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北大任教时，才27岁，很多学生对他心存怀疑，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凭什么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
当时的顾颉刚见老师跟自己年龄相当，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这一做法引起学生们不满，有人甚至提出不再上胡适的课。但顾颉刚还算个有心人，他坚持听了几堂课，结果大喜过望，对胡适从此心悦诚服。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
他跟要好的同学傅斯年说：“胡先生讲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也感到胡适确实与众不同，他赞同地说：“胡先生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于是两人力挺胡适。
顾颉刚虽然读了不少书，但跟那些老先生一样，是个“两脚书橱”，自听了胡适的课以后，他才有意识地有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这个发现让他欣喜若狂，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当为有系统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
在一封家信中，顾颉刚也吐露了对胡适的仰慕之情：“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顾颉刚与胡适的学问也是密切相连的。民国九年秋天，东亚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有胡适写的长序。顾颉刚读了序，大有启发，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会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读了胡适的长序，顾颉刚开窍了。他想：用老师的研究方法，不是可以梳理很多从远古一路流传下来的故事吗？比如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比如《列女传》里的故事……他想：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他说：“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去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正是在胡适的启发和引导下，顾颉刚发现了这种“新的眼光”，从而开始探索古代历史并对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这种“新眼光”让顾颉刚运用材料游刃有余，不再被材料所限了。
7.“柴狄的方法”——历史科学的方法
【题解】
本文是胡适1958年4月26日在台北地质学会年会上的演讲词。原载于1959年3月台北《“中国”地质学会会刊》第2期，收入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胡适全集》演说分册及胡适纪念馆编辑出版的《胡适演讲集》上册。
胡适是人文研究学者，但他兴趣广泛，同时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次演讲中，他找到历史研究与地质研究的结合点，即共同点，指出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柴狄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文】
今天本人能参加这次地质学会年会，甚感荣幸。同时看到内容丰富的会刊，更觉高兴。本人对地质是外行，没有什么可讲；但因我和地质界许多位老前辈们都有深交，所以对过去地质学会的工作情形，特别清楚。本人尤其赞佩地质学会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对贵会前途寄予无限的期望。
地质学、古生物学皆属于历史科学，本人特在此提出1880年赫胥黎关于研究古生物的一篇有名的讲词《柴狄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Zadig）的故事来谈谈。
赫氏所讲故事里的“柴狄”是法国一位大哲人伏尔泰（Voltaire）做的小说里的主人翁，在这书中柴狄是一位巴比伦的哲学家，他喜欢仔细观察事物。有一天他在森林中散步，恰巧王后的小狗走失了，仆人正在找寻，问柴狄曾否看到。柴狄当时说那只狗是一只小母狗，刚生了小狗，并且一只脚微跛。仆人以为那只狗一定被他偷藏了，就要逮捕他。这时又有一群人来找寻国王失去了的马，柴狄又说出那马是一匹头等快跑的马，身高五尺，尾长三尺半，马蹄上带着银套，嘴衔勒上有二十三“开”金子的饰品。于是他就以偷窃王家的狗和马的嫌疑被捕了。在法庭上柴狄为自己辩护，他指出：他根据沙上的痕迹就可以判断那狗是刚生小狗的母狗，左后足是跛的；又根据路旁树叶脱落的情形，可以判断马的高度，根据路的宽度和两旁权贵破碎的情形，可以判断马尾的长度；马嘴曾碰石头，那石头上的划痕，可以推知马衔勒是二十三开金制成；根据马的足迹可以判断这是一匹头等快跑的马。随后狗和马都在别处找到了，柴狄无罪被释。赫胥黎说：古生物学的方法其实就是“柴狄的方法”。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天文学家所用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观察推断的方法。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都是“历史的科学”，同样根据一些事实来推断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
1959年1月，胡适（右二）、梅贻琦（右一）、蒋梦麟（左二）在台湾中南部考察建筑。
历史的科学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有什么分别呢？实验的科学可以由种种事实归纳出一个通则。历史的科学如地质等也可以说是同样用这种方法。但是实验科学归纳得通则之后，还可以用演绎法，依照那通则来做实验，看看某些原因具备之后是否一定发生某种预期的结果。实验就是用人工造出某种原因来试验是否可以发生某种结果。这是实验科学和历史科学最不同的一个要点。地质学和其它历史的科学，虽然也都依因果律，从某些结果推知当时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但历史科学的证据大部分是只能搜求，只能发现，而无法再造出来反复实验的（天文学的历史部分可以上推千万年的日月蚀，也可以下推千万年的日月蚀，也还可以推知某一个彗星大约在某年可以重出现。但那些可以推算出来的天文现象也不是用人工制造出来的。但我曾看见一位欧洲考古学家用两块石头相劈，削成“原始石器”的形状）。
1958年12月7日，胡适在台中中华农学学会等联合年会上演讲。
正因为历史科学上的证据绝大部分是不能再造来做实验的，所以我们做这几门学问的人，全靠用最勤劳的工夫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工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
这种功夫，这种方法，赫胥黎在八十年前曾指出，还不过是“柴狄的方法”。柴狄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用常识来推测的方法。赫胥黎说：“游牧的民族走到了一个地方，看见了折断了的树枝，踏碎了树叶，搞乱了的石子，不分明的脚印，从这些痕迹上，他们不但可以推断有一队人曾打这里经过，还可以估计那一队的人数有多少，有多少马匹，从什么方向来，从（往）什么方向去，过去了几天了。”
历史科学的方法不过是人类常识的方法，加上更严格的训练，加上更谨严的纪律而已。
【点评】
科学都是相通的。在胡适眼里，地质学、古生物学都属于历史科学，他本人虽然研究的是文史哲，但研究方法是实验的，讲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柴狄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即仔细观察，根据常识推断事物。胡适认为这方法同样可研究历史。它看似想当然，但实际是长期观察、准确掌握事实和证据并进行科学推理的结果。
胡适同时指出：历史研究的证据只能去搜求，而且证据不能复制，地质科学则可以不断假设和反复求证，证据也可复制。所以，历史研究者要想出成绩，只有苦寻材料，严谨研究，才能出成果。
1958年，台湾“中研院”建立，胡适任院长。
【链接】
唐德刚：“胡适是当代第一人”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不仅成绩一流，也做出很多开拓性贡献。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此书以西方的科学方式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树立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范式，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虽然该书只有上卷，但其成就和特色，都足以为后世学者所模范，为后世学者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蔡元培、梁启超等大师都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后来成为哲学大师的冯友兰，虽与胡适有些思想分歧，但晚年时也承认：“我们还是受胡适这本书很大的影响。”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讲的是哲学史大纲，但对它感兴趣的人远远不止学哲学的。当时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中国哲学史大纲》，致使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加印多次，影响非常大。
尽管冯友兰等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系统、深入方面超过了胡适，但是并没有离开胡适所创立的这个基本方式。冯友兰晚年写回忆录也承认：“我们还是受胡适这本书很大的影响。”
此外，胡适做的《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研究，也是开拓性的，都起了示范作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使红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开新红学之序幕，形成《红楼梦》研究热，使“红学”成为“显学”，进入现代学术的范畴。而他的《水浒传考证》也启发了顾颉刚去搞古史辨，最终成为历史大师。所以说，胡适对于中国新学术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为现代学术研究打开了门径。
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一篇文章里，却浓缩了很多问题，而且把它们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个本事是一般学者没有的。
很多术有专攻的学者，对胡适是很佩服的。别的不说，就是历史大师陈寅恪，也很佩服胡适。1940年，蔡元培去世，要补选“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当时陈寅恪曾对朋友说：“如果要选一个自然科学的领袖来当院长，那我选李四光；如果要选一个文科的学者当院长，一定要选胡适。”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这样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居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8.“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方法
【题解】
1952年12月，胡适在台湾大学有过三次演讲，分别于12月1日、5日和6日三天进行。
本文是12月1日的第一次演讲，作为三次演讲的引言，主要讲治学的方法。原载于1952年12月5日的台北《中央日报》。
1952年11月19日，胡适与前来松山机场迎接他回台湾的“中国”公学校友合影。
【原文节选】
……
我看到讲台前有很多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