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归封，管归管。在宫里画个圈圈，告诫那些不守规矩的李唐皇室成员：你们都要在里面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别给我生事，不然后果自负。
武则天的一系列举措，还是收到了效果，冰冻的朝政开始慢慢有了复苏的迹象。武则天已经五十七岁了，可是超越实际年龄的飞扬姿态以及有力的动作、不见衰老的美貌和充满旺盛精力的声音；加上大胆的构想、机敏的头脑以及掌握三十年大权，由政治手段所产生的信心和威严，使她在群臣之间，营造出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拜女神的气氛。在李敬业之乱平定后，这种气氛变得更加浓厚。
在内宫中，太后武则天的日常生活一如过往，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同时又具有开明英主的气度。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国家法律条文进行拾遗补阙，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
一年内制定那么多法律条文，显露出武则天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天大的笑话。一直以来，她强调以德服人，不要挑动人与人斗，更不能滥用刑法。可在现实世界里，这些充满仁慈的话语像是一个讽刺。
何谓政治家？不说谎，不耍阴谋还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吗？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连最基本的生活形态都无法复原。这些法律条文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大力倡导女权，男女平等。
早在上元年间，武则天就已经在她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做过类似的阐述。其中有一条，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当时武则天提倡母权，是针对太子李弘，为她今后掌控政权打下基础。虽然当时的建议并没有正式实行，但这次却正式编入朝廷法令，全国推行。
这一年的正月，大唐的著名军事将领一代名臣刘仁轨驾鹤西去。武则天长叹一声，从此朝堂之上再没有人能够牵绊自己，她会飞得更高。
随着李敬业叛乱的平息，帝国权力系统内部也逐渐进入自我修复阶段。可每个人的内心并不平静，这件事留下的阴影在武则天的心中也久久未能抹去。
虽然武则天已经通过剿平叛乱，大肆剪除异己分子，可李唐门阀的根基并没有真正受到冲击。那些世袭显贵和遭受贬谪的旧臣们暗中勾连，并与朝中权臣幽通款曲。
让武则天日益感到不安的是，她在朝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正在受到无形的钳制，一些有血性的朝臣更是各行其是，对她的革新计划置若罔闻。
真正让武则天害怕的并不是李敬业这个人，而是由叛乱事件所传递出的信息。几个书生居然能在一夜之间集合十万人马兴兵举事，而朝廷在此之前竟然毫无觉察。由此可见这个庞大帝国的中下层机构已千疮百孔，如果不能及时了解各地的隐情，防患于未然，克敌于未发，类似的凶险之事还会不断发生。
要理顺这个积重难返的陈旧体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即便武则天决意清理，朝廷各部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亦会竭力抗拒，他们或阳奉阴违，或敷衍了事。
武则天意识到，到了利用民间势力发动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时候了。
武则天决定全面实施自己的“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她要巩固自己的权位，让帝国官员都成为自己的拥趸。
第二步，她要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她要让上天告诉世人，她才是真正的圣王。
第三步，她要拉拢天下的知识分子为自己造势，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最懂得如何给世人洗脑。
武则天的称帝之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平李敬业叛乱，杀裴炎、斩程务挺，这些都是铺垫，下面才是实质性阶段。
3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正月，武则天下敕：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也就是说，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武则天一人裁决处分。
二月，武则天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用具。
按照唐朝制度，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不夸张地说，鸣冤者如果击鼓立石，可直接传到武则天的耳朵里。但以前设有专人看守，一般人要想击鼓立石，不想办法疏通皇宫安保人员，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
现在撤除防守，只要有冤情，击鼓之人就可以随便敲。如果学过打击乐的，直接敲出曲调，那更是妙不可言。此举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
这样御史的权力就大大地削减，只有接受申诉的权利，然后直接上报中央，处置权在武则天一人手里。武则天成功将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全面收归，可以说，唐朝的君权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则天曾经颁诏宣称自己作为皇太后不再临朝称制，朝纲大权皆由皇帝定夺。这一年的正月，武则天真就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还政皇帝！
这本来是每个人都希望的，朝臣们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反应最大的当数李旦，三位兄长的命运，两年宫中的囚禁生涯，让李旦早就死了心。如今武则天居然突破游戏规则的玩法，让他大感意外。如果让他选择，在当皇帝和安全地活着之间，他宁愿选择活着，也不愿过把瘾就死。
果不其然，那些敏锐的官员很快就察觉到这纸诏告不过是武则天做出的一番伪姿态。李旦素来敬畏母后并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是绝对不敢借机收还皇帝大权的。他也知道母后还政绝非诚心，不过是试探自己和那些大臣们的态度。
内心平静下来后，淡泊而温厚的睿宗李旦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不要皇权。李旦无意改变傀儡式的地位，三次恳求武则天改诏继续紫帐称制，他连夜写出表章，第二天就上表，请武则天收回成命，自己不愿意收回执政大权。在收到睿宗的上表时，母子之间曾经有过一番轻柔却又肃杀的谈话。
武则天试探着问：“外面有人攻击我抢了皇帝的大权，现在我把它交还给你，你为何又不要了呢？”李旦平静地说：“母后深知儿臣生性淡泊，无法担负如此重任，社稷之事唯有母亲执掌才可令我高枕无忧。”
几天后睿宗李旦写的表章被驳回，武则天不同意他的想法。皇权是皇帝的，而我不是。
睿宗李旦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母亲是在用行动敲打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皇权在谁手里，谁就是真正的皇帝，而他别无选择。母后敲打他，是因为他做的还不能让母后满意。一时间睿宗李旦陷入慌乱，不知道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睿宗李旦又接连上了两道表章，把自己糟蹋成一个毫无能力的昏庸之人，如果君权交到自己手上，只会祸国殃民，只有太后的雄才大略才能给大唐帝国带来风调雨顺。
武则天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之，她继续道：“我知道你语出真心，但我不知道你日后会不会后悔？”
睿宗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了母亲的试探，他看见母后骄矜的笑容难掩欣慰自得之色，他知道他的拱手让政是母亲等待的结果，现在他们母子双方都可以松口气了。
而朝野之上对太后弄权的攻讦和讽刺从此会大有收敛之势，一些血气方刚、仗义执言的皇族和朝臣的嘴将被堵上。李旦了解母后的百般手段，所以他不会为了当这个皇帝，与之玩命。他三次奉表辞让，让武则天很是满意。
武则天装出很无奈的样子，重登紫宸殿召见皇帝：“如今皇帝服丧期满，叛乱也已经平息多年，我也是时候把朝政交还给你处理了，你为何还要推辞？”
睿宗李旦一脸的虔诚，万分地诚恳：“母亲应该知道儿子，生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李唐社稷只有在母亲的执掌之下才能长治久安。”
李旦的这番话得到了武承嗣、韦方质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表示，皇帝工作太辛苦，作为母亲不能这么狠心折腾自己的儿子。太后为天下计，为皇帝计，都应该继续执政。
武则天怜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李旦，无奈地说：“既然皇帝决意辞政，那朕只好继续辛苦下去了。”
朝臣们的心中都有一句同样的感叹，太后真是一个演技派啊！
武则天收回成命，王者归来！
武则天手戴魔戒，宣布大赦天下，让老百姓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她的执政成果。大赦天下的欢呼声直入云霄，老百姓并不关心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他们衡量一个君王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让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太后武则天暗自高兴，自己总算渡过了信任危机。而李旦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可以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对平日里舌灿莲花的大臣们来说，他们失去了攻讦武则天的理由。说什么呢？人家母子情深，母亲为皇帝儿子分忧，人之常情，谁的儿子谁不疼。对李旦来说，常常受这样的刺激并不是愉快的人生经历。
紫宸殿不属于自己，他只想躲进洛阳宫里那间小小的殿宇，那里才是自己的避风港。
垂下的紫帐继续笼罩着大唐帝国，武则天早就厌倦了世人对自己女性角色的定位：李治的寡妻，李旦的母亲，武家的女儿。
经过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的休养生息，武则天向着自己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的冲击。武则天开始拿出她的看家本领——织网，她要织的是一张可以覆盖天下的大网——情报网。
当年扳倒王皇后，她就是依靠这张网，但这一次她需要一张更大的网，更结实，要捕获更多的鱼。她要在全国范围组建自己的情报网，掌握更多的民间动向，进而主宰社会舆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一步鼓励民间上言。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这就有了铜匦上书。铜匦类似于今天的检举箱，用铜浇铸，咬不烂撕不毁。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李敬业举兵反武则天，鱼保家还曾为李敬业效力，制作武器。李敬业兵败，他却被赦免。技术型工人，在人才市场上永远都是“香饽饽”。
两年以后，鱼保家又迎合武则天“欲大诛杀以威之，盛开告密之门”的心理，设计了这个新产品。不用说，武则天很中意，买断专利。这位侍御史之子脑筋相当灵活，转变也够迅速。学有所长，术有专攻，鱼保家会搞设计。但他就不懂成语，尤其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在他制作的铜匦里，有一封来信是告他的，当年为李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众。
鱼保家被搞得没脾气了，史书用“遂服诛”三个字，就让他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其父鱼承晔也被贬为仪州司马。
鱼保家设计的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无法收回，只有武则天可以拆看。
东方为延恩匦，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马屁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有些话可以说，有些不可以说，分寸自己把握，后果自负。
西方为申冤匦，喊冤者专用信箱，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太后给你做主。
北方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有治国良策别憋在心里，憋坏了身子事小，耽误了国家振兴事大。
这种类似邮局信筒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然后用特快专递送达武则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
后世有人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告密，或称上变，古已有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算缗令，对顶有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准许别人告发。告发者将被赐予没收财产的一半。这时候的告发是一种经济性的，而隋唐之际的告密是政治性的，被告通常是朝廷官员，被告发的问题通常与谋反有关。
贞观年间，发生了奴告主的现象。太宗李世民不喜欢这种现象，他曾对侍臣说，奴告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是大恶之行，必须禁绝。如果今后再发生这种事，不需经过官府受理，直接将告发人斩杀。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出征高丽，到达定州。有人向西京留守房玄龄告密。房玄龄问他：“你要告发谁？”来人说：“就是你。”房玄龄不再追问，派人把这个人送往定州。太宗听说有告密人要来，说来人一定是告房玄龄的。告密者到达以后，果然是告发房玄龄的，李世民立刻将此人腰斩，并封了两把刀，交给房玄龄说：“以后如果有类似事件，你把来告密者腰斩好了，不必送来我处。”
在太宗李世民看来，告密的内容是以下犯上的谋逆之罪，而告密本身同样是以下犯上的忤逆之行。如果让告密者一再得逞，那么就会导致以乱治乱。对于一个政治生态和谐的帝国，告密显然是不可取的。
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主要是为了“媚众”，取媚士族地主。武则天的本意是希望以匦检制度广开言路，掌握民情动向。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生了质的转变。
自从李敬业谋反后，武则天就怀疑天下人都在找机会对付自己。加上自己忙于政务，忙着与面首们颠鸾倒凤，李唐宗室和大臣们内心不服，她掀起的清算风暴不能刮一阵就消停，要常刮，刮得天地变色，血雨腥风。
她要造成一种人咬人、人咬狗的大乱之象，大乱方能大治。扬州事变之前，李敬业的叔叔徐景文派人到东都，揭发李敬业的谋反活动，其实这也是一起告密事件。扬楚事变中，刘仁轨托姜嗣宗带表疏与武氏，说嗣宗知反不告，也带有告密性质。但这时的告密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还没有被发动起来。
在武则天看来，要把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发动起来，则必须使告密制度化，同时要解决告密者的政治待遇。告密者的目的，往往是想从中捞取富贵。