
2007年年末，当金融危机降临时，投机者置若罔闻，导致一个“特大泡沫”的破灭。
新政改革曾立法阻止投机活动，疯狂的解除管制行为却为其保驾护航，使得它对全球经济造成持续的影响。其内容包括：
·前所未有的诈骗。
·内幕交易。
·虚报数据。
·庞氏骗局。
·伪造账目。
·肮脏的高工资和奖金。
·欺骗投资人、客户及房主，挪用公款和采取包括提供不能偿付的贷款等偷窃手段。
·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剩余的监管措施疏于执行。
·操纵市场。
·虚假的金融产品。
·大量的公众欺骗。
最糟糕的是，投机商至今都还逍遥法外，继续作恶。他们至少在紧急援助资金——美联储创造的货币和美联储储备金利息中获利124，000亿美元。
监管缺失，漏洞百出
新政改革方案被抛弃了，不过这些重要方案已经如预期的那样发挥了极大作用。继1933证券法案后出台的1934证券交易法案，要求根据《宪法》中的州际商业条款之规定对报价与证券销售进行注册。之前，它们都受州法律（即所谓的抵制诈骗的“蓝天法”）管辖。
1934年法律规定了金融证券二级交易办法，并根据该法案第四款之规定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执行新法案，之后又相继出台了1939年信托契约法案（1939Trust Indenture Act）、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1940Investment CompanyAct）、投资顾问公司法案（Investment Advisors Act）、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of2002）以及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2006Credit Rating Agency Reform Act）。
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的是执行联邦证券法，范围涉及证券行业、国家金融与期货交易所及其他电子证券市场，还有多种金融工具，其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不为人知的衍生品与其他形式的投机行为。原则上，其职能是揭露不法行为，确保投资人不上当，保护美国金融市场不受诈骗与其他滥用权力行为的侵害。
然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是在当时起到上述作用，之后便不再如此。在小布什与奥巴马执政时期，与其说证券交易委员是执法者，倒不如说它是金融推手，是纸老虎，而不是公众信任的捍卫者。它的行为包括：
·对诈骗与滥用权力的行为视而不见。
·保护华尔街而非投资人的利益。
·阉割其执法人员的权力。
·采取了自愿监管办法。
证券交易委员还纵容投资银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持有少量储备资金。
·自由使用杠杆。
·哄抬债务水平。
·自由运作，只是偶尔对犯罪者施加无足轻重的象征性惩罚。
有关金融诈骗的检举数量骤减，而实际上实力强、关系硬的公司从未被检举过。伯尼·麦道夫却是个例外，因为在他的“纸牌屋”倒塌后他曾向他的儿子透露了真实情况。而儿子们却以他实施了“庞氏骗局”而将他告发，他的做法与华尔街的如出一辙，只是规模较之小了一点。
无疑，奥巴马加剧了这些最恶劣的陋习的发展，而华尔街却免费搭了顺风车。这真是狐狸护鸡舍，囚徒守监所。监管者不履行职责，调查机构不作为，刑事诈骗被忽略。从来没有什么遏制措施被采用过，需要担忧的只有虾米小公司而不是麦道夫。美国政府保护了大企业，同时奥巴马又任命玛丽·夏皮罗（MarySchapiro）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主席。
夏皮罗此前曾花费数年时间推进华尔街的自我监管，并曾掌管金融行业监管局（FINRA），担任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主席、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掌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而且在撤销诈骗调查方面可谓行家。
在其任内期间，看不到任何诚实尽职的勤劳行为。作为一名资深的业内人士，她被选派制止这一切。华尔街与主流媒体为其当选鼓掌喝彩，因为她的上台恰好符合华尔街的利益。
而且，在美国掠夺横行的黄金时代，监管者对掠夺性的放贷行为视而不见，包括：
·践踏旨在遏制剥削性放贷及其他滥用行为的州消费者保护法。
·阻止受害者对发放掠夺性贷款的人进行起诉。
·纵容房利美、房地美及华尔街巨头肆意运营。
·允许其通过资产负债表外记账藏匿有毒资产（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还订立规则允许这一行为，证券行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及美国证券化论坛，大肆游说以保持这些规则一成不变；换言之，原本债务缠身的机构，摇身一变，成了信誉良好的企业，继续欺骗百姓）。
·允许其（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及其他公司）免费破产，以消除竞争。
·废除反托拉斯及其他监管条例。
·建立大而不倒的机构。
·允许其自由运营，不受实质性的监督。
信用评级机构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其与贷款发行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因此，他们忽视金融工具存在的风险，给它们较高的信用评级，而且还欺骗投资人，让其相信垃圾资产安全可靠。证券交易委员本可以对此予以制止，但他们却没有出手。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2006Credit Rating Agencies Reform Act）要求监管机构建立明确的指导方针，以决定哪家机构符合NRSROs（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的认可。
证券交易委员应当监督这些机构的账务记录情况，并防止发生利益冲突，但是却无法监管它们的操作方法，而且即使知道它们的标准存在瑕疵也予以批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监管机构与评级机构忽视其操纵市场的行为，而当为时已晚时才大喊这样做是违规的，继而承诺下次会提高警觉度。当然，除非真相大白于天下改变才会出现。但为时已晚，金融行家们除保留了原来的诈骗手段外，又继续使用其他诈骗手段，对某些旧手段进行再设计以使其看起来不一样。
继2008年贝尔斯登（美国投资银行）倒闭之后，特殊放贷机构向投资银行敞开了贴现窗口，接受各种各样的资产保证证券，作为抵押的主要是有毒证券。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称其为“现金换垃圾”。随后政府又相继推出了大量其他方案，包括：
·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2008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EESA）建立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旨在以不良资产换取优质资产。
·2008年，纽约联储管理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以无追索权形式向某些具有AAA评级的资产支持证券（ABS）提供高达10，00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证券由新进出现的消费者个人贷款与小额商业贷款支持。
·美联储购买了货币市场工具。
·推出了公私合作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Investment Program），以政府担保的形式对有毒资产购买进行补贴。
·以银行紧急救助金形式提供数万亿美元。
·提供零利率贷款。
·执行第一轮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无限期执行，直到贷款过剩达到崩盘的极限，摧垮全球经济。
华尔街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的日子。但对普通民众而言，随着美国愈发陷入萧条状态，这一延长的萧条期对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打击最为严重，日子越发艰难。自由之国比以往更为麻木无情，在长达30年的巧取豪夺中，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多数人，其吸取的财富数额达到自2008年以来的峰值，数额之大令人无法想象。
于是，你可以预期到：
·全球萧条愈演愈烈。
·经济、政治、社会及制度动乱持久延续。
·失业、贫穷、无家可归以及饥饿现象日趋严重。
·采取严酷镇压手段以遏制公众的愤怒。
这一切，归根究底是由于数十年来拥有特权之人购买政治影响力，获取空前的巨额利润；而其他人却遭受经济崩溃的恶果，其生活经历了灾难性的变化，包括美国中产阶级遭到毁灭。价格高涨让人们苦不堪言，而全世界的穷人承受着其中多半痛苦，他们一直都在为富人犯下的罪行承担高昂的代价。
进一步为企业解除管制
2011年1月18日，奥巴马签署了题为《旨在改进监管与监管审查机制》的总统行政命令，宣布进一步解除管制，本质上是不惜以公众利益为代价为企业谋利。
2月7日，奥巴马在美国商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对上述行政命令详细进行了阐述，承诺“取消过时的、不必要的监管程序”从而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相比动乱的20世纪20年代，企业可以更多的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并称：
我理解你们面临着的各种挑战；我理解你们顶着巨大的削减成本与维持利润的压力；我也理解你们对自己的股东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义务，季度报告也给你们造成了压力。我全都理解。
他不“理解”的或者不感兴趣的是日益膨胀的人类需求。然而，他只关心企业净利问题，而当国家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时，任何领导人都不应该把企业净利看得比几百万受困群众的痛苦还要重。他这样做是在加重危机。
事实上，奥巴马是在为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利益奔波。他就自己特别在意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及“清除挡在你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废除“过时且不必要的监管措施”，目的是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不管公众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轻蔑地说：
我已命令在政府范围内进行审评，如果政府文件中有的规定毫无必要且阻碍了就业岗位的增加和经济增长，那么我们将予以修订……我还命令各部门寻找多种方式，以便灵活监管小企业。
这些话语预示他将尽可能让政府照顾各方利益，如果他已经造成的破坏中还有残留的储备物，就全部捐出去。
2011年5月26日，路透社作者阿利斯特·布尔（Alister Bull）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采取措施简化企业繁文缛节》的文章，称奥巴马公布了一项方案，旨在为企业节省“数十亿美元”，以期平息“企业对于监管压力过大而产生的怨气”。
奥巴马的“监管体系”
尽管在环境问题上予以妥协，以牺牲公众安全为代价，而且对公众的福利问题不管不顾，但三十个联邦机构仍联合提议，要求废除或更改数百个监管条例来为企业谋利益。
虽然细节尚不确定，但几项提议的内容包括如下：
·对于各州提出的在加油站设立大气污染蒸汽回收系统的要求，予以免除。
·终止“过期”的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条例。
·允许企业不必对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进行长达190万个小时的监管报告。
·降低铁路与其他安全设施的安全标准。
·强调首要之事比公共利益更重要。
·确保今后的放松监管措施符合当前提议。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主任雅各布·卢（Jacob Lew）表示：
处理文书工作与撰写财务报告所承受的压力不小……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开辟新的企业经商模式的起始阶段。
对于“一些将会为企业节约时间、金钱和资源，为企业解决头疼问题的常识性建议，美国商会”拍手称赞，并又补充了更多需要采取的措施：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方案，能够让不完善的现有监管体系更灵活、更顺畅、更负责。
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立法主任斯科特·施莱辛格（Scott Slesinger）回应道：
设立监管体系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公众的健康与幸福。任务人提出的任何调整都应当经过仔细的评估，以确保其首要保护的目标是公众。
值此关头，保护公众安全的整个体系已遭受国会中一些议员的政治攻击，我们将对这些具体调整进行仔细审查，以确保联邦各机构继续把公众利益置于首要位置。
截至目前，在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奥巴马倾尽心力，可是他却忽视了对公共安全与福利问题的处理。
货币也疯狂
财务专家兼投资者安全倡导者马丁·韦斯（Martin Weiss），将他大部分时间用来解释全球经济危机是如何将整个金融行业击垮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危机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投资与消费银行、经纪行、抵押贷款及保险公司倒闭或濒临倒闭。
“想想看”，他说，“世界上金融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批公司，各个都倒闭了，破产了。”
如今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危机“突然地、奇迹般地”结束了，全球经济重获健康，继续增长。再想一想，金融衍生品这枚定时炸弹依然存在，各大主要银行账目表上的巨额呆账也还未消除。最重要的是，政府与美联储的糟糕政策丝毫没有收敛的趋势。结果，华尔街的债务危机如今转嫁到了美国政府头上。这就是破产的金融巨头对美国及其他主权国家的所作所为。
韦斯认为，最糟糕的是，如今的债务危机是美元危机，因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上任112天内使美国的货币储量翻了一番，并还在扩大。他的前几任则是用了5，012天才做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将这些储备用于促进生产力增长方面。这最终招致了“整个美国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对伯南克重大渎职过失的起诉令人震惊，称其牺牲整个经济的利益保护了华尔街。
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千年虫，美联储在三个月内将货币储量增加了730亿美元。“9·11”事件发生后，美联储在不到两周内又增加了400亿美元的货币储量。相比之下，伯南克的做法是在不到四个月内创造了10，000亿美元，之后又新增数万亿美元——然而，用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却少到几乎没有。
而且，在千年虫与“9·11”危机过后，通过迅速注销额外增加的流动资金，美联储扭转了其货币注入政策。伯南克却背道而驰。结果，货币储备量达到空前的高度且仍在增长。
从2008年9月到2009年2月，他推行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货币储量激增了13，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紧随其后，他宣称又增加了6，000亿美元。事实上，在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前几个月，货币储量就已经超过了9，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伯南克承诺会制定出一个“退出策略”，而事实上从未制定，只是制造货币的行为变得更加没有节制。因为“通胀率太低”，而事实上该数据比经过处理的CPI数据还要高出很多。除了要支付房租和学费外，任何购买食物、燃料、电、医疗保险、处方药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人，其实都明白政府数据隐瞒了什么。美国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且只增不减，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担。
2011年2月，机构风险分析公司的克里斯多夫·瓦仑表示：美联储紧急援助银行与人为保持低信贷成本的时间越长，“我们所处的集体困境就越糟糕”。
分析师马丁·梅耶（Martin Mayer）曾告诫过美联储不要为非作歹。然而，在失去控制的流动性资金的汪洋之上，伯南克却在加速食品、能源、战略性商品和股市泡沫的膨胀。而且，正如梅耶所解释的，通过“在立法机构中迂回进攻”，伯南克破坏了经济稳定性。难怪忧心忡忡的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在2010年10月表示：
我感到不安，看到了极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执行这样一项货币政策时。它可能会使穷人、工人及储户的收入被转移到富人手中。习惯储蓄的老年人及其他人将什么都得不到，而大的债务人以及大而不倒的寡头银行却能从他们的补贴中渔利。
那些认为伯南克已经失去所有信誉的其他决策者和分析师也有同感，不过遗憾的是他们的数量太少。尽管没有犯错，这家伙早晚会得报应。一路飙升的金银价格，跌跌不休的美元面值，无力还债的各州和各城，日益加剧的贫困，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其他令人不安的迹象随处可见。如今的复苏只是幻想。本书第八章已对此着重阐述，认为衰退已然过去，萧条却初露端倪。大街小巷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一切。
结果，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这两位最糟糕的美联储主席将会被人们记住，他们必须承担摧毁美国的责任，因为在其任内美国并未出现长期的繁荣发展趋势。他们二人却认为只要华尔街蒸蒸日上，其他事情便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